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会发展与社会质量

（一）社会发展的内涵

社会发展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学术界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对于社会发展内涵的探讨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一是“唯经济增长论”的社会发展观。阿瑟·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将社会发展界定为经济的增长、物质财富不断增加，并将其具体操作化为“人均产出”与“每小时劳动的产出”两个指标，主张“把有限的资本投入到工业部门，通过资本的自身增长推动工业部门比重的变革”。这表明，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发展论者并未认识到“发展”与“增长”之间的区别，简单地将两者等同起来，认为只要加速工业部门的发展，提高国家工业化程度，促进经济增长就能够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不仅如此，这些学者也没有看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差异，而是简单地将经济发展普世化，试图用经济发展取代其他方面的发展。

二是“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该观点代表人物首推法国社会学家弗朗索瓦·佩鲁。他的“新发展观”隶属于综合发展观范畴，综合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传统“唯经济增长论”的片面发展观的反思，是对以往那种用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收入等客观性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所引致的社会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社会文化没落以及环境恶劣等“有增长无发展”的改进。佩鲁认为，社会发展应当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尺度和发展目的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和“关注文化价值的”发展。新发展观突破了传统的、将关注点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的、狭小视野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协调共进，更加注重社会发展过程中各因素的整体性、网络性以及互动性，将“为一切人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归宿。

三是“以自由为核心”的发展观。阿玛蒂亚·森在国际社会发展联合会第15届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视为条件性的或伴随性的”，因为“经济的繁荣在何种程度上会促进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极大地取决于各种社会政策，包括教育设施、医疗、社会保险、社会工作的建设，以及全社会和全世界不同人之间良好社会关系的培养”。在他看来，“即使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好的社会政策也能让人们生活更加长久、富裕和充足”。为此，他提出应当将“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其中自由指代人们能够过上愿景生活的能力，“自由既是发展的目标，同时也是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社会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应当回到“人的自由与解放”，这样发展就具有政治学及社会学内涵。

通过以上对社会发展内涵的梳理可以发现，社会发展的内涵不断发展，涉及的学科不断增多，从原来的单一经济学逐渐拓展到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我们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前提，通过经济发展来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协同共进，以实现人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因此，社会发展的本质就是人本身的发展，其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现代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内容多样性特点，从广义上看，社会发展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环境在内的各个方面，从狭义层面上看，社会发展包括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流动、社会运动等方面的综合体，同时，变革作为社会发展的手段也是多样的，既可以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准，也可以通过实现社会的公正、社会运行质量的提升等来获得，那种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局限性日益被各界所证明。

第二，社会发展的整体性。社会发展的范围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环境等各个领域，各领域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呈现整体性特征，它更多地表现为伴随着一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政治制度的民主、公正，公共文化的繁荣，社会制度的公正与完善，生态环境的美丽等方面，单一的发展最多只能称为增长，只有各个领域的全面发展才是那种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

第三，社会发展的人本性。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能动因素，生产力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前进步伐，生产力的发展要依赖于人，它是人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别的什么物种的生产能力，因此，它就要服务于人，实现人的目的与价值。所以，人在社会发展中应当居于主体地位，社会发展的最终落脚点都要回到人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上，实现从传统的人向现代人的嬗变。相较于单纯追求经济等客观性因素的发展而言，现代社会发展愈发重视和发现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

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以经济增长和国家工业化水平提升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志，实际上就是把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每小时劳动产出等作为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发展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以及第三产业为主转变，从低下的劳动生产力向发达的生产力转变。

马克斯·韦伯等人认为，可以用统治类型来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统治类型的更替蕴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从历史上看，人类的政治秩序经历了从“传统权威型统治”到“卡里斯马型统治”再到“法理型统治”的转型与变迁，其实质是伴随着统治类型的变迁，整个社会的权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政治合法性也得到了逐步提升，国家政治制度在完善自身的同时裹挟着社会发展的步伐。在韦伯眼里，统治类型的变迁完全可以表征为社会发展，统治类型的转变历程就是社会发展的演变历程。

社会学以关注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为己任，社会发展不仅表现为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变迁，尤其表现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型社会的更替，也表现为社会结构内部各有机组成部分的变迁，依据社会结构的不同方面就可以评价社会发展情况。例如，我们可以从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及家庭结构，人的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水平，就业类型与就业报酬结构，社会保障及相关福利，社会流动类型等指标都可以评价社会发展的情况，从而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三）社会发展的质量要求

尽管单纯地用社会指标也不能科学地测量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同样，单纯地运用经济增长指标也不能衡量一国的社会发展程度。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地带来经济结构的合理、发展方式的集约、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等，相反，经济增长有可能出现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粗放等“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由此推动人们去思考如何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结构的合理以及发展方式的可持续，这便涉及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于是，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以及注重社会发展质量就为人们所认可，并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一方面，社会发展强调以社会的角度解读发展的内涵，这与社会质量强调“社会的”而不是“个体的”取向基本一致。长期以来，人们倾向于用经济或政治指标来评价社会发展，把社会发展简单地界定为经济总量或人均经济总量变动情况，把社会发展等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移植与设置，而忽视了社会指标的提出与测量。社会质量的提出唤起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关注，它反对将经济或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做法，将社会发展回归到社会本身，聚焦于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社会福利、社会运动、社会权益、社会凝聚以及社会环境等方面，这就凸显了社会在发展中的地位，强调社会发展的非经济性，注重社会发展评价尺度的全面性。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与社会质量强调通过个体发展实现社会认同的意蕴并行不悖。欧洲学者更多地把社会质量当成“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共同体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够提升其福利和潜能”，国内学者王沪宁、吴忠民较早地提出：社会质量表现为社会有机体的协调性，这种协调性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社会质量实质上就是通过个人的社会参与及社会融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有机体的协调发展。反过来，如果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经济实现了从农业向工业及服务业的变迁，而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传统型的，那么也谈不上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质量的概念揭示了人与社会发展的目标和本质所在。

所以，社会发展包含着生活方式的变革及福利制度的完善，蕴藏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革以及权益观念的提升，推动着从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这意味着，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质量的提升进一步促进社会发展。社会质量作为研究社会发展的新范式，将社会发展的研究范围扩展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综合性研究领域，把握住了社会发展的目的和使命，实现了社会发展研究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