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柏林纲领》：对新问题的必要反应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经济上飞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之后，开始遭遇经济危机。1973年的石油危机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众开始警醒，生态问题成为社会热烈讨论的焦点，此外以“环保”“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新社会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矛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 《柏林纲领》的制定背景
新社会运动引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左派力量试图通过吸收新社会运动的思想来转化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成员结构，但社会民主党内占多数的传统派坚持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排斥党内的革新派。经过多次党内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革力量被削弱，反而导致了许多活动家及其追随者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家与生态主义思想不断地融合。而这些具有新思想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逐渐与社会民主党通过经济增长来实现福利制度发展的思想保持距离。“具有新的、后物质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党人拒绝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思想，而前任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恰好代表了这些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寄希望于生产和消费的生态化，坚持对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进行一种有道德根据的控制。”
1982年，基民盟推选的总理候选人赫尔穆特·科尔以多数票战胜了赫尔穆特·施密特并出任政府总理。失去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连续经历了几次选举失败，这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意识到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政党的要求了。1984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埃森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为党制定新的基本纲领，以期解决党的政治身份危机以及确立党在未来发展的指导原则。
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一次向后物质主义转型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这种重新形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改革领导核心的过程被人们称为是勃兰特的第二个政治春天。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致力于将党内不同的政治派别统一到一个政治发展思路上来，勃兰特通过将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纳入纲领制定过程中，来实现这种人员上的整合。这其中包括：和平与环境运动的代表艾哈德·厄普勒、妇女利益的代表茵格·维蒂西·达尼迈尔和海德玛丽·威斯佐客·措尔、冶金工业工会领导人弗朗茨·施泰因屈勒和化学工业工会的赫尔曼·拉普以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如弗里茨·沙普夫。这使得已经丧失执政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价值讨论过程中兼顾了更多方面的价值诉求，也使得这种争论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维利·勃兰特之后的汉斯-约翰·福格尔也通过不断的妥协来缓和党内的纠纷与矛盾。
关于新时代问题的讨论不仅局限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各种新问题也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1987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一系列工厂车间的专题讨论，开始了关于新纲领的公开辩论，这些专题包括：国家与社会中的民主、经济增长与萎缩、经济民主化、劳动的未来、男女地位平等、和平、社会福利政策、世界经济、进步的未来、时代的团结互助等。于是在党内外开始了一个各种价值进行交流与融合的过程，这也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更加具有包容性。但另外，由于涉及的价值争论太多，也使这个纲领的讨论准备阶段长达5年半之久，在此期间先后经历了以党的主席勃兰特和福格尔为领导的两个纲领委员会的领导阶段，他们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进行了全党讨论。
二 《柏林纲领》的主要内容
1989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举行党的代表大会，经投票，1票反对、3票弃权，最终通过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简称《柏林纲领》）。纲领规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目标是：“为创建一个和平的世界与一个永葆生命活力的自然界，为建立一个符合人的尊严、公正的社会而奋斗。”纲领特别强调了“普遍富裕和社会保障”“扩大社会福利基本设施”“公正地分配劳动和生活机会”及“人人都能受教育和接受继续教育”等方面。
《柏林纲领》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根源修改为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启蒙主义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以及工人运动的经验。这与上一个党的基本纲领《哥德斯堡纲领》相比将价值来源更加细化与具体化了，目的主要为了使社会民主党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社会变化。《柏林纲领》对《哥德斯堡纲领》所确立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并没做出改变，尤其强调了经济民主的概念，新纲领指出：在经济民主中，社会目标优先于私人经济资本增值目标，不允许经济权力或控制市场的公司预先给政府划定行动框架；相反，必须通过民主合法的决策，从公共利益出发为经济行动设定框架和目标；只有在民主决策优先于赢利企图和经济权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对生态和社会负责任的经济。
在社会问题方面，《柏林纲领》主要思想是促成一个广泛的改良联盟，它能促成新的社会运动，一部分开明的主张技术统治的精英分子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联合起来，创造一个对生态和社会负责任的社会。相比于20世纪60年代的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提高工人的工资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柏林纲领》更加丰富了生活质量的内在含义，充分考虑到能源、资源的高消耗，原子能的使用以及通过生物工程实现粮食增产等一些新科技发展对未来人类生活质量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柏林纲领》在生态问题上进行了重点论述，这也构成了《柏林纲领》与之前的纲领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纲领中将保护环境、保护自然、保护动物列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道义责任，并将其视为自由、公正、相助的社会构想的组成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将生态保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呼吁把保护大自然的生存基础作为国家目标写入基本法，并号召欧共体以及国际社会共同解决环境危机。
在发展的理念上，纲领宣布希望实现一种以人类生活的更高质量为目标的进步。“这种进步旨在提高质量，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数量。为此，我们要重新思考，改变方向，进行选择和塑造，首先是在技术和经济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展问题上的基本理念。社会民主党在之前的执政过程中，就是依靠着不断提高的经济增长量作为实现其福利政策的物质基础。随着德国社会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发展，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思路逐渐显示出它的局限性，甚至是对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危害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纲领》中认为，“消除了短缺是以在世界范围内给人和自然界带来新的危害为代价的”。“由于土地、水资源和空气受到毒化，森林、海洋、植物和动物正在死亡。我们正在毁掉我们自身生存的基础。”《柏林纲领》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希望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并将其作为建立全球治理机制的必要性之一。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柏林纲领》中也提到了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开始注重通过文化的沟通协调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纲领认为，“在一个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同越来越少的青年人共同生活、而这种共同生活的形式和条件都发生了明显变化的社会中，建立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必须维护、扩大、保护和支持这种关系”。“决定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的，不应是隔膜和竞争，而应是经验交流和团结互助”。这也反映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青年人的政治期待。
在国际社会的合作发展问题上，《柏林纲领》重申德国社会民主党自诞生以来一直主张的国际合作，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际主义已经成为我们唯一能够负责的现实政策”。并在纲领中写道：“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生存。气候的变化、保护地球的臭氧层的减少是没有国界的。战争也危及不参战的国家。地球上部分地方的经济危机和取得的成就影响到所有其他地方。国家社会已经成为一种现实，而一种公正的和平制度还很遥远。”这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寻求在环境问题上实现国际社会的合作，并作为组织者积极发挥政党在国际层面的作用。
此外，《柏林纲领》也就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执政党所取得的成就和失误两个方面都进行了总结。纲领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保护自然界的生存基础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反激进派决议’与其说制服不如说造成了我们民主的反对派。”《柏林纲领》所涉及的内容广泛，总的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两次集体协商修改而最终制定的《柏林纲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该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遭遇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针对生态主义运动等新型社会运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但是，《柏林纲领》制定的社会背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群众的利益表达更倾向于通过参与社会运动实现。随着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多元化速度不断加快，传统政党无法有效地将其进行统一并有效表达，也正因如此才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次制定新纲领的过程中虽然表现得积极主动，却在纲领出台之后依然陷入被动。
三 《柏林纲领》的影响
《柏林纲领》产生于世界形势风云变幻的时期，在《柏林纲领》的制定过程中，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进入关键时刻。《柏林纲领》虽然在外交与安全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但没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针对性的论述，也没有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经济挑战进行及时的讨论。因此，该纲领一经出台，便已落后。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8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未能在公众面前表现为一个经过革新的、遵循可以相信的新纲领的政党。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内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总理候选人更替过于频繁。这种缺乏稳定领导的情况造成了政党在选民心目中成为一个缺乏明确理想和强大吸引力的政党。此外在福格尔之后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没有谁真正地将《柏林纲领》所规定的实践切实地向前推进。每个领导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更为重要的议题，而彼此之间缺乏继承性与统一性，使得广大民众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缺乏清晰的认识，由此导致了政党在选举中的失败。而选举的失败则进一步加剧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托马斯·迈尔看来，“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有了新的纲领，但它在90年代不如说像是一个束手无策、缺乏明确理想和具有吸引力的领导层的党”。
虽然《柏林纲领》的制定与修改的过程也切实地调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发展的积极性，但是由《柏林纲领》开启的这一轮的政党改革在社会发展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使德国社会民主党显得有些应接不暇。新时期的政党发展问题也在数量与难度上超越了该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要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的政党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