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传统的对土地攫取的界定倾向于将大多数今天发生的土地攫取案例标划在边界之外；（2）当今土地攫取的真实图景要比早期的描绘大得多、复杂得多，也严峻得多；（3）到目前为止，土地攫取所产生的影响是负面的，对人民、生计和生态系统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没有大规模土地征占的支持者所允诺的那些利益。

全球土地攫取引发了关于土地控制的一系列深刻问题，例如谁应该在哪块土地上、为何种目的、在多长时间内拥有哪些权利？这应该如何决定？由谁决定？优先权应该给当地使用者、当地权利所有者和小规模粮食生产者吗？当地政府和国家政府也应该有发言权吗？这个权利该有多大？对于公司，它们在决定目前和将来土地的利用与控制方面应该有多大的发言权？消费者以及土地（包括被攫取的土地）上任何产品的终端用户应该有什么权利？上述行动者中，哪些应该算是农村发展的利益相关者？目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困局，我们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涉入其中。我们面临的选择，或许是我们作为消费者能够为乡村穷人做出的选择。

下面给大家展示一段我去年进行实地访问时录制的简短视频。这是菲律宾伊莎贝拉省（Isabela）北部地区的案例。之所以展示这段视频，是想让大家有更具体的认识。菲律宾大型糖业精英、大型谷物农业企业精英、烟草精英以及来自中国台湾和日本的额外支持组成了这家生物能源公司。这段视频展示的是去年甘蔗种植之后的第一次收获。以前，这些人是小规模土地所有者，拥有3～10公顷不等的土地，进行小规模玉米种植。他们中的很多人既为市场进行生产，也为自己生产粮食。他们在市场上销售玉米换取现金，并用来买衣服和送孩子去学校上学。但是现在，他们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怎样成为雇佣劳力，成为砍甘蔗的劳工。如果大家熟悉菲律宾的历史，就会知道甘蔗工人在菲律宾有着一段悲惨的历史，还没有甘蔗生产能够使菲律宾乡村的小农受益的例子。事实上，他们自己并不知道生物能源公司为他们埋下的谎言。公司来到这里劝农民说，1公顷土地每年租赁费5000比索是一个好价钱，因为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现金。同时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内容包括种植、砍伐、砍成节、搬运到卡车上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视频中，这些农民在用本地话交谈，他们必须把甘蔗搬离农田，扛在肩上，走过一段梯子运到卡车上，然后把叶子去掉，把甘蔗砍成段。他们告诉我，这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妇女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处境是否有保障已经产生了疑虑。我发现，他们的第一次收获、第一次经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这个视频只是目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转型的缩影。

当然，菲律宾的这些当地人也在自嘲他们的烦恼。他们说这是一项很繁重的工作，但又笑着说：“哦，我会做得更好的！”可以预见，这个地区会进一步扩张甘蔗的种植。视频中那条大河是菲律宾最大的河流体系之一，河里有菲律宾仅存的一种本地鱼类。然而甘蔗种植耗费了大量水资源，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出现用水上的问题。

我们非常需要思考全球土地攫取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土地攫取展现了另一种未来，而在未来，谁会拥有乡村？我们从哪里、怎样获得食物和能源？我们会有真正的选择吗？这些选择从何而来？食物和能源在未来又将怎样生产？并且，如果这些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呢？又由谁来决定这一切呢？

我的演讲不只是分析，也是一种吁请。我们所有人都被卷入其中，都会欣享益处或承担苦果。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让所有人都来思考：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到达那个彼岸？

 

主持人：在聆听珍妮弗·佛朗哥教授关于全球土地攫取的大小叙事时，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每天听到的其他各种大小叙事，例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就业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叙事，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熟悉。若能够如佛朗哥教授一样对这些大小叙事进行深层次考问，我们往往会发现其与现实存在惊人的出入。例如，对于任何新技术的应用以及新项目的开工，我们每每听闻其能够创造多少新的就业等，而事实上，在各项技术推陈出新、众多资本投资接连不断之际，我们面对的是已经成为常态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无论哪个专业都如此。

土地攫取不仅包括国际土地攫取，也包括国内土地攫取。如果思考一下从2006年开始出现的农民“被上楼”现象，就会发现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国内土地攫取。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将讲座中的分析视角应用到中国的现实中。国际土地攫取议题，其实离中国学者并不遥远，大家从媒体上应该也了解了很多案例。中国的很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认为中国会发生粮食短缺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有足够的粮食供给呢？他们指出，如果要在中国进行足够的粮食生产，就需要更多土地和大量的水资源，所以他们的建议就是去国外种地。我们在媒体上阅读这类报道时，或许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一种对外攫取土地的自豪感。但是我想，无论是学生、老师还是研究者，我们都应该批判性地反思正在世界上发生的这种现实，无论大家是来自实施土地攫取的国家还是被攫取的国家，无论是来自剥夺他者的国家还是被剥夺的国家。

此外，在当下资本主义深刻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背景下，我们需要重视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the dull compulsion of economic forces）这个概念。或许人们会听到农民说：“我们是自愿这么做的”，但事实上，现在很多所谓的自由选择其实并不自由，现实是他们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把这当成他们的自由选择，那就会产生误导。

 

问：在国有、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土地上进行的土地攫取之间有没有什么不同？

答：在不同土地权属类型上进行的土地攫取都有大量例证，但还没有人对不同类型进行汇总或对这些证据进行综合。在学术研究方面，很多研究是新近开始且正在进行的，很多证据实际上更多来自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和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进行研究。我个人并不知道是否有某种综合分析来探究哪种权属类型下土地攫取的影响最大。不过到目前为止，很多关注点集中在公共土地上，例如在非洲和很多东南亚国家。这造成了某种困惑，那就是把拉丁美洲摆在什么位置上，因为拉丁美洲的大量土地已经经过了土地改革。但这些差异有助于对不同土地制度下的土地攫取现象进行更多研究，以获得更多数据。

问：在您的讲座中，土地攫取可能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这是一种攫取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的行动；第二，它意味着将公共利益内化为私人利益。我想，这可能和西方世界19世纪中期进行的土地圈占没有本质区别。这么多的相似之处意味着一些本质的东西并未发生改变。回顾历史，工业化仍然在向土地延伸。如果我们继续进行这些研究，质疑您所提到的那些叙事，我们是否也应该去回顾和质疑工业化的过程呢？

答：大家提出的都是很好的观察、评论和问题。以往西方国家在未利用土地上进行攫取的这种巨大相似性，以及法律框架在建立、禁止或协助土地攫取方面的相似性，这其中隐含的是利用私人方式来获得公共利益。我没有特别思考过是否需要质疑过去二三百年间的整个工业化战略，我只是关注于眼下，考察目前所发生的土地攫取之本质。过去发生的土地攫取表明，其造成的很多社会危害和环境危害是相似的，也是无法轻易逆转的。所以我们需要回顾过去，以便更好地思考我们做出的选择。

对工业化过程的质疑问题很复杂，具有多重维度，应该留给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它需要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分析。在其他国家，有一些组织良好的农民运动开始制定方案，他们说：“好吧，我们会接受一部分，但是也不会放弃寻找其他替代路径。”例如，巴西的一个激进的农民运动组织就抱有这种观点：“我们会保护80%的土地用于粮食生产，将20%的土地用于种植农业能源。我们可以与巴西的国有石油公司签订合同来出售这些农业能源材料。”世界很多地方的人在努力分析这些问题，为当下的农民制定实用的解决方案。他们从未停止过对这种模式进行批判。

问：当看到讲座题目的时候，我想把它改为“资本的真相”，因为资本的力量如此强大，它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打破了财产的边界。而当我们回顾英国早期工业化历史时，这种现象无处不在。这似乎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种趋势。我的兴趣点还关注于弱势群体的反抗，即弱势群体是怎样充分利用这种变化，使自己的小叙事变得更强大，并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改变政策话语的？

答：抵抗存在于很多层次，人们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反抗。通过占领土地在底层进行抗争，这是弱势群体通常采用的手段。重要的一点是，反抗需要与更高的层次相联系。有一些趋势是在社区之间建立横向的联盟，同时也将其与国家的游说层次以及更高的国际层次相联系。在国际层面，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一项倡议，目的是形成关于土地治理的自愿准则（Voluntary Guidelines）。我也参与其中。这是一个协商性的过程，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3年。它试图从社会不同部门中获得支持，将它们汇集在一起，协议达成适宜的准则，以指导人们在尊重、认可和保护土地产权方面的操作行为。事实上，这个过程在有关土地攫取的众多争议爆发之前就开始了。它本身没有那么多争议，但是因为它恰好发生，所以土地攫取主体突然间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希望在谈判结果中打上自己的印记。从2011年4月开始，我一直往返于海牙和罗马之间，与包括中国代表团在内的多个政府代表团和公民社会组织接触，努力来审定这个准则。

来自公民社会部门、非政府组织、农民运动的代表将这个自愿准则视为比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CFS）的《负责任农业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更好的替代方案。这个自愿准则是基于自发性的磋商过程制定的，包括国家间的磋商、地区间的磋商和地方的磋商等。这些代表与人权委员会一同工作，希望强化人们的食物权以及联合国针对原住民的权利公约等人权框架。目前这个谈判尚未结束，正在发生的全球土地攫取成了一个更棘手的议题。经过三四轮谈判之后，还未能形成一个最终的协议。在抵抗层次上，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如果我们认为能够通过一些努力来阻止这股趋势，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十分需要协调和组织。偏远地区的穷人已经受到影响，但他们从未组织起来，未能建立起一个小规模生产者、小规模消费者的团体和城乡联盟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必须从某处、从当下开始做起。如果你是消费者，那就从你消费的产品开始。如果你在某个发展机构工作，你需要影响那些你所支持或不支持的项目，并将资金用于帮助人民进行组织和抵抗等方面。

问：我有两个感兴趣的问题。第一，您引用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很多所谓的边缘土地是有生产力的、有人口居住的。若我们假设投资是基于农民的荒地，那里一无所有、完全是无用的，对这类土地的攫取并不存在对当地人的攫取，我们是否应该鼓励这类投资行为？第二，在中国大城市的郊区，不少人希望土地被攫取，若土地攫取有这么多负面影响，为什么人们仍然希望它发生呢？

答：如果把问题框定得太大，就会使问题变得比其本身更大，或者无法回答。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进行讨论，并不断分解它们。例如，关于什么是无用土地，这关系到谁根据什么标准或对谁而言是无用的。我们通常将某物对人可能产生的效用作为评判该物是否有用的依据。然而，在全球危机汇聚之时，我们不能只关注某物对人的效用，还应该关注它的生态意义。所以，我们不能对“什么是无用土地”这个问题给出简单回答，除非我们聚焦到一个具体的地块上。

土地攫取会产生严重的负面结果，但人们仍然希望这种攫取发生。这也是一个经验问题，可以有很多答案。人们的行动以及行动的后果，并不一定真正反映他们行动的所有原因。即使人们不想做，他们还是会做一些事情，就像我展示的视频中的人们。我们可以说他们是自愿的，但背景是，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遭遇公共部门的忽视。几十年来的结构调整使国家退出农业，或许这些农民不会陷入失去土地、出卖劳动力的境地，或许他们还有其他不同的选择，但是谁知道呢？

珍妮弗·佛朗哥（荷兰跨国研究所研究员）生于1963年，1997年获得美国马萨诸塞州布兰戴斯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在菲律宾人民民主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2001年开始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05年至今就职于荷兰跨国研究所，兼任非政府组织“发展与和平”国际发展项目亚洲委员会委员。2008～2009年主持了欧盟资助的“全球比较研究：生物能源的政治学”项目。她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菲律宾的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政治，出版了《菲律宾的选举与民主化》，并在《世界发展》《发展研究》《亚洲批判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她最近的研究兴趣包括农村民主化、法治与农村贫困、生物能源、土地政策、土地攫取、粮食与能源危机的政治学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