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恐惧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恐惧往往作为描述性的范畴而非分析性范畴被广泛使用。临床医学、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或许能够生动和细致地描述恐惧的表现形式，却不能给恐惧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与恐惧相关的一些词语，如忧虑、担心、焦虑、不安、害怕、恐慌等都可以辅助完成对恐惧的说明，不过，这些词语本身的模糊性质及其在边界上的重叠又使得定义存在循环论证的嫌疑。它们或许在表达恐惧的程度方面而不是性质方面更加有用，例如忧虑或担心可能是低度的恐惧，而不安或恐慌则有可能是重度意义上的恐惧。给恐惧下定义的真正困难在于，它更多的是一种由主体才能体验到的感觉，即一种使主体身临其境的状态、过程。例如，《牛津简明英语字典》在对恐慌定义时就把它归到感觉的范畴，即恐慌是“对危险或警报的一种突然而过度的感觉”。在把握恐惧的感觉方面没有人比主体自身更具有发言权，而且就主体而言，恐惧作为一种感觉也更多地导向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境界。当然，这不能导致恐惧的不可知论，在词与物的关联中，词尽管具有无限的解释力和异常丰富的多样性，但仍然可以大致勾画出恐惧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而这与恐惧的根源有关。

长期以来，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饱经困苦和不幸。今天，即使人类社会已经步入有史以来科技文明最为辉煌的时代，也常常无法预见、无法避免给人类造成巨大损害的自然灾害。当然，虽然人们对自然界的恐惧依旧存在，却与远古时代的先民所处的境况截然不同。在科学进步论者眼里，面对一个巨大的自然灾难，人们要么把它归结为人的疏忽大意，要么认为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控制办法，“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的表述总是透露出人们对前景的乐观态度。此外，尽管人们对一些自然灾害束手无策，但现代社会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以保险制度为核心的补救措施，降低或弥补了自然灾害对个体人的损害程度。然而，如果说技术的日益完善和发展减轻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恐惧程度，却也同时形成了新的恐惧来源。任何一项新技术的问世都如同双刃剑，在医治人们的创伤时，又在有意无意对人们造成新的伤害。核技术的发明一方面在医疗救治条件、新能源利用等方面改善了人类社会的处境；另一方面，由此可能造成的毁灭性灾难的阴影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人们的心头。现代技术是人的肉体与灵魂分离后为满足肉体的需要而迅速发达起来的现代性理性。仅仅在20世纪，现代技术近乎疯狂地开足了马力，发展到可以轻而易举创造肉身的程度。不仅牛可以被创造，创造者也可以创造自己。在日益专业化的技术面前，普通大众的经验丧失了判断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专家系统如同自然威力一样主宰了人们的生活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倘若没有专家的指导，人们简直寸步难行。对专家系统的过分依赖，在使人们失去自我判断和自我实现的能力的同时，也令专家系统为了推卸责任而时时发出越来越多足以引起人们新的恐慌的警告。不同于科学理性的局限性所带来的恐惧，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社会关系不仅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也使得陌生人社会更多地充满了敌意。

社会被分裂成两个世界。在熟人的世界里，人们是安全的，充满了温馨和甜蜜；在陌生人的世界里，人们是不安全的，随时可能给人们带来危险。随着工业化速度的加快，熟人社会的领域不断缩小，被称为陌生人的社会的疆域扩大了，它预示着充满危险的陌生人社会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交往对象。更为不幸的是，不断萎缩的传统熟人社会也常常遭到“杀熟”行为的侵蚀而变得面目全非，同样令人恐惧。此外，传统自由主义哲学在提倡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同时，是以时刻防备着国家和政府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侵犯为理论前设。自由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时常流露出对政府权力的厌恶和担忧，这似乎成为家常便饭。在极端的情况下，政府被宣称为必要的有害者，这预示着政府是一种危险的来源。如果说政府是不得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也如同猛兽一样需要驯服得当。

所有类型的恐惧都指向一个基本点，即人们对造成或可能造成危险丧失了控制力，它既表现为对危险事物不能作出有效的预见，也表现为对行将到来的危险失去了抵御的能力，还表现在无力摆脱危险的局面。恐惧往往由处在危险或面临着危险的感觉而来，至于这种危险是真正的危险还是虚构的危险却是不重要的。危险是一种破坏力量，它对主体造成伤害或可能造成伤害。危险无处不在，但不是有危险就有恐惧。当危险是可以预见并且有办法控制时，并不必然产生恐惧，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却无法控制时，恐惧才具有存在的基础。但在这里把恐惧、风险和冒险作出适当的区分是有必要的。

风险往往是一种危险，这种危险不仅为人们预先知晓，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为这种危险提供了防范的措施或者补救的办法。在风险的概念下，危险是被驯服的危险，虽然仍然具有破坏力，却不是恐惧的来源。排除危险性的方法并不是让危险不发生，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对已经到来的危险后果的积极干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事后的补救行为，也在风险的范畴之内。与危险和风险不同，冒险的内涵更倾向于主动探试危险或风险。冒险的主体对可能来临的危险或风险采用了准备承受的积极姿态，在这个意义上，冒险可完全不作为恐惧的来源来对待。事实上，谨慎的冒险不仅不会给主体带来恐惧，而且往往被当成美德被社会赞扬，它为英雄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和重要标准。一个标榜英雄或骑士的时代，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人们的安全感。由此可知，处于恐惧状态的人正是处在了一个危险不能确定的状态之中，他所熟悉的并且一直参与其中的秩序被瓦解了或者暂时地被瓦解了。

（一）自由与安全

现代社会对自由的维护总是通过政府的合法强制力来完成的，因而，要获取一个安全的环境并且足以使自由的主体可以存续下去，让自由付出一定的代价总是必要的。按照法律经济学的观点，这乃事关成本—收益的精当算计。如果自由的收益大于它所支出的各种成本，做出这项安排的人，就是一个合格的理性人，也是备受功利主义者赞赏的对象。自由和安全的关系恐怕并非一定要用复杂、深奥的理论进行解说。排除价值判断和每一个时代都必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正当性话语，在“合法的”社会实践领域之外，由被保护人向保护人支付一定的代价来换取个体的安宁从来都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历史事实。弗洛姆说在安全的社会里人们没有自由，在自由的社会里人们缺乏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一论点。在自由主义哲学看来，问题的重点不是自由少一点还是安全多一点的数量对比关系，自由的个体同时也是一个孤立、孤独的个体，这一个体如同处于荒野中的人失去了与其他人的各种联系，他或她需要依靠个体的力量保护自己的一切。一切必要的社会联系都被视为可能影响个体自由的枷锁而不是自由的条件被革除了。萨特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则更进了一步，他人的存在意味着对个体自由的否定和限制。不仅是陌生人，所有的外在于主体的人都成为个体自由选择的障碍，对自由的追求就变成了投入到危险事业中的严酷斗争。

（二）未来的不确定性

人类社会“除魅”之后，人们一方面失去了对地狱的恐惧感，另一方面也失去了神灵乃至上天的庇护，更为重要的是，人失去了对未来可以选择的方向。既然不论好人和坏人都不可能下地狱，但也不可能上天堂，在本体的意义上，人类自身走向了没有目的地的旅途。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们的确发现没有了上帝的世界充满了不安、忧虑和恐惧，为此，保罗·纽曼不无沮丧地说：“尽管旧的善良抗衡罪恶的宇宙存在问题，但是生活在一个无神灵的宇宙却是让人胆怯。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炼狱、没有监狱、没有永恒的生命，一切都是无意义的，姓名不祥、吞噬着一切，这使得罗切斯特大人血管冰凉、让克尔凯郭尔感到战栗、让让·保罗·萨特感到恶心”。只是从一个时点开始，人们面对的是广阔无垠的却是朦胧并略显暗淡的未来。对于这种境况，有人主张回到过去，回到曾经有明确目标和生活目的的某个时代，也有人雄心勃勃地不仅勾画也实践着一个理想社会。然而，略带伤感并且沉溺于过去美好时光的人从来也没有真正使时光倒流，相反，对回到过去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却与乌托邦主义者貌离神合，这就是有计划地建构有意义的新的社会。对于付诸实践的这种新的社会实验行动，从莫尔的理想国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为一种自发秩序理论提供了反面的素材，当然，自发秩序理论使人在自由的海洋中独自遨游却不能看到希望的岛屿，强化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削弱了人所具有的构建社会的能力。

（三）信任关系的瓦解及其人格缺失

一种怀疑主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地笼罩着人们的观念、思想和行动。从不相信陌生人开始，对自己视野范围内的不能完全控制的所有事物都采取了疑心战略。承诺尽管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却变得更加珍贵，不过，对承诺的怀疑却使承诺变得可有可无。那种在信任的黄金时代才能听得见的“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掷地有声的誓言一去不复返了。极度的怀疑主义使社会成为公共精神病人，一些未经证实的危险就能激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力，以致引起灾害的真正原因弄清了很久，依旧有人用想象的因果关系指导自己的行动。如果社会总是处在怀疑的气氛当中，基本的信任关系得不到优先确立，对他人和社会的恐惧就会被各种未经证实的传言、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和过度的悲伤情绪引起。时刻担心受到伤害与过分谨慎从事的行动紧紧联系在一起。裹足不前、保持现有的状态、克制精神等就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原则。不仅如此，探索未知领域的有意义的冒险行动可能成为危险之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常常也包括那些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人，但在担心受到伤害的恐怖文化中，这些人成为奚落嘲笑甚至打击报复的对象。与此相关，英雄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构，人的勇敢品质消失了，消解了人在社会领域进行大规模实验的探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