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乡土派的经验立场

杨华

一

华中村治研究在21世纪之初转向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也就是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研究。该研究试图通过对全国不同区域农村进行深入调研，来了解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状况及其区域差异，从而理解法律、政策和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过程、机制及其后果，并力图透过自上而下、自外向内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乡村社会的进入差异来理解乡村社会本身，进而去探讨法律、政策和制度制定的问题。这样，其研究就进入了专题研究和区域比较的操作化阶段。2005年以后，华中村治研究将学术精力更多地倾注于动态的整体社会变迁。这样，传统社会学的经典命题，诸如代际关系、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私人生活、夫妻关系、情感、纠纷、人情、公共空间、自杀等也就进入了研究视域，新话题如上访、土地制度、阶层分化、征地拆迁、农业经济等不断涌现。

在华中村治研究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个阶段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产生出来；每次研究转型都在继承一些基本理念的基础上，突破原有的视野和研究领域，从而推进研究上一个新台阶。在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华中村治研究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积累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创造了自己的一些研究范式，被称为“华中乡土派”。

华中乡土派具有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华中乡土派的基本经验立场做一个初步总结。

二

“朴素经验主义”是外界对华中村治研究及其学派的一个基本印象，他们认为有这样一群人深入农村调查，吃苦耐劳，不畏艰辛，掌握了农村第一手材料，其勇气和学术干劲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且对材料的搜集也是必要的，这是走向真学问的第一步。但他们同时也认为，这群人空着脑袋下乡，不带预设进村，甚至从骨子里鄙视理论、痛恨框架，带回来的除了一堆死材料外，别无他物。所以这群人的经验是朴素的，是唯经验论的，甚或是反智主义的。这是外界对华中乡土派的最大批评，也是最大的误读。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该学派还处在初创阶段，主要处在培养人才的阶段，向外界展示的学术成果还不太多，也不够体系化，更不用说对研究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自觉呈现。另外，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清”的前提是他要去“观局”，不仅要洞若观火，而且要心领神会。有的人对华中村治研究既不“听其言”也不“观其行”便做评判，所以才有片段化的、裁剪式的乃至情绪化、刻板化的印象和断言。

“经验研究”是华中乡土派的基本立场，即华中村治研究是以经验为本位，而非以其他任何主体、任何对象为本位的研究。对“经验”的重视确实是华中村治研究及其学派一以贯之的主张，也是其立派之基、强派之本、传派之魂。“经验”在其研究中被抬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华中乡土派所理解的“经验”与“经验研究”，与外界所解读的该学派的“经验”和“经验研究”并不是一回事。外界认为该学派的“经验”是现象、是材料、是政策，该派的研究是现象描述，是材料整理，是对策分析，唯独不是理论研究，说到底该学派所做的“经验研究”就不是学术研究。所以面对这些误读、误判，要理顺，要澄清。理顺、澄清既要有否定性“破”的一面，即对误读误判的破；也要有肯定性“立”的方面，即将基本的立场和盘托出，堂而皇之地摆出来。

三

首先在“破”的方面澄清“经验不是什么”，才能知晓“经验研究不是什么”，进而才能正面地回答“经验是什么”和“经验研究是什么”。

1．经验不是现象，经验研究不是现象描述

现象是指人或事物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外部形态。农村中的现象是农村社会中的人员在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互动过程中所展现的社会形态，以及农村事物在人的作用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社会科学研究的农村现象主要是指农村政治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包括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现象，也包括社会成员与农村其他事物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现象。农村社会现象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甚至可以是过程本身。农村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物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它也表现出某种的联系性。

农村社会现象是经验构成的主要内容，但经验不只有现象。现象是一种客观形式，从哲学上讲，是事物或关系内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正常表现。表现本身既可以是歪曲事实的，也可以是事实的真正体现，因而有假象和真相之分。但社会经验是研究主体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本身的把握，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也就是说，“透过现象看本质”，经验就是探寻事物或关系本质的体验，它不是像现象那样是客观的存在物，它需要主体通过主观努力，基于现象又透过表层现象，抓住事物或关系内在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如果没有主观与客观的交融，经验是不会自然呈现的。一句话，经验是需要研究者去感受、去体悟的。

经验也不是现象之间的表层联系，或表层相关性。在哲学层面，事物或现象之间永远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联系、相互对照而存在的。但现象之间的这种存在方式，并不就构成经验。现象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因而也是杂乱无章的，几乎所有的现象都能牵扯出联系，譬如A、B和C两两之间都有联系，是相互交错式的联系，但并不自然地构成A-B-C之间有规律可循的链式联系。经验是链式的联系，是现象背后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之间的链式联系。即一个现象背后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够推导出另一个现象之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且还可以往下推导。经验就是对这个推导过程的概括和呈现。

归结起来，现象是事物或关系之间客观的表现形式及其杂乱无章的联系，而经验是主体对现象背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间的链式联系的感知。因而，经验研究不是对现象做客观的描述，而是对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做归纳、提炼和概括。

2．经验不是材料，经验研究不是材料整理

现象作为一种客观形式及其联系，是一个框框，需要有素材对其进行填充和刻画，材料是其最基本的素材。不对现象进行材料的填充，现象就不会丰满、立体起来，就无法给予表述。在社会科学领域，材料有两种，一种是量化材料，一种是质性材料。前者主要是通过数据、表格、模型等对客观现象及其联系进行表述和说明，它要追求的是一种客观的、静态的、尽量去除主观因素的效应；后者主要是通过故事展演、事件过程、特征素描等形式对现象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描述和刻画，以展示其全貌及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

材料比现象更加丰富多彩、杂乱无章，作为研究的素材，它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搜集材料之后，对之进行选择、整理和加工。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可能被搜集上来，也并不是所有搜集到的材料都会被用到研究当中去。在这个意义上，材料是客观的，但运用材料不是客观的，材料的运用服从于研究。这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研究，它先有理论框架，再去现象中搜集材料，通过材料的裁剪来论证既有理论框架。在这种研究中，材料是婢女，任由研究者的需要而打扮、折腾，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研究与事实的脱节，理论与经验的脱节。在这种研究中，材料是死的，没有自身的生命，因为材料不是构成真实现象尤其是真实经验的部分。材料只有在经验当中才有其活力。

材料不是经验，经验不是材料。材料组成现象，经验是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可以认为经验与材料的联系也就是骨架与肉身的联系。链式联系是纯粹的推理，是干瘪的、骨瘦如柴的，只有加上肉身，才能展现其旺盛的生命力。即是说，经验只有通过材料、现象去加以说明、描述和论证，才会更加充分、更加有说服力，更加如其所是。没有材料和现象的证明，经验的呈现就不会那么强而有力，那么自然而然，更可能是似是而非。而当材料没有其所依附、所附着经验，就会任人摆布，任人裁剪。所以，真正的研究应该是在掌握经验的基础上搜集材料，这样经验才真实，材料才可靠。也如此，经验研究不仅仅是材料整理，材料整理是论证经验的一个步骤。只有材料整理的研究不是经验研究。

3．经验不是政策，经验研究不是对策分析

政策是指党和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对策分析就是对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的对策，一般的行文由表现、问题、后果和对策等几部分构成。对策分析还有一种情况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部存在的“我注六经”的研究模式，即对党和国家出台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进行合理性论证。对策分析性的研究一般被认为学术性不强，没有智识的挑战性，缺少深刻性，对理论也没有贡献。这种研究是党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做的事，若学者亦倾注于此，则会为人不齿。有人认为华中乡土派对农村政策关注过多，便蔑视为政策研究而不齿。

事实上，经验不是政策。政策的制定、实施、后果及政策本身，是由一系列现象和材料构成的。若只看政策的现象，诸如怎么制定的、怎么实施的，这两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和困难，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或一项政策是由哪些要素构成，其优点和缺憾是什么，等等，那么这样的研究是现象描述，是材料搜集，而不是经验研究。如果是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过程中所产生的现象背后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链式联系进行研究，那么这是经验研究，即政策经验研究。华中村治研究对中国政策经验做了大量研究，被人批评为对策分析而非学术研究。这类批评没有正确理解对策分析与政策经验研究的区别与联系，未能把握经验研究的精髓和本质。

4．经验不是理论，经验研究不是理论研究

在社会科学领域，理论是指人们对社会现象按照已知的知识或认知，经由一般化与演绎推理等方法，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是通过一定的概念组织起来的具有逻辑性的推论性总结。按照理论接近现象的程度，可分为宏观理论、中观理论和微观理论。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反思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时认为，哲学层面的、抽象宏大的元理论太空泛，无法经验、无法证实，缺乏精确性和操作性，对社会现象没有解释力，只能在哲学层面进行自我推演、自我繁殖。而微观理论则太具体、太琐碎，容易陷入钻牛角尖的危险，缺乏普遍性和实用性。只有建构那种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而又必需的操作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中观理论，才能既接地气又超越特殊性，对社会现象具有普遍的解释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理论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宏观理论和中观理论；中国学者的目的是在较为完善的西方理论体系之内填空，或者运用西方理论来理解中国的现象，或者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西方的理论。所以，所谓理论研究在中国学者那里无非是这几种：一是引介和再研究西方纯理论（宏观和中观），引介即理论移植，再研究是在理论体系内部进行演绎推理，使其逻辑完善，这种研究被认为是最高深，最具学术性的；二是运用西方理论，这种研究认为西方理论已经趋于完美，既可以解释西方的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是“六经注我”式的研究；三是修补西方理论，这种研究认为西方理论总体是有解释力的，但中国有些现象是西方理论还不能解释的，于是就要通过对中国现象的差异性解释，提炼出修补西方理论误差、填补其空白的理论细节；四是论证西方理论，这种研究用中国现象为西方理论做注解，是“我注六经”式的研究。总之，这四种研究都需要对西方理论较为熟稔，都是对西方理论的研究，是典型的理论研究。

从上述意义上说，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显然不是“理论”，它是农村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而这里的“理论”则是西方理论脉络内部的链式联系。都是“链式联系”，但其内核完全不同。在华中村治研究中，既不是对纯粹西方理论进行再研究，也不对西方理论进行查漏补缺，甚至不是一般地直接运用西方理论，更不是去论证西方理论，因此其工作也不是“理论研究”。学界批评华中乡土派不是做“理论研究”的，在这个意义上是对的。

另有学者批评华中村治研究是“微观研究”，是对现象琐碎的、细枝末节的研究，是“走马观花又一村，一村一个新理论”，其理论总结不具备普遍性，没有解释力。这种批评将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理解为现象的细节，并且假设不同村庄的现象是孤立的、没有联系的。孤立的现象细节是得不出普遍性结论的。显然该批评也误解了“经验”，因为现象可以是特殊的、孤立的，但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却可能是普遍性的。即不同村庄的不同现象，其背后的链式联系却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否则就不能理解所谓的“农民”“农民行为”。另外，“经验”在乎的是总体现象背后的链式联系，恰恰不在乎现象的细枝末节。

四

通过上面对“经验不是什么”的阐述，可以大概描绘出经验是什么的轮廓。经验是研究主体在与研究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感知到的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个定义有这样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是经验不是纯粹的客体或客观事物，它既具有客观性的一面，也具有主观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经验是客观存在，但它又不像“现象”那样可以自发地呈现，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它需要在主客体交融中，通过主体的感知而存在，因此它又有极强的主观意识性。若非主体作用于客体，若非它在作用当中去感知客体，经验就不会自动呈现出来。更进一步地说，经验是主体对客体的再建构，是建构性的客体。第二，经验是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逻辑关系不是现象的表层的、偶然性的、杂乱无章的联系，而是内在的、本质的、链式的联系，即前面说的现象背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之间的联系。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是可以看得到、触摸得到的，是客观地存在着，无须主客交融，也无须受专业训练，一般人都能获得。在农村，对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最清楚的，是身处其中、并参与了产生现象及现象之间联系的农民，他们是知情者。但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是肉眼看不到、手触摸不到的，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人，即便对现象及其表面联系了如指掌，也参不透其内在的联系。

逻辑关系是现象本质的链式联系，它需要主体去感知、去建构，否则即便有联系也不会自发呈现。首先要感知现象之间具有某种本质的联系，然后在多样化的、交互作用的、繁复驳杂的现象联系中去伪存真、去粗存精，使联系更清晰、更直接和更精练。本质联系可以是因果联系，也可以是并列联系，还可以是相互强化的联系，总之必须是一个或多个现象能够推导出另一个或一些现象。在某种意义上，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是通过主体搭建起来的。如果这种搭建不仅是在两个现象之间，而且能在第三个、第四个现象之间成立，那么我们就说这种联系是逻辑链条。从第一个现象一步一步推导，一直推导出第三、第四个现象，如A→B→C→D，或者并列的A、B、C推出D，这四个现象通过桥梁链接起来，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所谓经验，就是具备逻辑关系的多个现象组合起来的链条。一个现象是孤立的，不构成经验，两个现象具有逻辑相关性，接近经验，但还不是经验，只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现象之间的逻辑联系才可称得上是经验。下面分述经验与现象、材料、政策和理论的关系。

1．经验与现象

经验作为现象之间本质、逻辑和链式的联系，必然与现象紧密相连。“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首先要充分总体地把握现象，这就要求研究主体要切身接触现象，感知现象，摸清现象的基本要素、特征，然后才能透过驳杂的现象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和联系方式。在感知和建构经验的过程中，表面的真相与假象的区分可能并不重要，因为它们的背后可能隐含着共同的本质，共同的逻辑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象的细节在总体把握现象的过程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总体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

2．经验与材料

材料是现象的细节，是丰满现象、论证经验的素材。在经验感知过程中，材料较之现象不需要过于丰富和细碎，有时候琳琅满目的材料很可能堙没经验，使研究主体忙于应对材料而缺乏对经验的敏感度。材料的重要性只体现在论证经验过程或表述中。所以，对材料的搜集，是在感知经验、建构现象的逻辑关系之后，材料的搜集与处理服务并服从于经验论证。当前许多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的缺憾是，对材料的重视多于经验的感知，以至材料丰富有余而经验冲击力不足。而有的质性研究则是经验丰满，逻辑性强且相对完美，给人很大的智识上的冲击，但对材料的条分缕析驾驭得不够。华中村治研究的做法是，先在总体现象中感受和建构经验的逻辑关系，然后根据逻辑链条的需要，去搜集材料，再根据表述的要求对材料进行处理。这样得出的经验，既骨感（完美的逻辑链条）又丰满（充分的材料论证）。具体的操作是，在调查阶段的前期感知和建构经验，后期则是完善经验和搜集材料，写作过程运用材料论证经验、表述逻辑。

3．经验与政策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及其影响由一系列现象和材料构成，其背后隐含了大量的经验，这不仅是经验研究的重要主题，而且很值得研究者倾注于此。政策涉及政府施政的方略，国家政策影响广泛，需要很好的研究。但是如果就某个政策本身的缘起、过程和问题展开研究，则只是在断裂、片面、孤立的现象层面提问题，无法把握政策制定、实施及其后果的真正规律和逻辑，因此也就无法给予较好的政策咨询。只有在政策的经验层面提问题，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结果等现象背后的本质内涵有深刻的透视，对一系列的政策现象有链式的把握和逻辑建构，才能建立对政策本身的真正、真实的理解，才能做好政策咨询，推进政策更好地制定与实施。华中乡土派立足于对政策的经验研究，通过对同一政策在不同农村地区实施产生不同后果的把握，既能观察和剖析不同农村地区的差异性及其原因，反过来又揭示这一政策本身的内在规律，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政策。这一点，在贺雪峰教授对我国城乡建设用地的相关制度和政策的研究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4．经验与理论

经验与理论有以下联系，第一，两者都具有逻辑建构性特点，经验展示的是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是逻辑的归纳与总结。两者都是研究主体对客观存在的逻辑建构，经验是在人类具体生活现象之间被搭建起来的链式联系，理论则是在抽象的知识、概念或认知之间被搭建起来的链式联系。从逻辑严密程度，即抽象程度上来说，理论的逻辑性要完整得多，它完全可以在抽象层面进行无缝隙的逻辑推演而无须生活具象的支撑。经验则无法脱离具体的生活现象，它只能在中观层次上进行抽象，其抽象程度要比理论低得多，逻辑关系也要受具象的限制，而无法达到尽善尽美。因此，经验的逻辑关系或链式联系必然较为粗糙，甚至在某些地方存在断裂，当然这并不影响经验整体的贯通。第二，经验逻辑的提炼需要以理论思维为基础。在现象之间建立逻辑联系是研究的最基本的能力，即逻辑思维能力。这种能力一般是在理论学习中锻造出来的，即通过大量理论原著的阅读训练提升研究者抽象看问题、提问题、建立链式联系的能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第三，经验研究乃是建立崭新理论体系的前提，而建立高度抽象的理论框架则是经验研究的最终目标。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目标是建立本土化的社会科学，以解释中国的现象和问题。要达到该目标，除了引介、学习和消化西方理论之外，不可绕过的是要有一个大量的经验研究的阶段（即“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要首先建立一系列的中观层次的经验解释体系，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宏大理论。经验研究是建中国本体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华中乡土派的经验研究是实实在在的、扎扎实实的理论研究，批评其没有理论、不会做理论研究，恰恰说明批评者不懂得理论研究的基本理路，不清楚中国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理论研究道路。

五

经验研究是华中乡土派恪守的基本研究立场。当然，经验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问题，中国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同于西方的经验，都需要经验研究的视角、方法和立场的切入。但是，在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整体氛围中，要长期恪守基本的经验立场不动摇并不容易。

首先，中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并不是经验研究，而是纯理论的哲学思辨，这些研究掌握着话语权，控制着评价体系，他们鄙视经验研究，不把经验研究看成是理论研究。在这些研究看来，相比于“高深”“玄乎”的纯理论思辨，经验研究不过是“下三烂”的玩意。这种错误思维使不少优秀的学者停止了进入经验研究的脚步。而恪守经验研究的学者则必须在与这种思想做斗争的同时求得生存、拓展空间。

其次，经验研究必须下到经验的现场去感知经验，去领悟经验，去建构经验，去参透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经验的质感，才能很好地把握经验的本质与精髓，才能够去“做经验”。这就是说，经验研究需要门槛，经验质感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得当的训练，也就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置身于经验现场。这既需要勇气，更需要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这也导致诸多书斋学者无法“下乡”；即便“下乡”了，如果方法不得当，也无法获得真正的经验，做不出真正的、高质量的经验研究。

最后，在华中乡土派看来，经验研究是建立本土社会科学的中间环节，由此达致宏观理论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不是某一个人或一群个体所能完成的，必须在不同学科领域内部形成不同的学术研究团队，在数代人的努力之下方可能成功。学术团队是经验研究的天然载体。天才个体的经验质感可能源于时代之偶然性，而更多人的经验质感应在团队中练就，通过集体调研、集体讨论、“传帮带”等方式来完成。经验要更快、更好、更全面地呈现也需要团队的合力。事实上，学术团队是个稀罕物，当前学界更多的人是将学术当成个体苦思冥想的东西，而排斥团队，这也是经验研究的一个障碍。

综上所述，华中乡土派的研究来源于农村经验，又扎根于农村经验。他们恪守基本的经验立场，以团队合作为载体，不断地在经验当中摸爬滚打，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立足经验又超越经验，在总结和提升中逐步探索出一条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