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背景：传统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变下的广西

第一节 中央王朝对广西的建制治理：从荒裔之地到南国屏藩

在秦以前，今天的广西与广东同属岭南地区，也被称为百粤（越）之地，由于地理上的阻隔以及相隔遥远，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吴、越、楚等国的交往十分有限。战国时期的楚国范围大致至现今的桂东北地区，至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50万大军南下，用三年时间开凿灵渠以沟通湘水、漓水，解决了军粮补给问题，最终平定了岭南叛乱，征服了西瓯、骆越等百越各族，并在岭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在三郡中只有桂林郡完全在今广西境内，故今广西也简称桂，同时，相对于广东而言广西又称粤西。秦朝末年，南海郡尉赵佗趁中原战乱、秦政权岌岌可危之际，兼并了桂林、象郡两郡，成立了南越国，自封为南越武王。

西汉初，汉高祖派陆贾到番禺说服自称“蛮夷大长”的赵佗臣服汉朝，“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据历史记载，“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的赵佗在当时实施了“和辑百越”政策，他主张遵从越人习俗、鼓励与越人通婚，可在刘邦死后赵佗又复立南越国。直到汉武帝时，汉朝才又派兵灭了南越国，再次收复了岭南，并将岭南三郡调整为九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耳、珠崖，同时，西汉设立了“十三部刺史”，岭南九郡统归交趾刺史巡察。

在三国孙吴时期，合浦以北等郡又被划归广州，合浦以南等郡被划归交州，岭南地区第一次被一分为二。至唐朝贞观年间，朝廷又按“山川形便”分为十道，岭南地区为岭南道，此时两广又整合为一。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岭南再次分治，岭南东道治广州，岭南西道治邕州（今南宁）。此时的岭南西道不仅囊括今广西的大部分地区，还统辖今广东的雷州半岛和海南岛。

宋代，朝廷开始在岭南地区设置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以西江流域的封州、梧州之间为界，贺江、云开大山以东属于广东，治所在广州，有14州，以西属于广西，治所在桂林，有7州。所以，宋代基本奠定了今天两广的分界线，也是今天广东、广西名称之来历。

元朝时，为了防止全国再度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行政设置一改唐以前利用“山川形便”地理条件的设置原则，对行省的划分以纵向为主。由于中原通岭南的主要交通线分别从赣江和湘江分东西沿两路而下，所以，元朝时将广南东路划归江西行省管辖，将广南西路划归湖广行省管辖。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设置了广西行中书省，广西设省的历史自此开始，之后明清因循之。民国仍循而不改。

明朝开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实际只控制了江西和湖广的部分地区，及至三年后才陆续分兵平定两广地区。至此，才又将岭南两广地区和江西、湖广分开，并对行政区划进行了一些调整，将原属湖广行省的全州划归广西，将原属广西的廉州、钦州、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划归广东。清代，广西的行政区划基本维持了明朝的格局。虽然两广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差异，但历史上“东西两广，虽分二省，其实共为唇齿之邦” （转引自滕兰花， 2011: 35）。

广西的建制沿革随朝代递嬗，其变化范围大致受地理环境、族群关系以及中原王朝实力的影响。“其中，地形地势对历代广西建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云开大山、六万大山和十万大山此列弧形山脉以内的诸郡无论怎样分合，常隶属于广州；而此弧形山脉以外的合浦郡多分隶属于统辖交趾半岛的交州；广西东北部的郡县，有时划归湘江流域的高一级行政建制统合”（李孝聪，2004: 360）。同时，广西西北部地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族群因素也是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例如，明初广西爆发了大规模的瑶民起义，为了平定瑶民起义，朱元璋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广西的门户即钦州、廉州地区划归广东以加强控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钦州、廉州地区才又被划归广西。

广西的东北部自古以来是中原移民进入广西的必经之地，中原移民经过湖广、汉江地区进入广西，也使当地较早地受到融合了湘文化的汉风熏陶，现桂北地区的兴安、全州、灌阳和资源等县曾长期隶属湖南，直到明代才被划入广西。广西的西部地区则地处云贵高原，与云南、贵州相邻，这三省区的交界地带广泛分布着壮、布依、苗、瑶、彝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所以，当地的地缘关系也更多地体现为族群之间的关系，如广西百色市的西林等县与云南的文山壮族自治县相连，而红水河以北的黔西南布依族又与红水河以南的桂北壮族相邻，这些相邻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语言和风俗上十分接近。广西的东南部与广东毗邻，明清时期，由于政治及人口增长的原因，有大批广东农民和生意人迁移至广西。移民在促进广西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地矛盾产生。总体而言，从秦朝到清朝，历代中央王朝对广西的建制和治理，主要受到经济开发程度、地域文化差异、人口迁移甚至军事行动等因素的影响。

一 自东向西

“广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与桂东南、桂东等地的丘陵、河谷冲积平原相比，桂西地区的岩溶地貌给生产发展带来了巨大困难。山多地少、石多土少，水缺地脊，在高产旱地作物玉米、番薯等引种之前，粮食供应困难，很难养活大量的人口，所以桂西岩溶地貌开发困难的存在，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滕兰花，2011: 25）。所以，历代中央王朝对广西的治理也是东西有别的，例如，在桂东经济较发达地区实行跟全国一致的郡县制，派流官进行治理；而在桂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从唐代开始实行羁縻制度，至明清发展为土司制度。

“秦至民国时期今广西境内县级以上行政建置的设置，经历了由少到逐渐增多、复由多而逐渐减少的态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历代封建王朝和民国政府对广西的开发和治理”（雷坚，1995: 43）。西汉时期，岭南地区所设置的九个郡下分别设县，在今广西境内就有20个左右。同时，朝廷还采取“以其故俗治”的思路，给归顺的越人首领封侯，仍用他们来稳定当地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中原移民纷纷南下，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广西整体发展，特别是桂东、桂东北、桂东南和桂中地区的经济发展。随着疆土开发日渐深入，在广西的行政建置也逐渐增多。唐朝时国家实力空前强大，对广西的开发比前朝更为深入，在政策上也更因地制宜。当时在岭南西道下设桂、容、邕三管经略使，其治所在邕州（今南宁），这些州县治所绝大多数位于水路便利、地势平坦的地方。此外，还在桂西地区推行怀柔政策，共设置羁縻州50个、羁縻县51个，所以，唐代将秦汉以降对少数民族地区“因俗治理”的思路在制度层面加以贯彻。

“宋朝先后设置有139个县，其中132县为五代十国时期的旧县，占宋朝总设县数的95%。新置县有7个，即石康、归仁、迁江、怀远、河池、忻城、罗城诸县，占5%。先后设置有85个羁縻州，比五代十国时期的31个增加了1.7倍。新置州56个。先后设置有80个羁縻县，比五代十国时期的31个增加了1.6倍。其中新置的羁縻县有49个。”（雷坚，1996: 17）这些新置的羁縻州县主要分布在桂西地区，宋朝在广西行政建置的数量较前朝有所增加，这不仅与当时的民族政策有关系，也说明中央对桂西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增强了。

总体而言，发达的社会经济是行政建置统一和改土归流的物质基础，隋唐以前在今广西境内设置的州、郡、县，绝大部分位于今桂林、柳州、南宁、钦州一线以东，受汉文化影响较早，自然条件及经济状况较好。自唐朝对广西地区实行羁縻制度以来，随着自然条件比较艰苦、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桂西地区逐渐得到开发，历朝历代对羁縻州县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合并或裁撤的调整，元朝以后的趋势是裁撤或改流的羁縻州县多于新置的羁縻州县。

二 恩威并施

明朝较早就在广西设置了土司的辖区，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遣使晓谕广西左右两江的官民：“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远人，此古先哲王威德并施，遐迩咸服者也。”（转引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1999:6）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同姓王，其侄孙朱守谦被封为靖江王，封地就在今天的广西桂林市，“在广西设立桂林府、平乐府、梧州府、柳州府、浔州府、庆远府、南宁府、思恩府、太平府、思明府、镇安府等11府，各府下设置州县，还设立了以军事控制为目的的10个卫所，此后略有调整。此外，还设有土田州、归顺土州、泗城土州、向武土州、都康土州、土江州、思陵土州、土龙州、凭祥土州等9个土州，他们有时隶属于广西布政司，有时又归属相邻府所辖，隶属关系时有变化”（滕兰花，2011: 67）。

“明清两朝设置土司的区域自甘肃、青海以南至于四川、两湖、云南、贵州、广西诸省莫不有之，他们或据有一乡一寨，有地数里；或辖一州一县，有地至数千里。土司不论其官爵之大小，辖土之广狭，莫不自成一区域，于其领土之内执有莫大之权威，人民财产皆视为私人之所有物，实一区域中之土皇帝也”（顾颉刚、史念海，1999: 215）。土司在当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之后，朝廷中有些大臣提出以“立威”武力平蛮的建议，朱元璋则认为：“立威之说，亦有偏耳。夫中国之于蛮夷，在制驭之何如。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则不能感其心；一于惠，则不能摄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蛮夷之道也。”（转引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1999: 731）所以，中央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区既采用怀柔政策，也使用征伐手段，明代广西土州县的设置、改废便是其恩威并施的体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广西各地的土司在明初纷纷归附，朝廷也根据“以抚为主”的原则，授予土司们世袭官位，同时，为了进一步限制土司的权力，朝廷还派出流官到当地辅佐土司。

明英宗之后，广西相继发生大藤峡起义、八寨起义、古田起义等规模较大且延续数十年的起义。各地土官的势力进一步扩展，广西时常发生土官之间的仇杀事件。除了土官内部争权夺势外，甚至还有土官为了争权而反抗朝廷发生的叛乱，如著名的田州土官岑猛之乱就历时9年之久。这一形势促使明王朝开始调整治边的思路，在武力征剿的过程中，中央除了趁势将一些土州、县改流以外，还将少数民族出身的土官吸纳到中央机构中；同时结合“文治”来进行教化，更为积极地在广西推广儒家文化，实施开科取士等文教政策。所以，明朝主要根据形势对土官“恩威并施”，采取不同的策略：“如遇征调，土官立功，明王朝则给予赏赐，有时行政建置亦随着升格。如正统年间思恩州土知州岑瑛杀 ‘贼’有功，特升田州府知府，仍掌州事，后又升思恩州为府。当明王朝认为某处 ‘蛮人梗化’，则分兵征讨，有时予以行政建置降格的处罚。……也有因地处紧要，土官治理较好，行政建置升格的。……有明一代，广西境内时常发生土官之间的仇杀事件，明王朝派兵征伐，有时就趁势将一些土州、县改流。”（雷坚，1995: 48）

除了在广西设省及省会桂林并设置巡抚由两广管辖外，清朝基本沿用了明朝在广西实行的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的治理思路。然而，为了彻底阻止土司势力扩张、贯彻边疆内地一体化的思路，清政府进一步推动边疆开发的进程，进一步将广西较为偏僻的边远地带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所以，从顺治到乾隆时期，清政府一改明朝改流的被动性和反复性，对镇安、泗城、思明等大土司辖地进行改流，至光绪时，在广西巡抚张鸣岐的奏报中，广西仅在桂西地区零散地分布着41个小土司，至民国17年，广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全部结束。

三 南国屏障

历史上，广西的西南部与安南（越南）毗连，自秦朝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以来，其中的象郡的管辖范围就包括现今的越南北部，所以，历史上的越南北部和广西长期以来同为中央王朝的一个辖区。唐朝时广西和越南开始成为两个独立的行政地理单元，中央政府在今广西地区设岭南西道、在越南北部设置安南都护府。宋元时期，安南开始出现独立的地方政权，并与中央保持着藩属关系；明朝以后，安南逐渐成为更有明确独立地位的王朝。

“在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签订后，越南改隶法属，沦为受法国保护的殖民地，中国也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关于边贸、通商、界约和通讯等不平等条款，广西与越南边界遂成为国境，而广西亦成为南国屏障和边防重地”（方光汉，1939: 2）。19世纪后期，法国发动了对越南和我国南疆的侵略战争，当时越南的阮氏王朝抵御无力，派人请求刘永福的黑旗军帮助抗法，其后，云贵总督、广西岑氏土司之后岑毓英也率领清军参与抗法战争。1885年，清朝的主战派、两广总督张之洞启用70岁的老将冯子材，最终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扭转了中法战争被动的局面。无奈当时的清廷却以此为“资本”而命令“乘胜撤兵”，使抗法战争最终变成“不败而败”。

“中法战争以后，原来参加抗法的淮军、楚军、湘军和川军，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陆续撤回各自地方，建设边防、保卫边防的主要任务落到了桂军和边疆壮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身上。由于中法战争后官府财政空虚，经费极度困难，因此，边防建设主要依靠主事者节衣缩食，依靠壮族人民艰苦奋斗来开展。经过十几年奋战，东起宁明，西至小镇安（今那坡），数百里边防的高山险要地方，修建了大小炮台100多座，购买新式大炮安装于炮台上，并建设坚固的大、小连城作指挥中心。” （张声震，1997: 886 ～887）广西籍将领苏元春曾协助抗法主帅冯子材指挥抗法斗争，中法战争结束后，为巩固边防、增强边境的军事力量，清政府任命苏元春为广西提督来督办广西军务。为了便于进行边防建设、指挥作战和军事调度，苏元春奉命将督署由柳州迁到了广西边境的龙州。然而，边防修筑的工程耗时耗资巨大，广西作为一个穷省十分吃力，军饷、粮饷短缺导致边防军纪律松弛，偷摸抢劫的“散兵游勇”甚至结成有组织的会党，边境上的流民有时进入越南打劫法国殖民政府的军营，有时掠夺地方的士绅商贾，成为清末民初一股让广西边境不得安宁又不可小觑的势力。

四 两个变数

明太祖时期，广西发生了一些规模较大的苗、瑶等少数民族起义，朱元璋为了统治的稳固，不得不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将两广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即把海南岛和原属广西的钦廉地区（原合浦郡）一并划归广东管辖，又将原属湖南的全州县划归广西管辖，清代基本沿用了明代的做法。这样的划分对广西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失去了南面临海的钦州地区，也就失去了盐产地和出海口，本身地处内陆的“广西盆地”更为封闭。“直到1952年，钦州、廉州地区才又划归广西，但是1954～1965年，又一度划归广东省……从广西的发展来看，绝不应该将其划分出去。”（李孝聪，2004: 361）所以，从历史上看，全省境内有没有出海口，对广西的整体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变数。

此外，在广西的地缘政治架构中，到底桂林和南宁哪座城市更适合作为区域中心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另一个重要的变数。虽然唐代时邕州（今广西南宁市）曾作为岭南西道邕管经略使的治所，但桂林府自明清两朝以来一直是广西的省府，加之宜人的气候和秀丽的景色使其成为文人荟萃之地，文物古迹十分丰富，又因其在广西地区较早受到中原汉风影响而人文底蕴深厚。但在地理位置上，桂林地处桂北地区，在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古代，因与中原位置更近而有利于中原王朝对广西的联系和治理，但若作为政治中心对广西全境进行控制，不免鞭长莫及。此外，在气候和人文上，地处广西中部偏南的南宁与桂林风格差异较大，由于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迁入，受岭南文化影响更大。所以，旧桂系首领、南宁武鸣县人陆荣廷在1912年将省会从桂林迁往南宁的时候，广西说西南官话的一派和说白话（粤语）的一派争执得厉害。直到新桂系统一全境，才又在1936年将广西省会迁回桂林。“虽然南宁真正发展起来是近百年的事情，但得南宁则北上桂林可以出湖广，震撼中原；东取梧州顺江而下可以出广州，两广指日可定；以南宁为依托南下龙州，交趾全境可望” （李孝聪，2004:353）。新中国成立后，原新桂系将领、政务院委员黄绍竑又重新提出广西省会选址问题，并提议选择位置更为接近中心、有铁路经过的柳州作为省会。而时任广西省省长的张云逸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也曾要求当面听取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接见张云逸后郑重指示，广西省会“仍在邕，暂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