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解构计划干预

干预过程不能被局限于由政策、计划所界定的特定的空间和功能内。我们必须打破对干预的传统理解，即不能仅仅通过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去看干预计划及其想要实现的目标。发展的困境在于：我们到底应该进行多大程度的外部干预？不同的行动者对干预项目的功能有不同理解，受益者并没有将他们对现实的感知和问题局限于干预机构所定义的项目内容，而是有自己的计划或“项目”。人们对来自外部的项目有着自身的理解，并对其干预过程进行再加工，即人们通过加工自身经验，形成自己与干预项目的记忆。此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习得他人的不同反应、策略和经验。干预的开始没有正式的界定标志，其结尾也没有明确的终止日期。干预者所谓“诊断和规范”的话语强化了对时间和空间的限定（亦即对策略和选择的界定），而他们的这些话语将现实割裂成了不同的专业领域。干预的本质是不断进行着的社会建构过程，是一个谈判过程，而不是对已经预知结果的计划和行动的简单执行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与计划干预的理想概念保持距离，同时将计划干预理解为一种不断发生的社会际遇以及与意义和资源不断斗争的复杂体系。

接下来介绍一下有关“界面”概念的要素。界面是互锁关系和意图的有组织的存在；界面也是矛盾、对立和谈判的场所，是一个产生冲突的地方，在这里会存在不连续性，有时会存在大量的不相容性，但有时受谈判过程的影响，那些看似不相容的事物也可以共存；界面还是文化范式相冲突和碰撞的地方。这就引出了知识过程（knowledge processes）的核心作用，即我们应该思考文化理解与事件的差异性，理解人们如何针对他人的文化导向进行自身知识的加工；而知识的问题又引出了权力问题，权力是关于意义和策略的斗争结果。最后，界面是由多重话语组成的。我们不能假定存在着能够对人们的生活横加指令的权威行动者或权威机构，实际上普通个体同样能够对生活全景加以改变。下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例子。

我最初的实践经历是在赞比亚，但那时候我头脑中还没有“界面”这个概念，也不知道如何与当地人互动。当地人对于改善自己的教育状况、引入更高效的农作技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有离开农业而到矿区工作的愿望和倾向。我对赞比亚一个农村地区的变迁很感兴趣。这个地区靠近矿区，也是很多移民流入的地方。在这里，我所研究的是对西方社会来说完全陌生的、涉及生态和刀耕火种的农业模式问题，我考察了这种农业模式对林区造成的影响、解决问题的对策、殖民地政府（以及后来的赞比亚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以及如何改善当地人的生计状况，等等。我对其中的一项干预活动非常感兴趣：土耳其烟草作为一种外来作物进入当地的烟草市场后，这项干预活动给一些当地人带来了机遇。除了大多数在矿区工作的男性基督徒外，其他一些非洲基督徒（如商人和农民）抓住了这一机会，开始大量种植包括土耳其烟草在内的经济作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进行观察之后，我发现它与人口流动有一定关系。由于认识事物的最佳方式就是尽量参与周围的活动和事件，所以我最终运用了行动者导向这一方法，并接触到至今仍被全球广泛讨论的议题。例如，我去了教堂，看到了社区中多元的利益群体、多种互锁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围绕文化和宗教信仰引发的很多谈判。

在此之后，我去了坦桑尼亚。那里有一个自上而下推动的政府项目——乌贾玛村庄化运动，旨在创建社会主义村庄并让人们从目前的居住地搬迁到合作社去。按照项目的设计，村民应该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和农场，搬迁到新的集中居住区，并作为合作社集体成员进行劳动。但之后发生的事情既有趣，也为大多数政府官员所不解，即这些村民的确搬到了集中居住区，但他们没有离开自己的农场，仍然延续以前的农作方式种植粮食作物。也就是说，由于不同行动者在认知、理解与实践等方面存在差异，项目最终没有实现它所预设的向社会主义合作社转变的目标。

后来，我去了拉丁美洲，参与土地改革项目研究。这个土改项目是20世纪70年代秘鲁的左翼政府设计提出的。他们认为土地改革的正确方向就是把土地从大型种植园主手中拿走，将人们重新组合成生产合作社。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让人们接受这种做法。在这个项目中，当地人的意愿是被政府代表的，而人们之所以不喜欢这个项目，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干预及其背后的控制性。世界各地进行的土地改革项目几乎都遵循同一套规划和思路，即假定小农生活在小村庄中，农业工人则在种植园中工作。但事实上，一些小农也通过在种植园中放羊来获得部分经济收入。可见，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的理解是错误的，在国家的大问题和农民的小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相反，这些问题是互相糅合在一起的。同样，不同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主体和界面。

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学生在菲律宾做的关于NGO的研究。这个NGO几乎就是政府的应和者。虽然它的宗旨和工作内容都是关于参与式发展，但事实上项目活动却由地方领导和NGO的工作人员控制和主导，而民众的意见缺少有效的代表。它在工作过程中缺少事先规划，使得某些利益群体的声音无法得到表达。这个研究围绕发生在NGO办公室内外的、规划者和实践者的叙事和故事，展示了这些主体如何建构关于他们自身经历与困境的叙事，如何为这些经历与困境赋予社会意义，以及如何从这些意义中建立起权力结构。

最后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开展的一个为期两年的德国减贫援助项目。该项目共涉及四个村庄，其中两个是“好村”——村庄管理组织较好，另外两个是“问题村”。德国援助方想提供资金，建立农户周转金小组，但很多地方群体希望用这笔钱来改善用水设施。实际上，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当外来援助者认为当地人需要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当地人却说：“不，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其他东西。”按照项目计划，该项目中的“用水设施建设”和“周转金”两项项目活动的投资总额是分别确定了的，但需要在四个村庄之间进行分配。在就如何分配德国资金（尤其是子项目活动的资金在村庄之间的分配）进行了数次讨论后，项目主要负责人对参与会议的村支书等人直白地说：“你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试着自己拿主意。例如，A村和B村可以在用水设施建设上少投点钱，而在周转金上多投点钱；C村和D村可以在用水设施建设上多投点钱，而在周转金上少投点钱。这样，每个村庄获得的项目资金是一样的。”A村村支书马上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们村也需要修建用水设施。我们村的人苦于每天从大老远的地方挑水吃，我们想多要点钱来修建用水设施。”其他村的领导一个接一个地表达了他们对用水设施建设的强烈兴趣。C村村支书最后说：“好吧，依我来看，我们自己没法做决定，没人想放弃用水设施建设。”他的话马上得到其他人的响应：“是的，我们做不了决定，这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但是你（指项目负责人）可以帮我们做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县里的领导站起来，以下面这段话结束了会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次会上继续讨论怎样分配项目资金，因为这样没法解决问题，还是由乡政府和项目负责人做最后的决定吧。”这一案例表明了领导和权威在参与式项目过程中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且，研究的结论是，无论“参与”能够走多远，最后都是再次强化了现有的社会政治权力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