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区发展差异与乌克兰的政治稳定

国家认同不仅涉及族群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同时也与地方认同有关联。在地理层面上看，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也存在着身份认同问题。这种地区认同有的时候与族群认同相重叠，有的时候则相对独立。地区认同是与地理有关的归属感，是一种基于地理历史、地区经济和地域文化的身份认同。

一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国家认同构建

独立之初的乌克兰全国人口有4800万，大体上以第聂伯河为界，分为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东乌克兰毗邻俄罗斯，人口3200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工业，经济比较发达；而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西乌克兰毗邻欧盟，人口1600万，主要经济支柱是农业，经济比较落后。自从俄罗斯经济1999年有起色以来，与俄罗斯一体化程度相当高的东乌克兰地区也恢复了经济活力。相反，西乌克兰地区经济起色不大。乌经济东、西部发展失衡，东部要求与俄密切合作，而西部希望尽快融入欧洲。乌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俄罗斯和欧盟，传统优势出口商品是冶金、化工、机械、军工产品，而这些工业基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仅东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占乌全国生产总值的60% ～70%。此外，东部地区工业发展依赖的能源大部分来自俄罗斯。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主要是与波兰等国家发生联系，但这些国家加入欧盟后，乌西部地区被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每年因此损失数亿美元的外贸收入。东部和西部经济发展的地缘性偏好决定了前者要求保持与俄的密切合作，而后者则希望尽快融入欧洲。

2000年以后，乌克兰开始发布生产统计年鉴，按照国际标准统计国家经济数据。通过分析经济增长及其主要指标的差异，可以量化分析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根据1995～2003年的官方数据，乌克兰经济按不变价格计算出的年均经济增加值（GVA）为2.7%。其中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是首都基辅市（7.9%），其次是沃伦州（4.8%）、塞瓦斯托波尔市（4.7%）、外喀尔巴阡州（4.4%）、卢甘斯克州（4.3%）和基洛沃格勒（3.8%）。经济增长落后地区主要是西部各州和南部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速普遍低于1.5%。

按照居民的生活水平指标，乌克兰各地区的差别也是比较大的。在1995年到2003年间，乌克兰居民生活水平发展差距巨大。为了衡量各地区的生活指标，我们选取了乌克兰官方出版年鉴中的主要指标：居民现金收入、商品零售总额、服务业、就业人口、月平均工资，包括农民平均工资以及私人汽车拥有量，根据这些基础数据可以计算该地区的社会标准（见图1-1）。

图1-1 乌克兰居民生活水平指标

数据来源：Грицак. Ю. П. ,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в Украине: темпы и уровень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публiковановжурнале: Регiон: стратегiяипрiоритети. -2006, №4. -с. 121～128。

从图1-1中可以看出，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1.75）的居民生活水平最高，指标居中的是东部和东南部的6个州，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哈尔科夫州、扎波罗热州，敖德萨州，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顿涅茨克州，而西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达到平均水平之上的地区仅有利沃夫州（0.95）一个。从图1-1可以看出，低于全国平均生活水平的地区有17个，而且大部分位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其中数据最低的地区——捷尔诺波尔地区的指数（0.64）仅为首都基辅市1/3强。

差距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指数让各地居民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认识出现不同。一般情况下，国家认同可以分解为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其中民族认同取决于民族、文化和历史记忆，而政治认同则往往与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经济地位相关联。冷战之后，面对全球化冲击，现代国家迫切要求提高民族文化正当性的水平。全球性力量迅速崛起，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整合趋势不断加强，削弱了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广度和深度。大量的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行为体涌现出来，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严重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影响力，民族认同因此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公民身份变得不再绝对，文化表达方式多样化使民族文化标准的规范力量逐渐下降，民族文化的边界线随着公民身份的变动加速而断裂。利益和地区差异所导致的公民社会的“碎片化”形成了乌国内林林总总、数目繁杂的次国家组织和团体，它们即使不诉诸分离，也对国家认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二 社会分层带来的政治认同差异

乌克兰社会转型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多元化日趋明显。政治多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冲击造成乌克兰国家内部各族裔阶层的利益分化，而作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迫切要求提高民族文化的认同度。市场化和全球性力量迅速崛起，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整合趋势不断加强，从而削弱了民族文化正当性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新的地区分化和社会分层。

从经济的角度上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乌克兰社会出现新的社会分层。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单位化调控体系逐步让位给社会化调控体系，各种阶层登上历史的舞台，开始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争夺与对抗。传统的乌克兰社会分层出现严重的分化，各种社会阶层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同也从模糊、统一到清晰、分化。乌克兰社会对于国家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以及未来发展道路认识的分化是国家认同危机扩大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根据乌克兰《记者》杂志在2008年6月2日的报道，乌克兰最富有的50个金融工业寡头的资产总值已经达到112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2倍。这些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乌克兰经济命脉，而且还直接决定着乌克兰议会中各个党派的命运。他们通过资助乌克兰主要政党，或者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来影响乌克兰的内政和外交。金融工业寡头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大集团：顿涅茨克集团、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基辅集团。基辅集团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发展与西方的关系，保持与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距离；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和顿涅茨克集团由于自身在经济上与俄罗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倾向于与俄罗斯发展更加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20世纪90年代广泛的私有化后果是：金融工业寡头控制了乌克兰主要经济命脉。有别于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金融工业集团对乌克兰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能力更加强大，官僚集团和强力部门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三 国家领土和主权危机强化国家认同

2014年3月，在俄罗斯族居多的克里米亚地区并入俄罗斯之后，乌克兰的国家性问题仍没有得到缓解。从2014年4月开始，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也就是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的部分地区，爆发要求地方自治的示威活动。在该地区随后的活动中，出现了分离武装组织夺取地方政府和军事基地的行为，乌克兰中央政府与顿巴斯地区的政治危机升级为武装冲突。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自治的主张，要求基辅政权与东部武装组织进行政治对话。而乌克兰政府将俄罗斯支持东部自治的立场和行为视为安全威胁和对乌克兰的“侵略”。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因此完全破裂，特别是在冲突持续两年以后，大量的人员伤亡让曾经的斯拉夫兄弟民族变成了仇人。乌克兰受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威胁，反而强化了大部分乌克兰居民对民族性和国家性的认同。

自乌克兰独立以来，极端民族主义政党一直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很少能够获得进入议会选举最低门槛的支持率。在2014年的东部武装冲突中，这些民族主义组织和政党纷纷自愿加入支持政府的行列，并因此在2014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纷纷跨过最低支持率门槛。民族主义政党不仅在乌克兰国家认同强烈的西部地区保持了绝对优势，而且在经济发达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也获得了不错的支持率。传统上亲俄的地区党和乌克兰共产党则在这次选举中失利，反映出此次危机让乌克兰的国家认同得到强化。需要指出，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两地仍然有不少俄罗斯族裔居民，他们仍然面临着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俄罗斯因素是影响东部冲突政治解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国家性问题仍将是困扰乌克兰政治稳定的基础性问题之一。

乌克兰获得国家独立的过程也是其民族国家重新构建的过程，其中不仅应该包括主体民族致力于实践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理念，还应该包括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包容和尊重。民族国家曾以单一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单一民族的民族国家不过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形态”，多数的现代民族国家都不再追求单一民族形式的民族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在现代国家和转型国家中，政治化的族群问题（politicized ethnicity）已经成为体制、国家、统治集团和政府取得或丧失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决定性的原则问题。”因此，必须对“国家”的存在达成共识。在一个国家领土范围内，如果统一国家认同的比例不高，出现民族分裂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加大，爆发国家性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转型后国家巩固民主政体和保持政治秩序稳定的难度也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