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社会工作研究(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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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果分析

(一)老年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

从表2至表6中可以看出老年群体面对的福利问题主要有三个,包括“收入”、“政府责任”和“纳税者征税”,主要体现出三个特点。

表2 收入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

表6 纳税者征税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

1.收入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大部分老年人不是特别满意

从“收入”方面来看,29.5%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收入比应得的少,16.8%的老年人认为刚好是自己应得的,仅有1.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收入比应得的多了,还有3.5%的老年人认为无法选择;49.1%的老年人认为我国收入差距太大,3.0%的老年人认为我国收入差距是刚好的,仅有1.2%的老年人认为我国收入差距不是特别大,0.4%的老年人没有选择。具体数据见表2和表3。

表3 收入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

2.政府责任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老年人普遍认为提供福利是政府的责任

从“政府责任”方面看,43.9%的老年人认为缩小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是政府的责任,只有2.6%的老年人不同意这种说法;有47.3%的老年人认为政府应该为失业者制定一个像样的生活标准,而1.4%的老年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有30%的老年人认为政府应该减少穷人的福利开销,只有5.5%的老年人认为一般,而持相反观点的老年人则占17.4%,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减少穷人福利的开销(具体数据见表4)。

表4 政府责任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

3.纳税者征税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老年人认为高收入者应该纳更多的税

从“纳税者征税”方面来看,大部分老年人认为我国高收入者应该比低收入者支出更高比例的收入纳税,这一比例占到38%,也有11.3%的老年人认为高低收入者应该支出相同比例的收入纳税,仅有1.3%的老年人认为我国高收入者应该比低收入者支出更低比例的收入纳税;对于我国对高收入者征税的情况,仅有5.2%的老年人认为太高,19.6%的老年人认为还是比较合适的,20.7%的老年人认为太低。综合老年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整体状况,老年群体的社会福利态度水平较为稳定,起伏较小。具体数据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 纳税者征税方面的社会福利态度现状

(二)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状况的比较

根据上文中按阶段将60~74岁的老年人定为第一组,75~90岁的老年人定为第二组,将两组不同年龄段的老年社会福利态度进行赋分,统计结果显示见表7, 60~74岁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态度状况略优于75~90岁老年人,并且两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得分差异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7 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状况

注:*p<0.1、**p<0.05。

在收入方面,60~74岁老年人得分均值为3.79,标准差为1.18; 75~90岁老年人的得分均值为3.98,标准差为0.94,可以看出60~74岁老年人在收入方面优于75~90岁老年人,同时显著性检验显示F=1.105,因此60~74岁老年人和75~90岁老年人在收入上明显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在政府责任方面,60~74岁老年人得分均值为3.73,标准差为1.28; 75~90岁老年人得分均值为3.78,标准差为1.07,可以看出60~74岁老年人在政府责任方面略优于75~90岁老年人,同时显著性检验显示F=2.215,因此60~74岁老年人和75~90岁老年人在政府责任方面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在纳税者征税方面,60~74岁老年人得分均值为4.88,标准差为1.91; 75~90岁老年人得分均值为4.67,标准差为1.78,可以发现60~74岁老年人在纳税者征税方面也优于75~90岁老年人,同时显著性检验显示F=1.415,因此60~74岁老年人和75~90岁老年人在纳税者征税方面同样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根据数据操作社会福利态度总分显示,60~74岁老年人得分均值为15.10,标准差为3.03; 75~90岁老年人得分均值为15.02,标准差为2.76,可以看出60~74岁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总分要略优于75~90岁老年人,同时显著性检验显示F=3.205,因此60~74岁老年人与75~90岁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总分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具体数据如表7所示。

(三)我国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为了更好地探索影响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因素,将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网络、社会福利态度变量分别作为控制变量、自变量和因变量纳入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了三个模型(见表8)。其中模型1是个人特征方面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回归模型,模型2是个人特征和经济地位两方面的老年人社会社会福利态度回归模型,模型3是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网络三方面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回归模型。总体来看,因变量和自变量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有较强的解释力,可以解释个人特征方面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变量1.0%的变异量,解释个人特征和经济地位两方面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变量4.1%的变异量,解释个人特征、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网络三方面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变量4.6%的变异量。

表8 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

参照组:a“女=0”,b“否=0”,c“否=0”。

注:*p<0.1、**p<0.05;

1.个人特征与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

从模型1中可以看出,个人特征变量的8个指标中,目前最高受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和婚姻状况中已婚三个指标对于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影响(p目前最高受教育程度<0.1, p受教育年限<0.1, p已婚<0.1)。性别对于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影响不显著(p>0.1),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在老年时期处于人生的后期,在此阶段中性别对于态度的影响不会因为男女之别而产生很大差距,因此从社会福利态度角度看,性别对于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出生年份对于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影响不显著(p>0.1),可能是因为在人生后期,老年群体都会产生福利需求,老年人对于福利的追求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产生变化,因此出生年份对于老年人的独立态度影响不显著;而老年人在老年期间追求更高教育水平的需要在老年时期不会很强烈,大部分老年人在老年期间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因素不太愿意继续接受教育,因此目前最高受教育程度是否在读对于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影响不显著(p>0.1)。最高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福利态度总分得分回归系数为正(b=0.130),呈正相关关系,表明最高受教育程度变量得分越高,社会福利态度状况越好;受教育年限与社会福利态度总分回归系数为负(b= -0.035),呈负相关关系,表明受教育年限得分越低,社会福利态度状况越好;婚姻状况中已婚变量与社会福利态度总分回归系数为正(b=0.303),呈正相关关系,表明已婚得分越高,社会福利态度状况越好。总的来说,最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年限得分越低,婚姻状况中已婚得分越高,表明心理素质越好,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状况越好。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于精神上的需求越高,因此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婚姻状况中,已婚得分越高对其社会福利态度影响越大,可能因为在此阶段未离异或丧偶的老年人更注重自己和老伴在福利方面的需要。

模型2和模型3都显示,在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所有指标中,只有最高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中,已婚变量与老年人的社会福利态度有统计上的显著性(p最高受教育程度<0.1, p已婚<0.05)。最高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中已婚变量与社会福利态度得分回归系数为正(b最高受教育程度=0.287, b已婚=0.219),呈正相关关系,即最高教育程度越高,社会福利态度状况越好;婚姻状况中已婚越多,社会福利态度状况越好。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心理素质状况越好,社会福利态度越好,这与模型1反映出的结果相同。

2.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

模型2和模型3都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p非农工作<0.05)。大部分老年人不太适合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工作,一方面是受生理因素影响:老年人生理年龄偏大,身体各个机能弱化,没办法继续之前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受心理因素影响:虽然社会上崇尚尊老,但老年人自己不能适应已经进入老年期,心理转变可能会影响到工作。尽管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均存在显著性,但是其中具体的影响指标却不同。其中去年全年家庭总收入和去年平均每月生活支出对于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影响不显著(p去年全年家庭总收入>0.1, p去年平均月生活支出>0.1),主要是因为部分老年人不参加工作只拿退休金生活,或者他们有子女抚养,不付出也可以有收入,因此他们也就不在意全家的收入和支出;从事务农工作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影响不显著(p>0.1),可能是因为从事务农工作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还能养活自己,没必要领取社会福利;无工作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影响不显著(p>0.1),则是因为60岁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已经退休的年龄,有无工作对于他们的影响不大,他们需要的不再是稳定的工作,而是精神或物质上的满足。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彭华民,2010)。

3.社会支持网络与老年群体社会福利态度

从模型3中可以看出,社会支持变量对老年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p与非亲戚接触<0.05)。这与以往社会支持网络会影响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研究结论相符(杨蓉蓉,2007),也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有关,老年人在这一时期已经不需要承担家庭的经济任务,与非亲戚间的日常走动相对会更频繁,因此与非亲戚间的接触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显著。与亲戚间的接触指标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影响不显著(p >0.1),主要是因为大部分老年人会住得离亲戚较远,如子女在城里成家立业,自己还是住在老宅,这种现象在中国比较普遍,那么老年人在与人接触的过程中,与临近的非亲戚接触频率会远远高于与亲戚间的接触频率。但是与非亲戚的接触比不上与亲戚间的接触,长此以往下去,老年人心理上的孤寂感会越来越强烈,这必然会导致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恶化。

再看其他控制变量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的影响。从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可以看出,性别、年龄和最高受教育程度是否在读对老年人社会福利态度没有显著影响(p性别>0.1, p年龄>0.1, p最高受教育程度是否在读>0.1)。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悖(万国威,2012)。这可能与数据中老年样本的分布有关,但对于产生这种结论的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