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之下的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

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农村经济与农村社会进行全球化并被全球化过程所影响的证据材料。例如，从全球农产品的出口额来看，在过去的50年里，全球农产品体系快速形成，农产品出口额从1961年的不足500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近5000亿美元；在1996～2010年的15年里，全球农产品出口增长幅度更大，目前出口额已超过1.1万亿美元。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以出口为目的，并逐渐进入全球经济之中。从某些农产品的出口份额来看，20世纪60～90年代，直接进入全球市场的农产品比例几乎增加了1倍。根据过去15年全球市场中不断增加的农产品出口额，我们可以断定，当今全球市场中的农产品出口比例还要高得多。这也意味着在世界很多地区，人们的日常消费与食品产地之间的距离在逐渐拉长。2003年，英国《卫报》以伦敦一家典型超市的购物篮为对象，调查了英国大众日常食物中农产品的来源地。调查发现，鸡肉、土豆、胡萝卜、对虾、苹果等日常食物的来源地遍布全球，既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南非等亚非地区，也包括西班牙、美国等欧美地区。可以说，全球化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全球化，只需看一下我们面前的餐盘。

另外，全球农产品公司也呈现跨国运作与高度集中化的特征，并且其运作更加复杂、分布更加广泛。控制着新西兰90%以上乳制品贸易的恒天然集团（Fonterra），虽然在全球层面只是一个小公司，但它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很多公司有着高度复杂的贸易关系；而嘉吉（Cargill）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公司之一，其贸易范围（包括种子、果树、超市零售、零售店销售等）涵盖全世界各个农产品产区的多种作物。像嘉吉这样的全球大型跨国农产品公司还有五六家，如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先正达（Syngenta）等。这意味着农业经济中越来越大的比重由几个主要的跨国公司掌控。

不仅农业生产正在被快速全球化，土地的全球性市场也在逐渐形成。在过去的15年里，土地投资变得愈加复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进行国际土地投资，例如中国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巴西、古巴、墨西哥、老挝、菲律宾、澳大利亚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土地投资。在这些国际土地投资中，有些是政府行为，有些是富商大亨的个人行为，还有些是公司的投资和贸易行为。这些行为导致了2008年以来全球“土地攫取”（land grabbing）现象的出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国际粮食安全和粮食价格的上涨有着密切关系，例如，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就是通过控制其他地方的土地以满足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来应对2008年全球粮价的上涨和粮食短缺问题；另一方面，金融投机也是国际土地投资的重要动力和幕后推手，但这类投资与保障人口的粮食安全无关，只是为谋取利润。

采矿业是另一个正在被全面全球化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采矿业成为一个非常庞大且相对稳定的巅峰产业。随着2000年以后资源繁荣时期的到来，采矿业中由少数跨国公司运作的国际投资也有了大幅增长。以澳大利亚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BHP Billiton）为例，它的采矿业运作从澳大利亚延伸至南非、南美、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它的矿石销售则涵盖欧洲、北美、新加坡、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就连加拿大和美国的偏远乡村也通过必和必拓这样的公司进入全球经济网络，成为全球经济的供应商。

在加工制造等行业中，我们也看到了全球化的证据。一方面，外来资本直接进入乡村、乡镇建立分厂。爱尔兰一份叫作《康诺特电讯报》（Connaught Telegraph）的地方报纸对美国一家公司在爱尔兰乡村的投资进行的报道称，这种投资促进了爱尔兰乡村的转型，使它走出萧条，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繁荣，使原本从乡村流失的人口开始回流。但另一方面，由于制造业的生产转向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传统的乡村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特别是在欧洲，东南亚地区也是如此。

全球化现象的另一维度体现为人口流动性的增加。随着对人口流动的制约渐趋松弛，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现象。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大多数国际迁移者集中在城市，而现在我们却看到一种流入农村地区的国际移民趋势。这种迁移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原因。其中一种类型是舒适型移民，人们出于对乡村景观和农业的向往而迁移，因为乡村能为他们提供舒适的宜居之地。例如，在希腊的农村，可能会有房屋被英国的买家买走。这种迁移在整个欧洲很普遍，也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例如拉美人口迁往中美洲，日本和韩国人口迁到菲律宾等。国际移民流入农村的另一个表现是，乡村既是全球劳动力迁移的输出地，也是迁移劳动力的输入地。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如中国），人们通常从偏远的农村迁往富裕的乡村从事肉类加工、乡村旅游之类的工作，或是作为农业雇佣劳动力。例如爱尔兰西部的小镇戈特（Gort）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08年时，戈特镇的人口数量约为2500人（其中有1000多人来自巴西），他们受雇于当地的一家肉类加工厂，并在此生活。在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后，有些人就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从巴西带到这里。后来，这家肉类加工厂关闭了，有些巴西移民选择离开，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继续留在戈特从事其他工作，甚至创建了自己的小商业经营，最终成功融入社区并以自己的参与改变了社区。在世界其他地区，我们也能看到移民正在改变着原来的乡镇和村庄。

此外，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全球旅游业也对很多村庄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其经济支柱。我们只要看一下长城脚下的那些村庄，就能发现全球旅游业是如何融入乡村社区、如何拉动地方经济以及如何改变乡村景观的。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还需要提到自然保护区这一因素。在乡村地区，环境和价值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为了与全球环境价值相一致，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的环境运动经常对传统的乡村环境实践提出质疑和挑战。在国际条约的要求下，大量自然保护区得以兴建，但这些保护区往往以美国的国家公园为蓝本，且保护区中不能有人类出现。为此，一些国家的人们必须为保护区的建立让路，从而成了自然保护区的牺牲品。这种负面效应很难量化，但据估计，全世界由于兴建保护区而被转移的难民数量比由于战争和地区冲突产生的难民还要多。

所有这些证据表明，不同的全球化进程对乡村有不同的影响，并且，全球化给不同的农村带来不同的结果。但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化表现为对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侵害，乡村运动和农民运动正在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加以抵抗。很多经济学家也总是持一种消极的观点：“农村地区真是可惜，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进步和变化。”乡村是否总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我想用一种“关系化视角”（a relational perspective）对此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