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学对“乡土社会”的发现

从时间上看，雷德斐尔德在20世纪20年代末即已作为人类学家进入所谓文明社会从事田野调查。雷德斐尔德的一生，从受教育到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1926年，他开始在距墨西哥城不远的泰普兹特朗（Tepoztlan）村庄从事调查，并以此为基础撰写博士论文，1928年完成答辩并在1930年出版了《泰普兹特朗，一个墨西哥村落：民俗生活研究》（Tepozlan, A Mexican Village: A Study of Folk Life）一书。在此之后的1932年，雷德斐尔德来到墨西哥的尤卡坦地区，开始用16年的时间在这一地区从事田野调查与社区比较研究，1941年出版《尤卡坦民俗文化》（The Folk Culture of Yucatan）一书。整个墨西哥村落社会的田野调查与研究也因此成为雷德斐尔德此后构建人类学理论的重要基础。

稍晚于雷德斐尔德，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在1936年完成了对中国江南地区开弦弓村的田野调查，并在1938年写成了《江村经济》一书。

费孝通的工作多少有点在意料之外。本来，费孝通也是遵循他的老师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的指导从事传统的人类学调查研究。1935年夏，费孝通与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今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从事实地调查，在进入大瑶山调查约两个月时间后，他们在转换调查地点的途中，遭遇了不幸，一死一伤。1936年夏天，费孝通来到其姐姐费达生工作的地方——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养伤，在那里，受过新式教育的费达生正在从事农村蚕桑推广工作，费孝通也因此对开始起步的中国乡村工业产生了兴趣，在养伤期间顺便对该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当年10月，费孝通携带大瑶山调查与江村调查两份资料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与弗思（Raymond Firth）交谈之后，弗思建议费孝通使用江村的资料来撰写其论文，从外地归来的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也决定亲自指导费孝通的论文。两年之后，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费孝通写成了众所周知的《江村经济》，并获得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

也就是说，虽然费孝通的江村调查有点出自“无心插柳”，但该书的写作与完成却在情理之中，因为无论是马林诺斯基还是弗思，都已预感到人类学即将到来的这一转变。在《江村经济·序》中，马林诺斯基说他此前已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因此，在他眼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在开始实现他的预言。正因如此，《江村经济》被马林诺斯基评价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马林诺斯基，1997: 3～5）。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其实并不意外，而由他与雷德斐尔德一起来“开风气之先”也并非偶然，因为在他们身后，我们还看到了当时两位著名的学者对他们的推动：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学派的奠基人同时也是雷德斐尔德岳父的罗伯特·派克（Robert E. Park）教授，另一位则是当时的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

罗伯特·派克最初是一个关注社会问题与城市贫民问题的新闻记者，后来在德国师从J．罗伊斯、G．齐美尔等学习社会学，回到美国后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成为社会学界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派克教授倡导社区调查研究，即将人类学在部落调查中所使用的方法应用到都市社会的研究之中。这一研究方法对雷德斐尔德与费孝通的乡村调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雷德斐尔德是派克教授的女婿，早年试图追随父亲的步伐学习法律，但后来发现他的兴趣并不在此，因而在派克的影响下，转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系学习。在派克教授的鼓励下，雷德斐尔德的田野调查选择了一条中间路线——既不在人类学传统的原始部落社会，也不在都市社会，而是在都市社会边缘的乡村社会进行田野调查（Wilcox, 2004: 4-8）。而派克教授对费孝通的影响则源自1932年应吴文藻教授邀请来华讲学，当时费孝通作为学生，不但仔细聆听了派克的讲学，与同学杨庆堃整理派克的讲稿，还积极参与了派克在北京的教学实践。派克教授也被费孝通视为对其有终身教益的老师，直到晚年费孝通还不断提起派克对他的启示，倡导重温派克的学说并补课。显然，就方法论而言，江村调查也是费孝通对这一实地调查方法的自然的实践。

在同一时期，布朗也对雷德斐尔德和费孝通产生了影响。1931年，布朗应聘来到芝加哥大学任人类学教授，成为雷德斐尔德的同事。在这里，他培养了索尔·塔克斯（Sol Tax）、埃根（Fred Eggan）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其中塔克斯也走上了与雷德斐尔德相似的学术道路，在美洲的危地马拉从事田野调查研究，与雷德斐尔德在墨西哥的调查研究相互呼应并相互争论（Wilcox, 2004: 54, 61, 63）。而在1935年，也是应吴文藻教授邀请，布朗教授来华讲学三个月，费孝通在赴大瑶山调查之前也聆听了这位当时人类学领军人物的讲学并参与了他所组织的一些实习调查。

也就是说，雷德斐尔德与费孝通的工作背后有这一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领袖人物的支持和推动，这一推动来自该时期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或者说人类学的社会学取向。20世纪初，在马林诺斯基奠定了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家的基本研究手段与方法之后，人类学学科从原来更多地体现出历史学属性转向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属性，而人类学由此发展出来的微型社区调查与分析方法也得到了社会学的接纳和认同，因此，两个学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而随着这一时期文化相对主义与反对种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所谓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原始之间的区隔受到了强烈的质疑，人类学从理论上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原始”、“野蛮”就成了与自己的学科理念自相矛盾的悖论。事实上，对这一转变的缘由，费孝通本人表述得非常清楚：

对小农社区的分析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新发展。起先，人类学的领域局限在所谓的“原始共同体”内。但是，当野蛮和文明之间的界限，即一个为了证明白人的特殊责任而想出来的理由，在一个世界性社区的演化过程中日益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一些以社会学原则工作的人类学家开始拒绝接受19世纪惯例的束缚，并试图获得研究各种类型的人类社区的权利。在上100年里，他们很幸运地发展出一种社区分析的技术，这一技术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从研究较为封闭、整合得较好的所谓的“原始”人的社区开始，社会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研究社区居民的全部生活的重要性。（费孝通、刘豪兴，2009: 385）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派克与布朗教授会成为推动这一进程最有影响的学者。因为在费孝通看来，“派克是从社会学这方面去攀近社会人类学，布朗则是从人类学这方面去靠拢社会学”（费孝通，1999e: 13、9），他们的学术是“同调”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促成了人类学向文明社会研究的转变。而《江村经济》与雷德斐尔德关于尤卡坦地区的民族志也因在文明社会研究方面的开拓性，而得以和马林诺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德人、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安达曼群岛人以及史禄国关于西伯利亚通古斯人的民族志并列，成为这一时期人类学领域最重要的民族志（阿古什，1985: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