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理念建军潮流中的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是中共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关于古田会议及其精神的研究与阐释已有诸多研究，然而基本跳不开党史范式。实则，作为近代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古田会议及其影响力，还应站在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角度进行定位。本文试从近代理念建军潮流发展历程来理解古田会议，以求教于专家。
究其根本而言，古田会议是一场关于军队思想、军队文化改革或曰重塑军魂的会议，它力求将红军由传统观念浓厚的军队转化成能够承载和实现中共政治理念的新型人民军队，既往研究亦多由此论说。少为人谈及的是，古田会议所表达的建军思路，与近代以来中国理念建军思潮息息相关，其所确立的建军模式亦是这种思潮的深入和科学化，此种建军模式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 传统军队文化之弊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可见，兵事是国家存亡兴衰之根本。然而，传统儒家社会强调的是对经典的阐释与诵读，特别是科举兴起以后，社会精英往往以读书入仕为价值依归，“满朝朱紫衣，尽是读书人”成为历代最显著的世风。“士”与“仕”之间的亲和关系自然强化了崇文耻武的社会心理，“好男不当兵”，不仅体现了不愿与市井之徒为伍的心理，更成为儒家伦理之阐释。
儒家伦理对兵事不重视，把从军行伍看作“豪猪健狗”的“役夫之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世社会的衰败。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在《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中指出，中国近世之衰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二千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而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的原因或者很复杂”，雷氏以为，“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在雷氏看来，无兵文化弥散社会，民众耻于为兵，军队员额只能由流民充任，游民把当兵视为营生手段，对国家无责任感，由此也又衍生出诸多问题，如兵匪不分、兵归将有等。
首先，流民为兵。在中国历史上，士兵曾是具有一定精神的群体。“春秋时代虽已有平民当兵，但兵的主体仍是士族。所以春秋时代的军队仍可说是贵族的侠义精神所支配。”战国时期，这种状况发生极大改变。由于灭国战争的爆发，平民大量被征召。因战争死伤过重，民众开始对当兵感到恐惧。秦灭六国后，为防六国民众反叛，军队只限于秦人。秦兵不足用，便发流民充当士兵，这成为“后代只有流民当兵，兵匪不分，军民互相仇视的变态局面的滥觞”。汉代以降，随着崇文传统的兴起，中国民间耻兵思想越发泛滥，一般民众“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当兵“责任被转移到贫民或无赖流民的肩上”，征发囚徒及恶少年甚至外族人为兵，便常见史载。
及至清代，绿营兵制使“土著”为兵，即各兵弁皆由本地人充任，并使之代代相传成为“世业”,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流民为兵”困局。但清中期以后，八旗、绿营均弊端丛生，不堪重用。尤为奇怪者，士兵不守岗位，雇流民代充重新成为常态。道光年间，鸿胪寺卿黄爵滋发现，即便拱卫京畿的八旗兵，也大多“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领替，点缀了事”。以后，曾国藩也指出，各地绿营平素不务正业，“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曾国藩深知八旗、绿营之弊，因此湘军初创时，曾力求救弊，制定严格的募兵之法。但因战事激烈，情势所迫，湘军录兵也“大率就地取材，滥竽充数，非市井游惰，即革勇逃卒混迹其中”。以后北洋军及国民党军亦无法完全解决这一弊病。
其次，兵匪不分。由于流民为兵，军队成分复杂，纪律懈怠，兵匪不分，也成为中国传统军队的基本面貌，尤其在王朝衰弱之期更是如此。如鸦片战争之时，“清朝军队已经腐败到极点。绿营兵一般地既无训练，又无纪律，千里调遣，所到之外，居民横遭骚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曾国藩观察到，清军士兵往往“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军队不是保家卫国或维护政权的利器，反倒成为杀掠、残害百姓的祸源。以后兴起的湘军也是如此，兵员很多是一些市井之徒，缺乏必要的组织与纪律。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威吓国人有余，抵御外辱则不足。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湘军曾发生三次大规模屠城事件，分别是咸丰八年（1858年），李续宾部攻破九江，屠杀两万余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部破安庆，屠杀数万军民；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天京陷落，曾国荃部又一次大开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湘军建军初期所崇尚的军民不犯，以及儒学所强调的“仁义”等基本价值理念荡然无存。这样一支失去基本军纪的部队，虽能使日暮西山的清廷苟延时日，却根本无法肩负抵御外侮、保家卫国之责。
最后，兵为将有。在中国传统兵文化中，军队沦为私产也是常见现象。这种现象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武人干政、军阀战乱。秦汉以后，中国历次大分裂、大混战均因此而起。鉴于此，宋代由文人领兵，并设“三司”，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以相互牵制、监督，试图解决武将擅兵干政困局，但最终招致军队机构庞杂、军力积弱的局面。明清实行新兵制，尤其是清代绿营，进一步以制度化方式使将不专兵、军不私将，虽一定程度化解了军队私有化的矛盾，却又滋生出将领指挥不动士兵的新问题。因此，湘军之兴，不得不重新强调兵将的统属关系。湘军以省籍、门生、故旧情谊为纽带，上下级间形成层层隶属关系，兵将都效忠于曾国藩一人。时人王闿运对此评价十分精到：“湘军之制，则上下相连，将卒亲睦。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存。”清末，袁世凯主持编练新军，也基本上延续这一做法，不断提拔培养自己的亲信，在新军中形成了恩师、门生、故旧等不健康的部属关系，把效忠国家的军队变成私产。“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智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不敢有所主张，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卒不可破，只要是‘恩宪’或是‘恩上’无论是否乱命，亦须服从，意谓不如此则为‘忘恩’……此为北洋军人之共同心理，即此可见它是私的结合。”
正是受传统兵文化的影响，中国军队往往无法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甚至成为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的潜在危害因素。近代以来，国门洞开，扭转国运颓势、进行军事改革无疑十分紧迫。如何解决中国传统兵文化之弊？一些政治家开始对理念建军进行探索。
二 近代理念建军之尝试
本文所谓理念建军，即希望以某种精神、文化、理念为军队之魂，并用相关制度建设军队、管理士兵，使得军队能够达成所属政治团体的政治目标。近代中国理念建军，大体可分三期。在中共创立红军以前，曾国藩及孙中山曾对此进行过尝试。
第一期为曾国藩湘军的建立。作为理学名宿的曾国藩提出了“用诸生训山农”的设想。为此，他任用了胡林翼、罗泽南、曾国荃、彭玉麟、刘坤一、李续宾、李续宜等一大批在儒学方面素有造诣的士人担任重要军事将领。如罗泽南自少尊崇程朱理学，先后著有《周易本义衍言》、《姚江学辨》等。据不完全统计，湘军中儒生出身的将领占58%，主要将领占75%。在带兵实践中，“以理学治军”亦时时被强调。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编成充分体现儒家伦理的以“仁”为核心价值的《爱民歌》，要求士兵“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这首在湘军内部到处传唱的军歌，也作为湘军处理与民众关系的基本要求。胡林翼则再三重申军纪，军队要讲究营制，士兵不可吸食洋烟，禁止赌博，“扰居民亦最要”。尽管如此，在实际行为中，湘军的传统军队色彩仍十分浓厚，“兵匪不分”问题没有解决，“兵为将有”现象尤为严重。
更为重要的是，湘军中无论是儒生将领，还是儒生士兵，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依然是“士”的角色，这种崇文耻武的心理使湘军无法发展为现代军队。从表面上看，晚清湘军之创建，招募了一些儒生入行伍，以儒家伦理作为严肃军纪的一条重要准则。这似乎是区别于旧式八旗与绿营兵制的一个身份象征，也成为湘军打败太平天国，暂时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重要因素。实际上，在一个崇文耻武的社会里，儒生进入行伍，尤其是一些破落的穷酸儒生当兵入伍，并不是他们的义务，而是一种谋生手段。如湘军士兵的月饷较为丰厚，是绿营兵的1～3倍。这样丰厚的饷银，自然能调动一些在战争动乱状态下无法入仕的儒生投笔从戎。因此，此类士兵并非国之良器，实在缺乏军人意识，没有军人荣誉，甚至他们骨子里更加认同的是他们“士”的身份，而耻于“兵”的角色。
因此，曾国藩所创之湘军，只不过是在前期践行和实现了“用诸生训山农”的目标，此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化也难免大量招徕流民，以理学治军流于形式，兵匪不分现象重新出现。曾国藩的以儒学建军的理想化尝试最终也招致失败。而且，湘军在军队体制建设中形成了比较深厚的人身依附关系，近代军队的私兵化由此开始，“武夫当国”成为近代乱世之源。
第二期为孙中山创立黄埔学生军。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及中共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试图以之为基础培养成不同于传统的新式军队。黄埔学生军大多由热血青年组成，他们怀抱杀敌报国之期望，在人生观、价值观上与军事近代化的趋势相一致。由于认识到“我们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所以一般官僚军阀便把持民国，我们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孙中山试图将“三民主义”作为这支军队的精神灵魂。其所撰写的“黄埔军官学校训词”即有明显表达：“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如何避免军队被军阀控制，成为孙中山考虑的重点。其解决之道便是模仿苏联党化军队，即国民革命军全体加入国民党，组建一支由国民党控制的党军，避免军队成为军阀私产。因此，黄埔军校成立后，由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为驻校党代表，在军队执行党的方针。党代表是国民党掌控军队的象征，其职责是对军队实行政治训练，“使一般官兵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集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同时，党代表的力量也渗入士兵的一切日常生活，了解官兵的思想状况和作战环境下的心理波动，军队与驻地百姓、团体形成紧密关系。最重要的是，作为国民党在军中的存在，党代表所颁布之命令与军事主官相同，军事主官所发之下属任命，必须有党代表副署方能生效。孙中山正是用以党建军的方式提升了黄埔学生军政治觉悟，为北伐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前提。
客观地说，作为黄埔军校校长兼党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军队党化发挥过重要作用，他配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军中推行党代表制度。然而，1926年，他一手策划了“中山舰事件”，在没有得到党代表授权的情况下，擅自调动军队，并以武力拘禁军中各级党代表。其结果是党权不得不向军权让步。蒋介石以军事将领的身份逼走了当时国民党主管党务的总党代表汪精卫，自己成为实际控制党权、军权的最高首脑。至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更正式取消了军中的党代表制度，仅在连一级建制中设置政治训练员一职。孙中山寄希望于设立党代表，对军队实行政治训练，以达军队对国民党对国家效忠之目的，改变旧式军队兵为将有的局面，但这一愿望最终也落空。
为何短暂的以党领军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呢？笔者认为，主要还是国民党组织系统弱化，党只是一个符号，大多数党员只是形式上入党，本身却是军阀。军事主官一反动，党组织很难以党代表的职权控制军队。最为重要的是，入党的士兵也好，党代表也罢，他们所遵奉的“三民主义”本身只是一些高悬的信条而已，与官兵的真实思想之间存在较大缝隙，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也未能解决这一矛盾。所以，1949年底，蒋介石在总结国民党失败原因时曾言，“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三 古田会议与“政治建军”原则的确立
中国近代理念建军的第三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建立，最大的转折点则在“古田会议”。
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坦言：“中国有兵之形而无兵之神，有兵之人而无兵之魂，无魂之兵，犹如无兵。”梁氏这样大声痛斥与疾呼，目的是在抵御外辱的情况下，重新唤起国人的尚武风气。无论是梁启超的无兵论，还是雷海宗的“无兵文化”，都指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作为国之重器的兵道因其自身流民化、兵痞化、私兵化而流失了安邦定国、抵御外辱的灵魂，以至于士兵连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尊重都没有。因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创建，正是要扭转这种兵文化，重铸兵魂，使军队真正成为国家利器、民之守护。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经典论断已逐渐在中国共产党内成为共识。但军队建设，尤其是党对于军队的掌控，以及党的政治理念在军队的宣传，并未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而成为共识。恰恰相反，由于士兵构成混杂，军纪涣散，流氓问题、流寇主义仍深刻影响这支新兴军队。
第一，就士兵构成而言，新建的红军来源复杂。主体为“老的国民革命军，浏、萍、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体现在红四军上，这支部队“由三部分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民”。作为一支无产阶级政党所属之军队，红军一开始的成分混杂不可避免。因为中共及其军队本身是十分开放的，它期待从工人、农民、士兵以及其他下层民众中汲取养分，以形成无产阶级之基础。但士兵来源不纯，也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例如，许多人仍带着传统兵痞观念以及小农的自私性。四纵队七支队中，一些士兵“平素过的农村生活……受不惯严厉的军事训练”。而由红四军派来的军事干部在士兵训练上不讲求方法，一味“取严重主义”进行“打骂式训练，官长阶级极严”。这使得士兵与干部、干部与干部之间矛盾重重，“逃兵日多”。当兵吃粮、自由散漫的思想也十分严重。1928年2月，萧克被派往中国工农红军二团三营担任副营长兼连长，他通过接触大量士兵和下级官长，发现他们“大部分是农民出身，带兵就是同带枪的农民打交道”，这些士兵“有些还带枪回家过夜”, “有些虽曾在旧军队或团防‘吃过粮’，有点军事常识，但也不能用军事规程来管理部队，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如果不高兴就要回家的”。此外，“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在当时红四军干部及非干部中也有一定程度存在，且部分人“屡戒不改”。
尤为致命的是，红四军中大量士兵都习惯于旧时的领导方式，对党领导军队这一原则不赞成。许多人“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提出“军事领导政治”，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指导”。这种将红军引向纯军事的思维十分落后，也相当危险，如果得不到有力纠正，红四军可能沦为某些将领的私人部队，并日渐走向“军阀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当时士兵中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认识，“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
第二，流氓主义也是困扰红四军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世中国国权式微，土匪、流氓横行，天地会、袍哥等地下组织逐步在一些特贫地区得势。一方面，这些地下组织的成员大都是贫苦大众，受了统治阶级、地主土豪的压榨而投身绿林。因此，他们与中国工农红军有一样的阶级敌人，甚至他们的一部分也以抗击外来侵略的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因其土匪、流氓的性质，他们常以打家劫舍为生存来源，对于当地农村有极大的破坏性。
对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群体，红军中一些领导干部只看到了流氓、土匪与工农红军有一样的阶级敌人，因而对他们抱持不正确的态度，如“流氓会打仗，我们不应排除他们”, “只要长官领导得好，士兵的成分是不要紧的”等。为此，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的一些联席会议专门讨论了流氓问题，分析了流氓的来源、社会职业和特点、流氓的党派组织等，认为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加入革命队伍。因此，对这样的群体，要提高警惕。对于他们的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中争夺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工作，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但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对流氓有丝毫让步”。
第三，由流氓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的军事主义、逃跑主义等错误思想在红军创立初期表现得尤为严重。1928年，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以后，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但是，斗争初期条件依然艰苦，面对敌人的军事进攻和艰苦的根据地条件，红军中充斥着浓厚的悲观情绪。毛泽东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坦承，他对于革命形势低落十分担忧，“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这样的革命形势显然不能够使工农红军对革命的形势和前途有多大的希望。此种悲观情绪也在林彪等高级将领中蔓延，林彪多次表示：“现在的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饭、南瓜汤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否则没法维持。”这种闯州过府、形同流寇的作战思想，还是近似于农民闹革命的旧时军事思想。古田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给林彪写了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流寇作战思想。
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本原因之一是初建的红军仍受传统兵文化影响，尚未能自觉将马克思主义贯彻到军队组织和领导之中。红军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因此，毛泽东才发出这样的感慨：“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如何确立正确的建党、建军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党员和官兵，把一支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子弟兵，已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迫切任务。
首先，确立“政治建军”原则。古田会议的核心内容便是重申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一传统在北伐时期就已经存在，叶挺所领导的独立团以及北伐到长江后所发展的部队都有党的组织。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即班设党小组，连建立支部，营团设立党的委员会，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在古田会议上，这一优秀传统得到重申，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而非党与枪平行，更不是枪指挥党。实际上，中国工农红军一旦走向脱离党的指挥或以军权控制党权，将有沦为军阀工具的危险，红色政权必定不能长久。因此，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 “政治委员须副署”，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治领导的权威。
其次，为了实现“政治建军”目标，古田会议制定了一系列规训和培养红军士兵的制度。如发展红军党组织的制度、对红军士兵进行党化教育的制度、对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的制度、对士兵的奖惩制度和处理伤兵的制度等。这些制度涵盖了红军士兵的政治、军事、日常生活、文化学习、行为规范及生命关怀等方方面面。可见，这些制度从具体层面上力求肃清中国传统兵文化对于红军的影响，为红军由一支成分混杂、纪律混乱的队伍发展为可以承载和实现党的政治理念的新型军队奠定了基础。例如，《古田会议决议》专门阐释了对士兵人身权益的保障，废除了肉刑制度，特别是枪毙逃兵的规定。枪毙逃兵历来是中国旧式军队的一种陋习。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熊寿祺回忆说，部队“每次出发时都要枪毙些逃兵，摆在路上示众，但逃兵仍然无法遏制”。后来，红军前委感觉枪毙逃兵是封建制度作风，因此改变以往抓住就枪毙的做法，改为以教育为主，并尊重俘虏的自由意愿。结果逃兵现象得到遏制，许多士兵甘心留下当红军。
最后，对红军的职能进行了拓展。《古田会议决议》明确规定，红军不仅需要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且还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乃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特别是对红军如何进行群众宣传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使红军摆脱了纯军事组织的传统思维限制，成为更有生命力、职能丰富的现代化军队。
四 古田会议“政治建军”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乃至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一，古田会议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化解了工农红军走向私有化的危险。古田会议对红四军中的单纯军事观点进行了批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并在组织建构、斗争原则、纪律宣传等方面，逐步探索出一套以党领军的建军模式。这种建军模式使红军真正成为能执行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帮助红军规避了沦为私人军队的危险，使红军最终有别于中国传统军队。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逐步形成了以工农红军为核心，以农村社会的工会、农会、贫农团、妇代会、赤卫队、童子军等作为外围组织的武装力量，民众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发出强大的向心力。
第二，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帮助红军适应了乡村斗争的环境。毛泽东曾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以来，一直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党领导革命的前途与农民的利益相结合，这成为关系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重要问题。古田会议前夕，《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提出“群众路线”，即将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统一起来。打仗是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是决定红军能够生存多久的问题。而古田会议则进一步强化了“群众路线”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明确提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任务，即军队不单是承担打仗与革命的任务，更为重要的是要成为中共与广大农民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一方面，依靠工农红军建立强大的宣传制度，让民众充分了解红军作为工农子弟兵的性质。另一方面，制定充分考虑最广大农村贫下中农利益的阶级政策，即打击农村中的土豪、地主、富农，把他们的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贫下中农，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古田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扎根于乡村社会，与最广大农民的生存利益相结合，这成为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
第三，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树立了工农红军的正面形象。古田会议以后，作为人民子弟兵，中国工农红军开始扎根于广大农村社会，致力于农村的土地改革、推行民主、扫盲、提高妇女地位等一系列的工作，改变了湘军或民国时期军队为祸乡里的兵匪与兵痞形象。红军的正面形象深入人心，使国人在国难深重的时代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
第四，古田会议所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及其制度化实践，既是中共探索自身军队建设的结果，也是近代中国理念建军潮流的升华。此后，以中国共产党军队为代表的中国军队开始不再是兵匪、兵痞，而成为人民军队，承担国家振兴与民族解放的重要职责。这种升华，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从更广阔的角度上看，传统军队更多的是军队将领或个人的私产，甚至因个人意志而成为致乱之源，而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则使军队最终成为党与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可以说，古田会议为协调国家、社会与军队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从革命与战争中走来的人民军队——无论是革命或抗战时期的工农红军、八路军还是新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无不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石。
总之，古田会议及其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塑造成能够奉行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引领国家、民族复兴的新型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及其确立的“政治建军”原则是数千年来中国兵文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汪炜伟，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张斌奇，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公共基础教学部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