基督教与中国
编者按：梅电龙（1901～1975），湖北黄梅县人，又名逸仙，笔名龚彬、笈越，化名张柏生等，1926年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商业经济科。五四运动时期投身于学生运动，为武汉学联发起人之一。梅电龙曾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徐家汇支部第一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梅电龙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基督教与中国》首先发出了两个疑问：一、基督教进入中国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为什么在前两百多年的历史中默默无闻，却激进于短期的八十年内？二、鸦片战争后，基督教的发展进于中兴阶段，自此之后中国外交每失败一次，基督教的势力就发展一次，原因何在？接下来梅电龙从历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寻找问题的答案，最终他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基督教的发展有着不解之缘，同胞们不能忘记“基督教在最近八十余年间协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件一件的惊心触目的事实！”
原文载《反对基督教运动》，1924年10月
自明朝中叶意大利天主教利马窦来华宣教后，中国已与基督教发生关系，经明清以至现在，约三百四十馀年。共发展的次序，大别之，可分作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明神宗时代至鸦片战争（一五八二——一八四一）
第二时期 鸦片战争至庚子联军（一八四二——一九〇〇）
第三时期 庚子联军至现在（一九〇一——一九二四）
第一期可名之为基督教黯淡时期；第二期为渐兴时期；第三期为极盛时期。此三期中，第一期约亘二百六十年之久，总合二三两期所经过的时期，尚不及其三分之一；而当时拥有特权的君主，不但不加以排斥，且为之竭力提倡。明代的恩宗，清代的康熙，便是其例。然而基督教事业终不见因此而有进步，乾嘉以后，更是衰落不堪，不但没有前进的希望，而且有逐渐退化的趋势。此二百馀年之长期中，基督教对于中国，可谓没有丝毫的影响。
鸦片战争，情势突变，基督教势力逐渐蔓延于两广一带。五口通商，他们的势力亦随与俱来，沿海各埠也高悬着基督教的旗帜了。自后进行日急，中国外交失败一次，基督教势力便向前发展一次，蔓延至于腹地。庚子战役，发展得更快，虽西藏，青海等边鄙之地，也有基督教徒的足迹，国内通商各地，无处不有他们所办的文化侵略事业。全国已具基督化之危险了。到了现在，更有惊人的进步，一九二三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一千七百十三县中还没有占据的，只有一百二十六县，其馀的都树了基督教的旗帜。”又据一九二三年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之报告：“耶稣教所设立小学中学全国合计约六千八百九十所，学生十九万九千六百九十四人，更加专门以上及其他学校，计七千馀所，学生共二十万零五千馀人。”此外天主教会所办学校学生总数，约十四万四千三百馀人，合计约三十五万人，而最近一二年间，新增之数目，尚未列入。可知基督教势力之不可侮了！因此我们不能不有下列两个疑问：（一）基督教流入中国，即有三百四十馀年之历史；何以不发达于长期之二百六十馀年中，而激进于短期之八十馀年内？
（二）鸦片战争，基督教之在中国。遂由衰落而进与中兴，且自后中国外交失败一次，基督教的势力即发展一次，宗教与政治为什么互为因果？就表面上看去，上面两个问题，似乎极不容易解答，而且无从解答，但是过去二百馀年的历史和最近的世界大势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种稀奇神秘没有根因可寻的事。十七世纪的欧洲，是由行将崩坏的封建制度而进于资本制度的过渡时期。中世纪垄断把持和封建政治相依为命的基督教，也不为新兴资产阶级所重视。而同时又因当时的生产事业仍是以农为本，除了工业先进的英吉利而外，只有小规模的工业，并且有好些国家的工业，仍搁浅在家族手工业的时代。像这样帝国资本主义条件没有完成而且仅有萌芽期的欧洲，尚无远向东方进展的企图，自用不着基督教。
十八世纪的初期，欧洲的资本主义已略备雏形，因为蒸汽的发明，家庭工业渐就崩坏。自十八世纪的末叶至十九世纪的初期，已完成了空前的产业革命。但发现了新大陆，宰割了南非洲印度海洋洲，而向极东发展，尚未成为必要，没有后盾的基督教，任你如何提倡，决没有进步的希望。所以明末清初的时候，以堂堂专制君主制保证，仍是效果极小。
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产业发达一日千重，科学也进步极快。一八三八年已有横渡大洋的汽船，一八四〇年，更开始了空前的铁路交通，工业发达得交通之助，完成了经济制度。美洲，非洲，欧洲和近东亚洲的市场已不够，经济的帝国主义，势力不得不开入酣睡沉沉的中国！而他们进行之第一步，更不能不利用从前唾弃不顾的基督教，来做他们进攻的先锋队！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鸦片战争后中国基督教势力之所以能猛进，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从战后列强对于要求传教自由之尽力，愈足证明上面那话之不错。
鸦片战争失败，缔结南京条约。帝国主义闯入中国的初期，对于协约的明文，虽尚不敢强迫中国加入保证基督教的条款；但一八四六年——道光二十六年——清宣宗皇帝所下保证天主教士，发还教堂营地的上谕，不能不承认受了鸦片战败的影响。
还有一件极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一八四三年以前，中国境内仅有旧教徒的足迹，其时新教虽已东来，抵不过在东印度群岛和海峡殖民地一代的中国侨民间宣传教义，尚不敢贸然来华；但是鸦片战后，情势乃大不同，自南京条约缔结之次年——一八四三年——他们在香港开第一次宣教师大会，决定对华传教实施方针后，便开始实行向华发展；到了现在，他们的势力，早已凌驾于旧教之上，成了基督教对华侵略的中心了！追本穷源，实为鸦片战争所赐？
这些不过是帝国主义初期进攻的结束，已暗示我们说：“侵略与基督教结有不解姻缘。”若再看以后进行的步骤，更加显著：
一八五八年的英法联军，为帝国主义向中国进攻的第二期。这一次的天津条约，老实不客气地强迫将保护基督教的条文列入了！中英条约之第八款说：
“耶稣教，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后凡有传教学生者，一体保护；其安分无过，中国官吏毫不得苛刻禁阻。”
从上面的语气中，可看到帝国主义的列强对于基督教的保护，是很显著的。什么“一体保护”，什么“毫不得苛刻禁阻”！所谓的是什么？
中英条约，尚是一种含混概括的规定，远不及中越条约之严密苛刻。中越条约第九款说：
“凡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遵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传教士乃得深入内地，横行直撞，包揽诉讼，欺侮平民，引起人民之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就好借口进行其侵略。
法国在一八六〇年，又强迫我国订立中法续约，其第六条款说：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昭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任法国传教士在个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
这样，传教在内地就成为一根深的事业了；传教之根越深，人民之受压迫就越厉害，反动之力就越大，而帝国主义越有所借口。
不但如此，一八九七年美国公使丹培答复甘肃教士要求在华经营商业说：
“现在外人在内地营生，尚无条约规定，惟实际则外国教士可操寻常职业。……传教者可设印字馆，订书局，职业学校，工作所，商店，药房等……”
看这几句话，就知道传教是经济侵略之一部了！外国公司在商埠侵略还不够，要教士在内地帮忙，非至中国全部血肉被吸尽不可！可怕！可恨！
以上都是从条约上，外交上，看到帝国主义对于基督教保护利用，不遗余力。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展一天，基督教势力也随着伸长一天。但同时从他方面观察，也可看帝国主义的每度进攻，没有一次不是基督教做他们的导火线。
（一）一八五八年英法联军，破天津，入北京，烧圆明园，清帝出奔热河。战败的结果，割九龙，扩充租借地七处，赔款一千六百馀万两。这是由于法国借口在广西杀了二个法国教士。
（二）一八九七年德国派舰队抢占胶州湾后，各国纷纷向华要索，于是俄租旅顺，大连；英租威海卫；法租广州湾；各国列强划势力范围，中国已兆瓜分之局。这是由于德国藉口于山东曹州杀了二个德国教士。
（三）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役，更证明是中国人民不甘教徒虐待的一个反动，逐演成了八国联军保卫的痛剧！城下之盟，赔款九万八千馀万两，断送了国家命脉之关税主权！使中国受着永远不能解脱的无形束缚！
总之：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基督教势力的发展，而教案之发生，又是帝国主义利用以发展势力的好题目，双方步骤，一致不乱。
再从反面证实，佛教倡始于印度，隋唐之际，方才发达于中国，再由中国而传于日本；中国之知佛教，实先于日本。为什么庚子联军以后，日本公使居然向中政府提出准许日僧来华宣传佛教之要求？一九一五年用哀的美敦书所迫订的二十一条，为什么也列入允许日僧传教之一款？该约明文说：“中政府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布教之权。”这不过是抄袭欧西帝国主义侵略之老文章，要利用传教做侵略之手段而已！中国受基督教之厚惠已经够了！割地赔款……都是基督教到中国来，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为国家计，不得不起来反对基督教！同胞呵！请你勿忘记“基督教在最近八十馀年间协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件一件的惊心触目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