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杜威的理智肖像

一 杜威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百年沉浮

苏轼《答张文潜书》: “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阅读一位哲学家的著作往往能够让该哲学家的形象跃然如见。如阅读柏拉图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精于论辩与研究崇高学术的哲学大师；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学思严谨、崇尚科学的学者；阅读康德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谨慎而细致的勾勒人类理性界限的哲学家；阅读黑格尔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思想宏大而精于思辨的学者；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仿佛能看到一位与天地同会、直面存在的栖居者；阅读维特根斯坦，仿佛能看到一位思想敏锐、富有洞察力的天才。那么，阅读杜威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那应该是一位平易而睿智的智者形象。杜威的思想，可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中国古话原意是：君子既要尊重德性，又要讲求学问；既要充实广大，又要穷尽精微；既要有高明的理想，又要有合乎中庸的行为；既要熟悉旧的知识，又要不断认识新的事物；既要笃实厚道，又要娴习礼仪。杜威的思想博大精深，但是他在每一个领域都能细致入微地进行研究；他的思想非常高明，但是他用浅易的语言关注我们现实生活的事务；杜威重视伦理生活，但是他同时尊重科学方法和探究方法。杜威并不偏执于某一论点，而是从进化的方法考察之，从各种立场之间取其中道。所以，难怪怀特海把杜威称作美国的孔子。与此类似的，当代美国学者詹姆斯·克洛彭博格（James Kloppenburg）也将杜威视为“取乎中道”的哲学家之一。

罗蒂（Richard Rorty）将杜威、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并称为20世纪三位最伟大的哲学家，虽然这一说法也许多少会有争议，但是杜威对于20世纪世界哲学的发展，无疑产生了不能抹去的深刻影响。杜威的哲学生涯长达60余年，这期间经历了世界哲学的种种思潮并进行对话。杜威哲学的产生处于美国哲学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折时期，在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影响下，美国哲学深深地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杜威的哲学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包括英国、法国、中国、日本、土耳其、墨西哥、俄罗斯等国，并在诸多思想领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杜威这样一位视野广阔的学者，著述涉及的领域包括元哲学理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哲学、科学哲学、艺术哲学、宗教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和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杜威看作当代黑格尔式的哲学大师。

在有生之年，杜威被尊为“美国民主主义的哲学家”。美国历史学家亨利·科马格（Henri Commager）是这样评价杜威的：

杜威如此忠实于自己的哲学信念，因而他成为美国人民的领路人、导师和良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人都是因杜威而得以启蒙的。

当杜威去世的时候，他的学生同时也是美国著名实用主义者悉尼·胡克（Sidney Hook）对他进行了如下评价：

他身后没有留下纪念碑，没有留下王国，也没有留下物质财富或基金。然而他的遗产却是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因为他的存在，数百万美国儿童的生活才更加丰富、更加幸福。而对每一个成年人来说，他则提供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合理的生活信仰。

当杜威还在世的时候，他在哲学界和思想界都占据了核心的地位，但是在其去世后的十几年中，他慢慢被人忽视和淡忘了。直到最近的二三十年，西方哲学界才重新关注杜威思想，故而被称作实用主义的复兴。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也对实用主义进行了更多的关注。从杜威1882年发表第一篇哲学论文开始其哲学生涯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130多年了，勾勒杜威在世界哲学中的沉浮，不仅对了解杜威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对了解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杜威在上大学的时候，美国大学的哲学教育还受教会的很大影响，甚至很多哲学导师都是教士，因此直觉主义是当时大学哲学的主流。直觉主义认为，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的基本信条都可以被人的直觉所把握，而与经验无关。杜威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假定》就是按照当时的直觉主义的立场来写作的。但是，在此之外，杜威还广泛阅读了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学习了赫胥黎生理学中的统一方法，他试图把生理学方面自然与生物的统一性引入形而上学图景之中，从而设定他日后的哲学目标。当杜威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后，他直接受到了莫里斯（G. Morris）教授的黑格尔主义哲学的影响。在这期间，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整体论特征给杜威的哲学形成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为它可以用来解决困扰杜威很久的关于自然与心灵、物质与精神之间的二元论鸿沟。杜威在这时期写作的博士论文《康德心理学》以及后来发表的第一本著作《心理学》，都是试图调和黑格尔主义和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的实验心理学，并且试图证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是和黑格尔主义相吻合的。

在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功能心理学影响下，特别是在阅读其重要著作《心理学》后，杜威逐渐脱离了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而转向实验主义。杜威于1894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其后十年是杜威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杜威在哲学系组织了一个团队，出版了《逻辑理论的研究》一书，标志着芝加哥工具主义学派的诞生，而他自己也正式在美国哲学界崭露头角。其学派的要旨是确定逻辑的工具性和实践性，特别是借助心理学方法来研究在人类经验情境之中，为解决问题而产生和发挥作用的思维活动之工具作用，而不是对逻辑形式本身进行研究。杜威的工具主义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实用主义论者内部，詹姆斯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大加赞赏，但是皮尔士（C. S. S. Peirce）却明确地反对杜威的工具主义逻辑，认为这是一种松散的推理，根本不配称作逻辑。并且，皮尔士还主张逻辑是规范性的学科，而杜威却认为逻辑是经验性的学科，逻辑需要研究经验的自然史，因此皮尔士认为杜威的这一做法脱离了逻辑所要求的必然性。另外，皮尔士主张逻辑研究应该是符号性的，由此发展出指号学。总而言之，皮尔士和杜威都主张逻辑要关注真理，逻辑和科学方法是统一的，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皮尔士认为逻辑是关于必然性的原则，应采用符号性的研究方法，而杜威认为逻辑本质上是经验科学，应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另一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则认为，杜威的逻辑学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逻辑。罗素有资格这么说，弗雷格（F. L. G. Frege）和罗素开创的现代数理逻辑为日后的逻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采用形式化的符号研究方法，并且把逻辑学科和形而上学、科学方法等学科相划分，逻辑学中的句法学和语义学区分开来，使逻辑学得以确立自身的研究方法，从而获得极大的发展。但是，杜威的逻辑思想是要关注真理、关注实在，因此杜威的逻辑思想和皮尔士的一样，更多的是一种科学思维方法。杜威的工具主义逻辑理论在数理逻辑的蓬勃发展过程中逐渐被人遗忘，而杜威自身也在日后的发展中将其工具主义逻辑思想转变为探究逻辑，而把工具主义运用到知识等其他领域。杜威在1939年出版的《逻辑：探究的理论》一书，改变了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逻辑的做法，而把逻辑和科学方法相统一，把逻辑定义为探究的一般模式。杜威的探究方法被他的学生胡克所发展，并且被运用于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在芝加哥大学时期，杜威开始涉足教育领域。他不仅写了大量的教育理论著作，如《我的教育信条》《儿童与教育》《教育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还创办了一所小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杜威实验学校，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杜威还把其逻辑理论运用于教育理论，写了《我们如何思维》一书。杜威的教育理论受到当时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反对当时传统的赫尔巴特的刻板的教学方法。杜威的教育理论很快在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在世界范围包括中国也得到了推广，因此现在很多人认为，杜威本质上是一位教育哲学家。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先生发挥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理论，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理论，并且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但是，杜威的教育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到美国教育界的批判，因为当时在美苏两国的军备竞赛中，美国暂时落后了，因此杜威的重实践而轻理论、重自由而轻纪律、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成了替罪羊。美国教育开始确定要以培养高层次理论人才为目标的方针，杜威的教育理论被搁置了，直到80年代后才重新被美国教育界所关注。

杜威1919年在日本的讲演被汇编为《哲学的改造》一书，书中提出了若干哲学改造的路径，包括形而上学的改造、经验的改造、逻辑的改造、社会哲学的改造，系统地阐述了杜威的基本哲学立场。杜威1904年从芝加哥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从而接触到了新的哲学环境，特别是他同美国新实在论者伍德布里奇（F. J. E. Woodbrige）关于经验与实在概念进行的几次争论，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杜威开始关注经验问题，并于1925年出版了《经验与自然》一书，这是杜威在基本哲学思想方面的又一部重要著作。杜威继承了詹姆斯的经验论，但是把其彻底的经验主义改变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主张自然和经验的统一。这是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图景，对于传统主客二元论是一个超越。

杜威在认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29年的《确定性的追求》和1939年的《逻辑：探究的理论》：前者主要是关注知识领域的理论和实践并重的问题，以反对传统知识论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倾向；后者则明确提出要用探究活动来替换认知活动，用有根据的断言来替换知识，确立了对于知识论的探究型转变。在认识论方面与杜威展开激烈交锋的是罗素。罗素认为认识论要以真理为旨归，探究活动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杜威认为认识论本质上是一种探究活动，真理是探究活动中所建构的。杜威和罗素分别发表了几篇论文进行争辩，结果双方各持己见，不了了之。而当代美国哲学家苏珊·哈克（Susan Haack）所出版的《证据与探究》一书，将杜威的探究理论重新拉回主流的认识论之中，关注证据材料对于命题的证实程度。

杜威在科学方面的著述主要是《逻辑：探究的理论》。杜威根据探究过程阐述科学定律、科学定义、三段论、数学定律等若干科学哲学的问题。他的学生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继承并且发展了他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相结合的科学哲学理论，写作了《科学的结构》一书。杜威一生中对于科学非常看重，但是他既非科学主义者，也非反科学主义者。当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刚刚成立时，他们从拥护科学的杜威那里找到支持，并且推选杜威为当代哲学家文库的第一卷卷主，但是后来他们发现杜威的科学立场并不支持他们的实证主义，因此莱辛巴哈（Reichenbach）等人明确对杜威进行了批评。但是，另一方面，杜威对于科学的拥护立场也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批评杜威没有认识到技术的副作用，以及科技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之间的纽结关系。当代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A. Feenberg）也认为，杜威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具有的某种对于民主的威胁，或者说忽视了技术的反乌托邦性。

杜威受到他的富豪朋友艾伯特·C．巴恩斯的影响，开始关注艺术并思考艺术哲学的问题，其成果是1934年的著作《艺术即经验》。他把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运用到艺术哲学领域，认为艺术就是经验的完满状态，艺术品是人们之间分享经验的媒介，并就艺术材料与艺术形式等议题展开讨论。当时著名的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detto Croce）认为，杜威的美学实际上是采用了他自己的唯心主义立场，因此认为杜威的美学并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当然，这一说法有一定误读的成分。当代美国实用主义美学家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将杜威的美学思想发展为身体美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而杜威更为关注社会、道德、政治与宗教领域的事务，这是杜威哲学的社会维度。他写作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人性与行为》《新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行动》《自由与文化》《人的问题》等著作。杜威主张个人与社会统一，反对传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道德领域，否定抽象的道德原则，而主张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中进行道德探究，确定善恶的标准；在政治领域，杜威主张民主是人的生活方式，是各个团体之间的自由交流与最大化的经验共享。杜威甚至还赋予了最大化的共同经验以宗教的意义。他自己脱离了教会，而主张共同体的最大化的共同经验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一主张体现在《共同信仰》一书中。美国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米尔斯（C. Wright Mills）批评了杜威的民主理论，认为杜威的民主理论以及协作性的探究方法只是一种幻想，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权力斗争，政治活动本质上是精英和各党派把持政治的一种权力斗争。杜威的政治哲学在当代被纳入社群主义的思潮中。当代政治哲学家罗蒂和桑德尔（Michael Sandel）都对杜威的民主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释，让杜威哲学在当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从20世纪上半期到70年代，随着分析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杜威的影响日渐式微。在美国一些大学的哲学系中，杜威哲学被逐渐遗忘。直到1968年，美国哲学家奎因（W. V. O. Quine）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任杜威讲座教授，才重新引起学术界对于实用主义的关注。奎因也承认他自己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有许多一致之处。特别是在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方面，这种联系一直可以追溯到奎因曾聆听过的杜威的讲课。新实用主义者代表人物罗蒂进一步把杜威和维特根斯坦及海德格尔相提并论，使杜威重新回到哲学研究的视野，其成名作《哲学和自然之镜》体现了鲜明的实用主义精神。美国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 W. Putnam）也曾在哈佛大学讲授“詹姆斯哲学”和“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这两门课程，推动了实用主义的复兴。普特南对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之批判，与杜威如出一辙。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是美国与奎因齐名的重要哲学家。罗蒂在其《后哲学文化》一书中将戴维森的学术研究看作当代分析哲学中的整体派与实用主义派的最高发展，尽管戴维森并不承认自己是严格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者。伯恩斯坦（R. J. Bernstein）把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系，提出了一些创见。当代很多分析哲学家把实用主义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所谓新实用主义流派，除了前面提到的奎因、戴维森、普特南、罗蒂和伯恩斯坦之外，还包括哈金（Ian Hacking）、苏珊·哈克、韦斯特（Cornel West）、麦克德米特（J. McDermett）等人，他们在当代哲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代实用主义论者内部也产生了一些派别，如苏珊·哈克把实用主义分为改良的实用主义（以奎因、普特南为代表）和革命的实用主义（以罗蒂为代表）——当然，这种分法也是有争议的。毋庸置疑，实用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或者说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而渗入当代的哲学论述之中。

有的学者认为，杜威哲学的复兴主要在于三方面的原因：“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在美国的困境，杜威思想中的社群主义和杜威思想中被人忽视的语言哲学。”罗蒂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指明了哲学改造的方向，即跳出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框架，关注现实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使人们获得更加幸福的生活。在其《实用主义的后果》一书中，罗蒂指出，“哲学家们总是想提出新的观点。说英语的哲学家们往往在他们的思想源泉干枯的时候，希望从欧洲大陆那里找到一些新思想，而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东西正是杜威曾经期望过的”。罗森塔尔（Sandra Rosenthal）则认为，实用主义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哲学思潮，实用主义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解答，对人类的经验生活和社会实践做出了独特的分析。甚至，一些欧洲哲学家也开始关注杜威哲学，如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mas）明确表示他自己认同从皮尔士、米德（G. H. Mead）到杜威的美国实用主义的激进民主主义。他把实用主义看作青年黑格尔派传统中在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指出实用主义发展了现代的激进民主之自由精神。

在当代美国哲学中，实用主义的复兴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复兴中，越来越多的人把关注点投向第一代的实用主义者，如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比较了美国实用主义的三位代表人物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的学说，认为“皮尔士主要兴趣在于把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工具，以推进数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皮尔士把实用主义构想为正确推理的原则和方法。而詹姆斯感兴趣的是个人生活，是在一个有限且充满疑问的世界里，实用主义怎么样帮助我们去理解让人迷惑的宗教和伦理问题。而杜威主要关注社会存在问题，他试图用实用主义去帮我们理解和处理社会生活的复杂过程”。应该说，在第一代美国实用主义者之中，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仍然是杜威。有的学者认为，唯独杜威的哲学思想才真正代表着实用主义的精神，并且代表着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例如，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韦斯特把杜威评价为美国最伟大的实用主义者：“如果爱默生是美国的维柯，詹姆斯和皮尔士是美国的穆勒和康德，那么杜威就是美国的黑格尔和马克思。”

杜威的哲学思想并不是提出一套体系或者框架，而是提供一种方法论和视角。他的哲学引领我们根据当下的问题情境，发挥我们的智慧，运用探究方法和实验方法，去寻求合理的解决之路，使社会能够不断进步，使我们能够生活得更好。杜威的哲学素朴而睿智、广博而精微，其包容性使得我们可以通过杜威思想来进行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对话，以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这些特质，决定了杜威思想并不那么容易过时。如果说杜威思想在当代已经不再显得那么具有革命性的话，那是因为杜威的很多基本思想已经潜入当代的文化之中，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