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秩序与东北亚国际体系的演变

董向荣

体系从来不是各个平等行为体的组合，而一定是层级制的、讲规则的、有秩序的、互动的有机体。谁是规则的制定者，谁占据舞台的中心，谁总是被聚光灯追逐，谁就是体系的核心。同样，谁是规则的执行者和遵从者，谁在舞台的边缘，谁是游戏的配角，谁就是体系的半边缘或边缘。国际体系亦如此。在国际体系内，各行为体依据既定的制度或机制来行动。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认为，国际机制，指的是给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的总和，基于此，各行为体的预期趋于收敛。

国际机制的核心实质上是维持体系的可预期性，减少不确定性，即维持基本的秩序。这与传统中国语境中对秩序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秩序是建立在规则之上的运行常态。秩序的原意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是“无序”的相对面。按照《辞海》的解释：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守规则之意。在国际体系中，秩序意味着各行为体习以为常的、可预期的、较为确定的状态。国际体系演变的力量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体系的主导者，二是崛起者。在东北亚地区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区域主导者频繁发生变化，每个主导者都尝试制定或维持一套机制和规则；当新生力量崛起为新的领导者、新的规则制定者，旧的核心国家沦为边缘国家和规则的接受者。

一 当“朝贡体系”遭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强调，从世界范围来看，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同区域（中心、边缘、半边缘）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沃勒斯坦强调，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共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16世纪中叶的荷兰，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

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游戏规则由霸权国制定，并在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内强行推行。中心国家的目标是资本积累，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固化体系内的分工，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和支配体系内的其他国家，通过包括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贯彻自由贸易游戏规则，赚取经济利益。体系内的边缘国家，则不得不接受中心国家生产或转手出售的工业制成品，同时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的地位比较独特，指那些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某些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进出口产品相对多元，使体系具有一定的制度弹性。

尽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15世纪末开始形成，但是由于当时各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稀疏，以至于以西北欧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多元体系。以传统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即是一例。其实，也可以说西北欧为中心的西方世界体系，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外。问题在于，工业化之后的西方世界占据了世界的主导地位，并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由于大航海和工业革命，西北欧发生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性变化，而此时东亚仍然沉浸在缓慢的、田园般的、自传统农业社会向家庭小作坊的演进之中，正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的角色是复杂的、多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两面：一是中国处于传统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的中心，周边地区是这个体系的半边缘或边缘；二是中国处于沃勒斯坦所称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距离体系的中心相当遥远，中国甚至还没有感知到这个体系的中心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与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国家执着追求物质利益不同，在朝贡体系中，中心国家中国追求的是“臣服”的价值目标，是“体统”问题，朝贡意味着半边缘或边缘国家认可中心国家的主导地位，通过朝贡的仪式表达臣服的姿态。中心国家并不特别在意贡品的多少，常常是“薄来厚往”，回赠大量物品，以奖赏边缘国家的臣服。当然，中国这个中心国家维护体系存续的手段，除了“厚往”之外，还有其他手段，包括提供安全上的保护，共同抵御外敌，甚至也包括征战和讨伐。

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逐步扩张，世界工业国家逐渐把触角伸展到东亚的时候，地域性的“朝贡体系”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扩张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冲击。在这个冲击过程中，1793年马戛尔尼（Lord Macartney）觐见乾隆皇帝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据马戛尔尼在《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写道：“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贡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表面上，这是一个仪式之争，以折中方案单膝跪礼结束。实质上，这是一次游戏规则的对撞，是以自由贸易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接受朝贡体系“臣服”规则的体现。中国在当时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不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指出，“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自由贸易”并不意味着“平等”。英使前来交涉的目的包括：互相派驻使节、中国加开通商口岸、固定海关税则、给英国一小岛，等等。中国若接受自由贸易的规则，实际上就意味着承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规则，更深入地被结合进或融入这个体系中，成为其中心国家的产品销售市场，成为体系的边缘。两大体系的第一次正面遭遇，以失败而告终，乾隆在上谕中斥责英使不知礼，“现在英吉利国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双方不欢而散。

此后西方世界几次欲以“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国门的努力也相继失败，直至鸦片战争的武力解决，西方世界将自由贸易的游戏规则以战争的方式强加给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设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在内，是中古的人民。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了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在新的规则面前，在坚船利炮所体现的器物层面现代和先进面前，中国部分精英选择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而中国的大部，则受制于制度的强大惯性，仍在闭关自守，要维系历代在东方世界的核心地位，从心理上否认和拒绝那个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在中西方差距拉大的同时，在传统的朝贡体系其他成员国也在遭受西方现代世界体系冲击的过程中，中国对于朝贡体系内其他成员国的约束日益松散，日益缺乏足够的能力来维护原有的地区秩序。在此时，中国和日本，正在进行着一场谁能更快地适应新的国际规则、谁能进入新秩序的主导者圈子的竞赛。中国起步晚，历史负担沉重，如同一艘大吨位的巨轮，慢吞吞地调整着应对西方和崛起的日本的策略。然而，世界在快速的变化之中，根本没有耐心等待中国的觉醒。

二 明治维新后日本崛起为地区规则的制定者：“大东亚共荣圈”的不归路

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下，日本处于体系的边缘，有时加入体系，有时则游离于体系之外，有时也挑战体系的权威。日本在体系内崛起、打破旧体系，首先是从朝鲜半岛开始，使朝鲜半岛从旧的朝贡体系中脱离出来、取消其藩属国的身份、将半岛至于本国的外交保护之下，进而实现吞并合邦。日本对东亚地区秩序的构想，始于丰臣秀吉“战必胜，攻必取”、武力大一统的“帝国梦”，成熟于“大东亚共荣圈”的亚洲构图，欲以日本一国之力，占领和支配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所采取的是战争加条约的方式，步步推进，通过战争确立自身的优势地位，通过后续的条约固化战争的成果，形成新的秩序和规则。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度大，又处于地震带上。从本性上来说，日本从岛国、经过半岛、进入大陆的欲望要比经典岛国英国更加强烈。日本主导的“新秩序”，不同于中原王朝主导的以“朝贡”为象征的“臣服”秩序，而是以战争为扩张的主要手段，扬言“战必胜，攻必取”，以彻底改变今“郁郁久居此”的窘境。

与中国一样，日本也遭遇了西方世界的强大挑战。不同的是，日本在挑战面前迅速回应和学习西方，并最终与挑战者一样跻身列强。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岸的浦贺，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贸易。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亦称《神奈川条约》），向美国开放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

明治维新是中日发展走向殊途的转折点。维新不仅使日本避免了被西方国家殖民的命运，还使其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是东北亚国际体系数百年来的一次巨变。明治维新为日本“帝国梦”插上了翅膀。在开港和维新之后，日本的侵略野心肆意膨胀。日本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通过1894～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击败了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以胜利者的姿态要求大清和俄国放弃其原有的利益，实现日本的诉求。

因为日本崛起而改变命运的，首先是朝鲜半岛。日本吞并朝鲜半岛的战术，是经典的崛起国从霸权国手中争夺小国的套路。第一步，要朝鲜承认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再是依附于明清的附庸国，只有如此才能避免1592年朝鲜因为事明而拒绝日本借道入明的窘境。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征韩论”甚嚣尘上。1876年2月26日，日本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强迫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该条约第一款即开宗明义，“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

日本强占朝鲜半岛的第二步便是把中国势力逐出半岛，排除中国在半岛的影响力。在朝鲜1884年甲申政变中，日本成功地谋求了一个至少是与大清对等的地位。1885年伊藤博文与李鸿章达成《天津会议专条》：双方政府都同意从朝鲜撤军，而且承诺，如果一方觉得有必要再次派军队前往朝鲜半岛的话，会提前告知另一方。这实际上使日本在事实上取得了与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对等地位。但是，对等的地位并没有能让日本满意多久。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夕，德富苏峰表示，“我不主张为了战争而战争。我也不提倡抢夺他国的土地。但是我坚持要求对中国作战，为的是把日本从一个迄今向内收缩的国家改造成为向外扩张的国家”。1895年《马关条约》第一款即要求“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在传统朝贡体系下处于半边缘地位的朝鲜半岛，开始受制于新的秩序主导国日本的统治，朝贡体系解体。

日本强占朝鲜的第三步是将沙俄的力量逐出半岛。日俄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曾强迫大韩帝国政府于1904年2月23日与之签订《日韩议定书》，规定韩国协助日本对俄作战。同年8月22日，日本又强迫韩国签订《日韩新协约》，日本人以财政和外交顾问身份介入韩国政府运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与俄国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结束了日俄战争，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地位，不妨碍日本“指导、保护和监理”韩国政府所需采取的一切措施。

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第四步是正式合邦。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于1905年11月17日胁迫韩国与其缔结《日韩保护协约》，剥夺韩国的外交权，设置韩国统监府以控制韩国，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韩国统监，韩国由此沦为日本的保护国。1907年7月24日，日本和韩国又订立了《丁未七款条约》，剥夺韩国司法权，解散其军队。经过这短短几年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韩帝国已经名存实亡。1910年8月22日，《日韩合并条约》签订，韩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与日本，标志着朝鲜李氏王朝的灭亡，日本正式吞并了朝鲜半岛，开始了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

对于清政府而言，日韩合邦从本质上是原体系内藩属国被新崛起国纳入势力影响范围的典型事件，旧宗主国未能像1592年时那样出兵保护藩属国，甚至连自身的安危都成了问题。崛起的日本，对外有强烈的领土诉求，吞并朝鲜只是日本对外扩张的一次练手。日韩合邦之后，日本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加紧侵华准备。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持续上升之际，日本对外侵略势如破竹，开始图谋和攫取更大的版图。早在1936年，日本政府就制定《国策基准》，把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的统治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作为“帝国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这是“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初设想。1938年11月3日，近卫文麿政府发表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欲树立“中日满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试图以“大东亚共荣圈”为整体，建立日本与东亚、东南亚以“共存共荣的新秩序”。1940年8月，近卫内阁正式宣布了《基本国策纲要》和《适应世界形势处理时局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外相松冈洋右在欢迎德国驻日大使奥特招待会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

除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日本在东南亚还高举着“反殖民统治”的旗帜。这也正是为什么直到当今日本在东南亚仍维持着相当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和韩国一度维持着反对日本军事再武装、防范军国主义复活的协作和共识，但是在东南亚诸国并没有类似的共同认识。

日本以占领朝鲜、中国等国领土为根本目标的对外侵略，实际上是一种帝国的过度扩张。通过反事实假设来分析的话，倘若日本能以朝鲜半岛，或者以中国东北为限度，停止扩张并进行持续经营的话，很难说它的统治不能够维持。但是，日本的侵略图谋如此强烈，这也决定了其并不满足于与朝鲜合邦。甚至在侵占了中国东北之后，日本仍不满足。中国内陆，东南亚诸国，都是日本觊觎的目标。然而亚洲大陆如此广袤，特别是在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争后，战争的主导权发生转移，超出日本战略决策者的想象。事实上，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具有自我加速的特征，一旦开启战争的闸门，就不得不继续扩大战争以维持既有的战争成果。美国学者斯奈德认为，“日本的过度扩张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所激起的反对力量规模巨大，而且也因为日本没有从20世纪30年代的错误中学会收缩自己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未能成为稳定的地区秩序。“蛇吞象”的故事没有能够演完，草草收场。

三 二战后美苏冷战决定地区格局

二战接近尾声时，冷战大幕不仅在欧洲拉开，也在塑造着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如果没有美苏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对半岛的分区占领，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格局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国民党退守台湾。若不是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占据主导，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而在此之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中美因为分处不同阵营而严重对立。朝鲜和韩国则更为不幸，至今仍处于对立和几乎相互隔绝的状态。朝鲜半岛因此而被称为“冷战活化石”，在世界范围内冷战体系宣告结束的时候，半岛仍然维持着冷战对峙状态。分区占领和冷战，是韩美同盟和朝核问题等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的起点。

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的最惨烈的一场热战，在造成人员大量死伤的同时，固化了东北亚地区的对峙格局。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第一反应是，“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所作所为，就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的所作所为一样。如果听任南朝鲜的沦丧，那么共产党的领袖们就会越发狂妄地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而“如果共产党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由于战争爆发，原本撤出半岛的美军再次进驻，韩国在冷战前沿的战略价值凸显。

随着朝鲜战争的继续，中国介入了战争。联合国军司令部与美国政府之间产生了是否要扩大战争的激烈争论，麦克阿瑟主张继续北进，炮击中国东北地区，同时利用台湾蒋介石的军队，开辟第二战场；而美国政府担心此举将导致苏联的介入，并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被解职，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调整为通过谈判结束战争。1951年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Omar Bradley）指出，“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错误的战争”。经过多次绞肉机式的拉锯战，战争在各参战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在其开始的地方戛然而止。

受朝鲜战争的影响，废墟上的韩国更紧密地结合进资本主义阵营，成为美国冷战前沿的重要据点。美国把韩国牢固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安全上韩国受到美国驻军的直接保护，在政治上韩国全盘接受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美国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通过土地改革、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民主输出等，对韩国从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造与重塑。韩国成为冷战期间美国输出制度、文明、价值观的试验田。

在国际体系中，中小国的能动性相当有限，很难有把握自身命运的机会。大国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秩序。在冷战时期，特别是在美苏掌握了核武器之后，通过互相威慑达到了一个“恐怖平衡”，构成了最具冷战特色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世界一分为二，美苏各自负责自己阵营内部的秩序。实际上，因为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其他较小国家没有什么选择，要不选择加入美国阵营，要不就是苏联阵营。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到中立。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区域秩序，背后都是大国。”

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的对抗态势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在此期间，东北亚地区维持了苏、中、朝和美、日、韩对峙的基本格局。美苏冷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区局势的走向，中国因为其体量大、重要性突出，能在美苏之间进行一些博弈。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还是美苏，在冷战时期的多数时间里，美苏势均力敌，共同制定游戏规则，主导全球大的局势。中国能够在中美苏大三角中扮演较为重要的配角，四两拨千斤。

四 冷战后美国一极主导世界和地区格局与中国崛起

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告别两极化的美苏冷战格局。未来的世界向何处去并不清晰。在最初阶段，中国判断：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1990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类似的表述出现在1990年、199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可见，当时邓小平对于国际格局的判断，决定了党中央对国际格局的基本看法。

事实上，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美国的影响力遥遥领先，鹤立鸡群。第二梯队可以算是美国之外的G7成员国、俄罗斯和中国，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上升，G7发展到G20。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如果考虑到美国的影响力是如此突出的话，完全可以说世界从美苏两极向美国单极主导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单极世界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了其他力量的制约，一霸独大的美国更自由地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更倾向于通过军事的、简单的、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从中国的立场来看，很难确认是原有的两强对立的冷战格局，还是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更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单极世界下中国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宣称追求世界多极化，中国至少可以崛起为世界多极中的一极，这将有助于恢复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减少“一超独霸”的危险程度。中国不太明确自己要什么，但是知道不想要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在1998年美国对伊拉克空袭以后，中国人认识到了单极格局的危险性。没有了苏联的制约，美国很少有耐心以缓慢的外交方式来处理与别国的冲突，而是经常使用军事手段加以解决。美国军事手段的频繁使用，促使中国考虑有必要对此加以制约。”中国崛起使美国及其盟国在这一地区发动对别国军事打击的时候变得更为谨慎，更多地考虑维持与中国的合作。“如果中国像俄罗斯一样实力下降，一些国家，比如朝鲜，就面临着同南斯拉夫一样的命运”。

中国当前的角色非常独特。在中国追求或宣称追求“多极化”的过程中，中国正在脱颖而出，逐步缩小与美国的距离，崛起和追赶的势头相当明显，中美形成两极的可能性在加大。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与日本的差距逐步拉大，与美国的差距逐步缩小。中美共治的“G2”概念诞生。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主观上并没有接受和承认“G2”概念。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排在世界舞台上相对落后之列，中国还很难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的期待。美国“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在全球规则方面应给予特殊待遇的发展中国家。华盛顿同时希望北京能够担负起主要大国应承担的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一些责任；当北京拒绝依此行事时，它就感到担忧”。中国当前有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征，但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发达国家。至此，冷战期间相对简单的“选边站”的外交思维已经很难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新局势。

当前中美之间的战略疑虑相当明显。大卫·兰普顿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规则，“是二战后形成，帮助维护世界和平70年，这包括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关心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是要参与二战后的体系，还是想要改变这个体系。美国担心，中国想要快速改变该体系，让我们处于劣势。中国如今在这个体系内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当然，中国在该体系内应该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我们希望看到该体系的进化，而非革命”。在他看来，中美关系第一大问题是，“中美都在把对方当作假想敌”。

即便如此，中国并不想与美国发生冲突，不管是在操作层面还是规则层面。张蕴岭认为，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奉行的是所谓“建庙不拆庙”策略，即在不破坏既有国际架构的基础上，进行增量改革，建立新的机制，丰富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发挥中国的影响力，同时化解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敌意。二战后创建的多边贸易规则推动了全球化，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带来了新的诉求和新的挑战。中国的学习能力很强，在融入国际规则的过程中，较为迅速地成为秩序中重要的角色。“美国此前的思路是，把中国纳入到美国主导的多边规则平台上便于同化和管理，降低中国实力上升后挑战美国规则体系的可能性，因此可以有条件地接受中国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和交易网络在经济上取得适度成就。但结果是，中国在体系内与美国相对实力的差距不断缩小，其壮大的速度和规模不但超出美国的容忍范围，而且拒绝在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接受西方体系的同化。”

为维持国际规则的主导权，美国另起炉灶，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等协定继续掌握规则制定权，提高后起国家进入新体系的门槛，重塑发达国家的既有优势。制度是非中性的，这是国际规则的一条铁律。这两个合作机制，都是高门槛的“俱乐部”模式，排他意图和限制准入特征明显，是面向未来构筑的区域和全球秩序规则体系。

面对美国的新举措，中国积极应对，推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呼应区域内各国发展经济的需求。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中国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体现。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强调，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到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7300亿美元，现有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多边机构都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资金需求。亚投行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可见，中国并不想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而是试探性地推出了亚投行倡议，获得了超出预想的良好回应，收获了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增量改革的初步信心。英国、韩国等美国盟国没有唯美国马首是瞻，加入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即便如此，中国仍在小心翼翼地释放善意，化解各方的猜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东北亚地区秩序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韩国通过“北方外交”政策，与苏联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分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朝鲜依旧未能打破美日韩的孤立和封锁，并继续通过发展核武器与世界主流社会抗衡。东北亚地区秩序的另一个变化是，日本综合国力相对于中国、韩国出现了停滞和下降。日本越是实力出现下降，越是容易在外交上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越是追求军事武装和所谓的“正常国家化”，甚至还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日本，短期内很难接受中国的崛起。日本在联合美国抵制中国的亚投行新提议方面表现得相当坚决。中日之间的对抗、韩日之间的纠结和对抗很难避免。

结语

概言之，在一个国际体系内，各行为体按照领导者制定或认可的规则行事。体系内的崛起者，是秩序变化的主要变数所在，最有可能挑战旧规则、制定新规则，为体系变化提供动力。在东北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曾长期扮演区域华夷秩序领导者的角色，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拜见乾隆时行单膝跪礼，表明清政府与原有周边国家之间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不再被接受。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东北亚国际体系的中心沦为边缘。明治维新使日本崛起为地区强国，通过挑起事端、发动战争和强迫战败方签署不平等条约等方式，渐渐成长为规则的制定者、地区格局的塑造者。然而日本侵略成性，注定了“大东亚共荣圈”只能是一条不归路。二战后美苏冷战决定地区格局，区域内各国都在冷战的游戏规则下生存。苏联解体后，美国一极主导世界和地区格局。

当前，东北亚地区的规则和秩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区域内各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规则体系也在演化。中国此次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心，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舞台，是一个普遍联系的世界舞台，不同于几个世纪之前朝贡体系下的“天下”。当前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建庙修庙不拆庙”的方式，对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规则体系进行增量改革。中国努力适应着既定的规则，在既有的规则体系下争取有所作为，有效地利用国际规则来发展自己，并规范其他行为体的行为，也要成为体系内的改革者、建设者，塑造新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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