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

比起皮尔士，詹姆斯对杜威的思想有着更直接的影响，詹姆斯的心理学是使杜威脱离黑格尔的绝对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詹姆斯曾参加皮尔士的“形而上学俱乐部”并接受其影响，然而詹姆斯一开始并非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医学和生理学开始的，并且逐渐把生理学和心理学相结合。1975年，他在美国最先开设心理学课程“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并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心理实验室，供教学演示和心理学实验之用。1990年，詹姆斯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心理学原理》。这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当时心理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后，他认为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到了尽头，从而转向哲学研究，出版了《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真理的意义》《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等著作。杜威和詹姆斯的经历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两人都是从心理学入手而建立起各自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且所关注的哲学领域都极为广泛。就像杜威是由于罗蒂的评论而被人关注一样，皮尔士也是由于詹姆斯的介绍而被人所关注。1898年詹姆斯发表了名为“哲学概念与实用效果”的演讲，他将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加以推广，从而发展了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潮。

詹姆斯对杜威的影响最直接体现于他的著作《心理学原理》。杜威认为这本书对他的影响远比《实用主义》《多元的宇宙》等其他著作更加重大。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的基本立场是：首先，反对结构主义或者构造主义心理学对意识元素所进行的分析，而认为心理学研究的目标是研究个体意识在适应外界环境时所发挥的功能，即机能主义或功能主义的心理学。其次，提出了意识流的观点，而反对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后者将心理现象分解为各种心理元素，并且阐述了意识的焦点和区域转化的学说。詹姆斯的心理学对于杜威思想有着多维度的影响：

首先是在意识流方面，意识流的焦点和区域转化影响到杜威的“情境”概念。杜威把探究定义为从不确定的情境向确定情境的转化，情境就是一个由主体和客体所构成的整体性范围，当我们面对一些疑惑或者需要解决的事情时，我们就处于一个问题情境之中，用杜威的话说就是一个混乱、不安的情境。我们需要运用探究的手段，经过一系列的推论、试验或者验证，最终得到一个有根据的断言时，就把这个情境转变为令人满意的情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有问题的情境会不断出现，引导着我们进行下一步的探究。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就像意识流那样不断流逝，但是其中的一个一个的情境就像这个意识流中的焦点，由于主体的关注，而在生活之流中存在着一个一个凸显出来的情境。

其次在自我和心灵概念方面，杜威也认为自己的工具主义观点受到詹姆斯的心理学很大的影响。詹姆斯认为，心灵的存在性表现在对未来目标的追求和用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的选择，注意力和兴趣这些心灵活动都具有选择和综合的目的论功能。普遍的概念是一种用以标志特定事物的模式，而非从经验或者超经验的某些功能中得到的抽象概念。因此，我们的概念模式和知觉模式都是在进化过程中发展而来的，是在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也只有在被运用于经验的具体事例和事物时才具有价值。因此，这就否定了传统的观点，即认为心灵概念和范畴是纯粹的主观建构，或者某种先验的功能。杜威的工具主义延续了詹姆斯的这一立场，低等有机体与外界环境的刺激反应模式，发展到人的阶段时就成了人与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模式，并且人由于有了思维和语言的工具，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具有中介性和间接性。但是，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仍然是最基本的，人的认识最终是为了对外界环境进行有计划的控制，而理智的功能也是为了与外界建立更有效和更有利的关系。以杜威为首的工具主义者在其纲领性文献《逻辑理论研究》中，就宣称他们受到詹姆斯心理学的很大影响。同样，詹姆斯也极为赞扬这本著作的观点。但是杜威也认为，詹姆斯只是解释了概念体系的工具作用，而并没有尝试构建一套概念体系或者逻辑推导的完整理论。换句话说，詹姆斯只是做了铺垫工作，却并没有试图构建自己的体系，而这就是杜威等工具主义者所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

工具主义试图通过主要考察思想在对未来结果做出实验性决定中发挥的作用，来建立一种关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精确的逻辑理论。这就是说，它试图通过归诸理性的那种重建的或者中介的功能推出那些获得普遍认可的逻辑区别和逻辑规则，来建立这些区别和规则。主旨在于构造一种关于概念和推理的普遍形式的理论，而不在于建立一种关于某个特殊的判断或者概念的理论，这种理论与这个特殊的判断或者概念自身的内容或者与它的特殊内涵相关联。

1895年，杜威和J．麦克莱伦合作出版《数的心理学》一书，这本书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说明自然数的性质。杜威认为，数学来自实践中的计数活动，而计数活动来自对于活动的调节。杜威还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之中，为了更好地生存下来，就要去权衡获得生活资料与为此目标所耗费精力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为了使用合适的手段，必须考虑到空间的距离，时间上的长短，某类东西的数量，这意味着准确的计量。”因此，数学和概念一样，都是在人的经验活动中产生，并且只有在调节经验活动中才具有价值。

皮尔士关注确定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中的信念之意义，而詹姆斯则把实用主义的原则推广到宗教、道德、政治和日常生活领域，从而使实用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而非纯粹的学术方法。同样，杜威也是一位广泛关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思想家，他的探究理论也力图要成为一种同时应用于科学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统一理论。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不代表任何特别的结果，它不过是一种方法。实用主义强烈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理性主义强调绝对的、抽象的先验原则和框架，而对具体、现实的生活视而不见。但实用主义并不孤立而封闭地看待哲学命题，而是在最广阔的生活领域来审视哲学命题，强调灵活性、变通性。实用主义也不直接规定某些实用主义的教条和原则，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考察和改变我们的命题、信念和原则。用杜威的话来说，“皮尔士首先是一位逻辑学家；詹姆斯却是一个教育家和人本主义者，他希望尽量使普通人真正理解某些问题、某些哲学争论对人类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因为这些问题和争论所引发的信念将产生非常不同的行为模式”。

例如，在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争论，詹姆斯认为两者的差别并不在于其内涵如何，而在于它们对我们的未来行为有什么影响，这决定了我们在行动中是重视精神性的东西，还是重视物质性的东西。同样，对于哲学中的一和多、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论，也要分析它们会给我们的行为带来什么后果。在一个一元论的世界中，一切东西都被纳入一个严整的体系中，任何东西都是被确定的，因此不确定性、自由选择、新奇性和不可预见性都在经验中被排除掉了。而多元论则为偶然性、自由和新奇留下余地，经验被赋予完全的自由，使得经验可以向着未来无限发展。因此，实用主义并没有彻底抛弃传统哲学的种种理论，也没有根据某些纯粹的理性基础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和批评，而是根据它们对于我们生活的不同影响而被重新阐释。有时候，詹姆斯还从心理学来分析传统哲学的分类。例如，他认为经验主义比较适合那些刚性气质的人，因为经验主义者都执着于具体而单个的经验，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偶然性和变动性的经验世界，而理性主义则适合那些柔性气质的人，他们更愿意建构一个理想的理性世界，在其中存在着永恒的实体和秩序，提供给那些心灵柔弱的人一种形而上的倚靠。在一元论和二元论问题上，詹姆斯认为那些热衷于冒险、新奇和探索的人更愿意接受多元论的宇宙，而那些被审美的和谐性、古典的对称性和稳定性所吸引的人更愿意接受一元论的宇宙。

詹姆斯不仅把实用主义原则运用于解释抽象概念和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而且还运用于真理概念，这是詹姆斯对于实用主义的一个独特贡献。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也是一种真理的发生论。“新真理将旧看法和新事实结合起来的方法总是使它表现出最小限度的抵触和最大限度的连续。”詹姆斯的立场是，新真理使旧有的观念体系不致和新的经验产生激烈的冲突，而是作为缓冲的中介，使我们的观念体系随着经验领域的扩展平稳地过渡。真理是一个动态的真理，因为新的真理总是不断出现，旧的真理总是不断地要和新的经验相协调。而不变的真理，只是“像一棵活树中的死心”，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可以称之为真理的“化石”，是僵死的和毫无价值的东西。后来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奎因进一步对观念体系或者真理体系划分等级，把数学等命题看作核心的信念，很少进行改变，而把具体的命题看作外围的、容易被经验所改变的。但是，詹姆斯和奎因一样，都具有整体论的倾向。

詹姆斯提出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真观念是能够有效地引导我们去获得某些实际后果，从而证实我们最初设想的观念。真理不是观念去模仿静止、永恒的实在，而是我们能根据这些观念所导致的实际后果去证实这些观念，证实活动赋予了观念的真理性。一个刚被提出来的观念，并不具备真理性，它需要被实践所检验和核实。如果有一些观念能告诉我们哪些经验是可以预期的（也就是说，这些观念可以被以后的经验所证实），那么，这些观念在这种最初的证实范围内就可以算作真实的观念，而且追求这种观念就是人类的首要义务。实用主义由这个简单的线索得到了它的关于真理的一般观念：真理把我们经验的一个环节同其他环节联系起来，而这种引导是很有价值的。

詹姆斯还提出“潜在真理”的概念。如果观念要被证实才能成为真理，那么我们拥有的真理是很少的，因为很多观念我们并没有亲自去证实它们。例如，我认为“白宫在美国”是真的，而我并没有亲自到美国去见白宫。詹姆斯认为，真理可以是潜在的或者储存的。我们在生活中储存了很多额外的真理，我们并不需要去证实它们，我们只是把它们放在我们的信念体系中，除非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们才会去证实它们。我们所以要相信这些观念是真理，是因为别人曾经证实过它们。在这里，间接证实和直接证实都是同样有效的。只要有充分的间接证据，即使没有亲身的证实也是可以的。真理的大部分是靠“信用制度”而得以存在下去的。正好像银行钞票一样，钞票并没有实际价值，但是我们靠信用来使用钞票。当然，一旦出现信用危机，金融系统也会倒闭。我们的真理系统也会有类似的崩溃的危险。

实用主义者经常受到理性主义者的批评，其中最大的批评就是，实用主义者的真理概念是任意的，因此破坏了真理的客观标准，使得真理不再具有永恒性和崇高性，成为庸俗而功利的东西。例如实用主义者席勒曾说，凡是“有效验”的东西就是真的，这使得很多人以为席勒把证实限制在最低级的物质好处之上。杜威也说过，真理是使人“满足”的东西。实用主义者的这些话语使得人们会产生误解，凡是会使人感到愉快或者带来好处的观念，就是真的。但是，詹姆斯指出这些批评都是误解：第一，实用主义者承认客观的标准，真理要面对实在的限制，要受到已有的知识体系和实在世界的限制，真理并非随心所欲的幻想。第二，真理概念并不仅仅是停留在最低级的物质功利层面，它指导我们得到实在的统一，实用主义者才是宇宙理性的真正辩护人。真理也就是一种伟大的实践智慧，所以詹姆斯认为真理同时具有价值意义。

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并非对于真理符合论和融贯论的完全抛弃，而是一种超越。真理符合论意味着真理是心灵中的命题或者信念与外在的事实之间的对应，而融贯论则意味着信念彼此之间的互洽与关联，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则是用一种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真理问题。在实用主义看来，真理符合论只是强硬地区分信念和事实，并且把信念和事实孤立了起来。但是，从信念的产生来看，按照皮尔士的话，信念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处于怀疑之中，按照杜威的话，信念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处于不确定的情境。因此，信念的产生是与特定的情境相关的，这就否定了信念完全属于心灵世界的看法。从信念的性质来看，它并非静止和孤立的，或者与未来的实践无关。信念就像是一种假说或者猜想，指引着我们去从事特定的实践活动。就像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在完全没有理论指引之下从事实验活动，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用什么实验数据去证实需要被证实的信念。詹姆斯和杜威都指出，信念指引我们从事特定的探究活动，并且最后产生我们所期待的特定后果，这才是实用主义者所理解的符合论。而在探究活动中，由于人类思维环境和实验条件的日益复杂，探究活动变得越来越复杂，仅仅靠几条信念不可能完全指导我们的活动，特别是在科学研究中，还必须面对一系列的理论体系。在对数据的整理中，又需要使用复杂的逻辑推理和数学运算，因此探究活动需要一大堆的理论中介，而非完全是直接的实践活动，这些理论中介必须保持融洽才能让探究得以顺利地进行，因此信念或者理论命题之间的融洽也是探究活动所必需的。所以，实用主义并非反对真理的融贯论。但是，不管是符合论还是融贯论，都只是探究活动的必要环节，而非认知活动的本质。奠定认知活动的目的性、语境相关性，阐明探究过程中的理论中介和理论工具的重要性，明确探究的结果作为一种暂时性的真理，以后要面对未来探究的利用和修正，使得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比传统的符合论和融贯论更加具有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是和他的彻底经验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詹姆斯认为，实用主义者要面对经验，面向事实，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世界，因此我们的经验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要接触新的事实，我们的知识在不断地变化。实用主义的经验是连续的，是“经验之河”或者“经验的链条”。而传统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概念是单个的、孤立的。例如，洛克和休谟都只谈对单个事物的印象或观念，然后谈这些印象或观念之间的组合与连接。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经验概念也是感觉要素，同样也是孤立和静止的，但詹姆斯的经验概念是连续的、综合的、发展的。同样，杜威的经验概念也没有明确的定义，采用的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经验概念，是指人和世界的交互作用和影响。

詹姆斯认为，人通过观念来统摄经验。观念或者思想是工具性的，人用观念或者思想来把握经验之流，因为经验是混乱的。人根据经验，并且用思想或者观念来把握经验，从而获得了对世界的认识，这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动物直接处于经验之流中，而人既面对经验的发展，又有确定的思想或观念来把握经验。在经验与真理的关系上，他认为人总是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一定的思想和认识。经验是不断发展的，而思想和观念是相对静止的，因此两者总有一种张力。已有的思想体系不断面对新经验的冲击，这种冲击有可能使我们的观念体系崩溃。为了阻止这种崩溃，我们总是用新的观念来调和新经验和旧的思想体系，这样的新观念就是新真理。因此，新真理是新经验和旧真理联合起来，互相修改的结果。这样，不仅经验是连续的，我们的观念和思想也是连续的、平稳发展的，不至于出现断裂或者崩溃。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把世界看作经验的实在，并且不仅包括经验对象而且包括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排除一切超验的实在或者先验的理性。杜威和詹姆斯一样，都把经验看成一种包含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以此来超越以“二元论”为特征的传统哲学。

因此，皮尔士界定了实用主义的基本立场，提出了探究概念和作为科学研究方法的逻辑；詹姆斯把实用主义运用到真理理论，并且把实用主义同经验主义相结合；杜威则进一步把实用主义推广到元哲学、形而上学、科学哲学、逻辑学、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教育哲学等几乎所有的哲学领域，最终成为实用主义谱系的集大成者。

至此，虽然我们已经讨论了对杜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四个因素，即黑格尔、皮尔士和詹姆斯的哲学，以及杜威所受到的科学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仅仅是四个比较突出的影响因素，必须提到的还有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对于杜威早期思想的影响、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对杜威早期工具主义的影响、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于杜威的社会哲学的影响、伍德布里奇的形而上学对于杜威的形而上学的影响、巴恩斯对于杜威美学思想的影响，等等。这些影响通过交流甚至是一些激烈的争论而影响到杜威的研究兴趣或观点的发展。另外，除了这些理论方面的影响，还有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的影响。对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等社会人文领域的哲学思考来说，时代与文化背景的影响更为重要。实用主义是美国产生的一个最具美国特色的哲学流派，它的产生与美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

美国的清教思想鼓励人们以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方式来将尚未接受近代文明洗礼的美洲新大陆建设成为自己的家园。清教教徒以勤勉的劳作获得丰硕的回报，以此作为上帝的恩赐。加上最初的美国人由欧洲移民组成，美洲大陆的新来者必须为了生存而战。他们面对着恶劣环境的挑战，也面临着重组社会的机遇。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们必须注重实践、注重效果。“迁往新地方和探索新事物的勇气，就是单干的勇气，是完全、彻底、雄心勃勃地专注于自身利益的勇气。”紧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使得他们不能沉溺于思辨或者沉思，而必须付诸行动，他们最关注的是在具体情境之下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因此他们不会对那些烦琐而思辨的理论体系感兴趣，而只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观念指引感兴趣。美国人注重实效，避免空谈，美洲大陆新居民的拓荒精神仍然保留在美国人的血液之中。努力地求生存求发展，通过适应和改造自然，朝向更好的未来生活，这就是一种求实进取的民族特征。而初期美国的持续发展给美国人带来的福利，也让美国人具有一种乐观态度。

在社会制度上，美国人并没有漫长的历史传统，也没有很多历史遗留下的等级制度，他们能有机会从平等的基础上来讨论民主、平等和自由等问题。在起源上，美国就是多民族和多宗教的。美利坚民族是建立在多元的基础上的，必须容忍和适应不同的生活和思想方式，这也使得他们对于绝对的、永恒的理念和等级制的观念体系难以接受。

美国人更倾向于合法改革而非暴力革命。考察美国的政治发展史，他们倾向于通过全民讨论或者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除了在奴隶制问题上妥协失败从而爆发南北战争之外，一般都能使尖锐的矛盾趋向缓和。相比于提出宏大而遥远的目标，他们更愿意解决当下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他们不愿意为了一种遥远的目标来进行暴力革命，而是通过广泛的民众参与进行和平改革。

我们可以看到，杜威自身对于民主的拥护，杜威的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杜威的“问题之解决”的探究精神、杜威的乐观主义、杜威的改良主义、杜威的反对绝对和永恒的自然主义、杜威的反对静态而朝向动态的经验论、勇于实践和勇于探索的实验主义，无不与美国的民族性格相符，实用主义作为最具美国特色的哲学流派名副其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并不是人们所想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或多或少让人们联想到“利己主义”，以及几分“急功近利”）。人们把实用主义理解为不顾原则和底线，只求眼前利益，并且这种利益很多时候是代表个人利益。但如果是依靠这样的浅薄理论，能够指引美国在短短200多年发展为世界第一的强国，这岂不是一件怪事？实用主义的“不顾原则，只求眼前利益”，应该被理解为“不顾无用而空谈的原则，只求解决眼前的紧迫问题”，而眼前利益不能被理解为个人利益，更多提升的是整体的利益。杜威的实用主义始终和自由、民主、平等联系在一起，是要通过自由协商和社会探究来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当然，笔者并非认为实用主义尽善尽美，实用主义也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和其他哲学思潮一样，它有自身的优点，也有自身的弊端。因此，我们要在自身文化根基上汲取实用主义的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