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逃避”的农业和文字

最后，说一下山地农业。请再想象一下你是让-巴蒂斯特·科尔贝，但不是为国王效命，而是为山地无政府居民服务。为了让他们逃避国家的管束，你会为他们设计怎样的农耕方式呢？我想你可能会选择根茎类作物，也就是那些生长在地下的作物，如芋头、山药、红薯、土豆等。还有一种有很多地方叫法的作物——木薯，它能生长在任何土壤，并且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最关键的是，木薯在地里存放两年后依然可以食用。所以，如果国家想要拿走你的木薯，那它就得和你一样，自己来一个个地挖，而最后挖出一堆不是特别值钱的木薯，还运不了多远。因此，木薯是一种完美的逃避作物，堪称逃避作物之王。在新出版的书里，我对不同的作物给出一个“逃避能力”（escapability）指标，用以说明为什么这些作物具有对非国家族群有益的特质。在东南亚，有很多新作物是很好的逃避作物。例如15世纪时，葡萄牙人带来了玉米，在随后的80年间，它的种植范围扩展到东南亚的很多地区，甚至上山了，因为玉米的生长海拔要比旱稻高出1500英尺。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要逃离国家的统治和逃避国家的税收，有了玉米他们就可以沿河向高处多跑1500英尺。

游耕农业，或者说刀耕火种，是指砍伐（而不是砍光）一小片森林用于耕种，烧掉灌木以获得肥料，耕种2～5年后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如此循环。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可持续性农业模式，只要人口不是过多且土地丰富，那么三四十年后，你还可以回来在最初的土地上耕种。游耕农业是抵抗国家剥削的最有力的农耕方式。在焚烧森林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可以种植二三十种不同类型的作物，这些作物在一年的不同时期成熟。如果国家派人来了，也许当时只有一两种作物是成熟的。而且国家无法为土地造册，因为地块每三四年就会转移，哪怕你有全球定位系统（GPS）也无法知道地块的具体位置，因为地变了，人也搬走了。所以，这种流动的地块、流动的人口构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它让你很难找到这些地、这些人；即便找到了，你也几乎不能从种类多样且有着不同成熟期的作物中夺走什么——这也是国家对游耕农业深恶痛绝的原因。

当然，抵抗统治最有效的生存方式还是狩猎和采集，而不是游耕农业。我们在泰国高地发现了这样一群人，特别是傈僳族人（Lisu）。在过去一百年里，如果他们觉得安全稳定，也想要交换些东西，他们就种植水稻；如果感受到一点点威胁，他们就从事游耕农业，这样他们的地块就能够移动；如果面临真正的威胁，他们就回到森林里，从事狩猎和采集。就像克拉斯特描述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根据自己想要跟国家保持距离的远近来回变换着生存策略。这些山地居民还有一个“逃避的社会结构”，即他们觉得受到威胁时，就会化整为零，分散成最小的家族或单个家庭。中东也有过这样的居民，他们被称为“水母族人”（jellyfish tribes），意即当你要去抓他们时，他们就不见了。很显然，这种“逃避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受到威胁时能够变形又实用的社会结构。

在我的新书里，有个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相当奇怪的第6.5章，是关于文字的推测。在这一章里我谈到，东南亚的山地居民只有口头文化而没有文字文化，但大部分人声称其曾经有过文字，只是后来遗失了，“我们有过书，有过文字，但后来我们把它弄丢了，或者汉人把它偷走了”。至于原因，我们现在能想象的就是，生活在长江下游靠近汉族的缅族、苗族人中可能有些人识字，但当他们逃离时，识字的那些人没有随之迁移，所以文字丢失了。而口头流传的文化中，只有游吟诗人吟唱的历史才能保存下来，同时在必要时还可以做一点点更改，所以它是非常灵活的。例如，这些人在与不同族群、不同王国往来时，可以随时调整他们的历史和谱系，以便与这个或那个王国建立联系。所以，口述史和口头流传的传统因其灵活性而对山地居民有利；而一旦付诸笔墨就变得教条了，如圣经，只要稍有偏离人们就能指出来。

顺便提一下，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以为一旦识字，就会永远识字。其实不然。例如，希腊人在公元前1100年都是识字的，使用的是线形文字B（Linear B），但是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700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希腊人还在使用文字。因为这是一个混乱而黑暗的时代，多利安人入侵，文字也消失了。公元前700年左右，文字再次出现，但拼写已全然不同，变成了腓尼基语，即现代希腊文的雏形。也就是说，希腊曾有大约四百年的历史是没有文字的。同样，罗马帝国倾覆之后，除了少数修道院之外，罗马文字在绝大部分地区消失了，罗马文化不再是与政府相关的、有价值的文化。我没有很有力的证据来佐证这个论断，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东南亚人普遍坚信他们曾一度有过文字，但后来遗失了或被偷走了。这也可能是山地居民为逃避国家统治而使用的策略之一，即依靠口头文化比书面文字更为有利。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

 

主持人：詹姆斯·斯科特教授的演讲无论是对中国的学生，还是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都相当震撼！对长期浸淫在惯性思维中的中国学生和研究者来说，这种震撼是非常必要的。其实，从斯科特教授对每个具体片段的追溯来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很多历史证据。例如，关于古代国家对人口规模的重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国家政权建设有过这样的论述：“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要“让国内的人喜悦，让国外的人来投奔”。孔子是从仁政方面进行论述的，为了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并对人口进行控制，国家也会采取很多其他策略。不论拉铁摩尔所言的长城修建是否如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就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其统一文字也是为了加强统治，加强思想的统一。当然，为了逃避这样的国家统治，人民必然有一套应对策略，即逃避统治的艺术，如依靠口头文化而不使用书面文字，采取特异的分类和命名系统，采用较为隐蔽、分散而流动的农耕方式，等等。斯科特教授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社会片段系统地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其关于国家政权建设与底层抗争艺术的极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而这些正是发展和社会研究的重要主题。

虽然斯科特教授认为自己的论断不适用于当代社会，但是我认为在现今社会的各个领域还能够找到“赞米亚”这个概念的踪影。例如在学术界，在座的这个群体以及这个系列讲座，正是逃避主流新自由主义统治的“赞米亚”式的学人群体，是逃避现代化的“山地式”学人，也被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称为“另一个星球上的人”。但正如“群山造就差异”，也正因有我们这些“赞米亚”式的学人，学术思想才会百花齐放，我们的社会才会参差多态。

 

问：清朝政府引进了很多农业生产要素，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例如为促进红薯的种植给农民发放种植红薯的工具等。清朝人口数量因此激增，国家的触角也因此延伸到西南地区和一些高地。您对此怎么看？

答：我先说一下关于玉米的故事。玉米可以帮助非国家居民逃到上流水域，但实际上它也成为汉族开疆拓土的工具，让国家居民可以迁移到之前并不适合居住的地方。在中国，也有很多从新大陆传播过来的作物，如木薯、红薯、土豆等。这些根茎作物有很多不同的用途，例如，俄罗斯的国王强迫人们放弃种植小麦，改种土豆，从而在停战期间可以要求士兵回来挖土豆为食，以防止士兵逃散。我不太清楚中国在历史上如何鼓励红薯的种植，但伊懋可（Mark Elvin）论述过中国政府对游耕农业的傲慢和敌意，因为这种农业养活了一群逃避税收和监管的人。

问：您如何看待一些山地的年轻人为了融入主流文明而下山，这些年轻人下山对山地和谷地的社会经济安排有什么影响？

答：你所说的是在当代，人们从山上下来，到谷地接受教育和工作。对此，我的论述将不再适用，因为现代国家对社会经济机会的控制力极为庞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谷地的工作机会吸引人口从山上向谷地流动，这就是所谓的“磁铁效应”。当然，也有一些从山上下来的人想回去帮助山地居民，而且确实有人回去了，但一般是以官员的身份回去的，例如受过大学教育的少数民族回到山上成了长官，扮演国家代理人的角色，而这样的山地也就不再独立、不再自治了。

问：在您的书中，您回溯了很多族群的历史。我想知道，在人类学研究中，对历史的回顾有多重要？我们要回溯多久的历史？

答：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但我不是要别人也这样做。我现在越来越成为“深度史学”（Deep History）的信徒了，然而现在大多数史论都只研究20世纪的几十年，大多数人类学家研究的也只是当代人。“浅层史学”（Shallow History）和人类学的危险在于，它们假想事物一直就是它们所发现的那样，不曾改变。我认为，你追溯的历史越久远，你就越能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例如，如果你回顾历史，就能意识到“民族国家”是最近的产物，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偶尔出现的，即在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国家都是不存在的。这样你就会避免将国家视为理所当然，或将人类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所以，如果按我的要求，每一位人类学家身边都应该有一位历史学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能够提供历史的深度，人类学家能够提供现实体验的素材并赋予其意义和术语。就像中世纪的滑稽剧那样，对于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而言，只有瞎子背起瘸子，两个人才既能看路，又能走路；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一个有腿，一个有眼，他们在一起能做些了不起的事情，但分开就将一事无成。

问：我想把蒙古人放进您的解释框架，但碰到了困难，因为成吉思汗上位后，蒙古游牧民族不仅走出了荒漠，还建立了最大的帝国。您觉得蒙古人能用您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吗？

答：尽管我引用过拉铁摩尔的观点，但我绝不是研究蒙古人的专家。在东南亚或者在中国西南，赞米亚地区的人们对中华帝国从来都没有产生直接的军事威胁，他们只是很难被征服、统治和管理。而且，赞米亚人实际上也不是游牧民，他们既没有马，也没有蒙古人的运动作战能力。所以，我们可以把赞米亚人想象成没有国家的少数民族。而蒙古人有构建国家的能力，他们形成蒙古王国，在辽阔的区域里征税，税收多是马匹；他们热爱兵戈，对汉族王朝长期进行劫掠，或者干脆推翻它来实现统治。因此，马背上的游牧民族从历史上来看是农业王国的死敌。尽管如此，为了实现对领土的统治，游牧民族仍然需要农业王国的文明作为统治的手段。正如中国人所说：“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意即靠“武力”打来的天下，要靠“文治”方能长久。

问：中国西部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认为自己不是少数民族，只是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汉族。而中国政府之所以称其为少数民族，也是出于某些政治原因。至于河流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有一些因素比是否通航更为重要？例如，灌溉系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吸引人口参与建设，以提高农业生产等。

答：对中国的灌溉史，我不太熟悉，但我可以讲讲中东和东南亚的灌溉史。卡尔·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认为，为了保障可耕地得到灌溉，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但在巴厘岛和泰国等部分东南亚地区，你要是以为今天看到的那些系统是某个王朝召集了几万民工一年就建起来的，那你就搞错了。实际上，所有的灌溉系统都是村民自己通过合作在三五百年的时间里一点一滴建设起来的。早期汉族王朝的灌溉系统是不是也如此，不得而知，我也不清楚是不是非要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支撑，中国才能建起这样的灌溉系统。

另外，今天我们的文化身份已经被国家管理类型所改变，即我们的很多身份是国家创造的，掺杂了水分，与文化的归依以及自然的身份无关。而在那些尚未进入国家统治范畴的东南亚地区，文化和语言身份的变动实属寻常。例如，东南亚大部分山地居民能说两到三种语言，他们从文字上可以一夜之间归属为克钦族，也可以归属于掸族，因为他们熟知两个民族全部的文化；他们搬到谷地，同样可以参加仪式庆典，因为克钦族和掸族的仪式含义只是略有不同而已。然而，一旦进入官方的少数民族系统，你护照上的标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问：您谈到很多赞米亚人成为少数民族，一开始似乎把它描述成了一种偶然，后来您又更进一步，开始解释他们是怎样变成少数民族的。也有人讲到，有很多汉族人也上山了，他们上得不是很高远，不是那么与世隔绝，还会经常回到谷地。我想知道，是不是也有少数民族的赞米亚人处于两者之间？

答：我们要不要把山地汉族看作拥有民族身份的另一个民族，看成“未完成的赞米亚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能我没有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商人、农夫、解甲归田的士兵等汉族人，他们搬进了山林，娶了当地姑娘，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成了少数民族——这是类似土司制度的治理方案，或称为“以夷治夷”。在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山上，如果根据地形的水平切片来了解少数民族，你会发现，有些族群生活在河谷，有些在半山腰，有些在更高一些的山上，还有些生活在山顶。例如，部分孟族零星分布在山顶，从空中俯瞰，他们就是山上的小黑点，以种植鸦片和玉米为生。如果他们搬家并且根据山地高度的要求而改变了生活方式，那最终也会改变族群的归属。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如果你要了解缅甸的少数民族，你不要从上往下看，而应该看地形的水平切片，因为每个切片都对应一种不同的生存策略；人们可以轻松地在不同的策略之间转换，有时是隔了几代，有时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

詹姆斯·C．斯科特（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生于1936年。1958年获得美国威廉姆斯学院学士学位，其后获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硕士及博士（1967）学位。现任耶鲁大学政治学与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同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及东南亚研究学会会员、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以及耶鲁大学国际与区域研究委员会委员。1997～1998年曾被选为亚洲研究学会主席。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农业社会比较、极权与反抗理论、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研究、阶级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等。他尤其以关于东南亚农民反抗和底层政治的研究而声名远播，其主要著作有《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比较政治腐败》《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弱者的武器》《统治与反抗的艺术》《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其中《国家的视角》一书于2000年获比较研究学会颁发的马特·达根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