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形势与地区关系

认识中美新关系格局

崔立如

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所谓“新时期”的含义是，两国的战略互动态势发生重要演变，一种“新关系格局”正在形成之中。

“格局”是中文特有的词语，一个寓意微妙的词。《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解释均较为简单而有所欠缺：前者为“结构和格式”；后者为“式样，规模”。本文所取这个词的意思在百度百科中有较充分而深入的解释：格局，格是指以时间为格，局是指时间格子内所做事情以及事情的结果，合起来称之为格局。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内所做的事情以及事情的结果不一样，所以说不同的人，格局不一样。由此，“格局”被引用到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或国际关系领域。百度此条的释义为：局势、态势的理解和把握，即一个人对事物所处的位置（时间和空间）及未来的变化的认知。通常，我们讲“国际格局”或“战略格局”，既包含特定时空下的客观存在，也包含因相关行为体的主观认识产生的互动态势。它与“形势”的不同之处是，一旦形成则在宏观上具有相对更大的稳定性。

提出“新关系格局”的概念，为的是更便于深入解读中美战略互动态势变化的复杂含义。中美关系特有的复杂性是正在形成中的“新关系格局”最重要的特点，这与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关，更缘于两国关系的基本结构性特点。

中美两国互动态势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中美实力对比和相应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不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尽管近年来增速减缓，仍以30%以上的贡献率保持着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头号功臣的地位。中国和平崛起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使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舞台的中央。在美国因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大伤元气而外交转向收缩调整的同时，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利益日益扩展，外交态势由防守型（或反应型）转变为主动营造型，并随之开启了要承担更多责任的全方位大国外交进程。合作共赢是中国明确而坚定的外交理念，但在涉及大国关系的战略态势上，不能不说是发生了重要转变。

华盛顿的现实主义战略家们把北京外交态势的变化，视为对美主导地位的挑战，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加以防范和制衡。美国对华方针在战略层面的重大调整，突出地表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此，中国自然不会等闲视之，对美国的防范和反制成为其国防战略和周边外交的重要考量。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美国公然介入南海问题，使之变成两大国之间政治—军事角力的重头戏。中美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因此被戏剧性地放大渲染。一时间，中美陷入难以解脱的安全困境的论调甚嚣尘上，“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再次成为时尚的政治话题。

不能否认，南海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突出议题，对原本就相当脆弱的战略互信再次造成强烈冲击，其影响是深远的。中美关系战略态势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中美作为竞争对手一面的凸显，并不是新的战略互动态势的全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深化，则是中美“新关系格局”更为广泛的基础。

中国和平崛起并不是孤立的发展进程，而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全球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中美两国也成为一对最大的利益攸关方。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GDP加起来超过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中美互为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2014年的双边货物贸易额已超过5500亿美元，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始终保持上升态势。与此同时，中美双向投资保持增长。截至2015年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6.6万个，实际投入774.7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美累计直接投资466亿美元，美国已迅速成为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第四大对象国。2015年9月，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今日美国》发文称，未来10年中美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可再翻一番，2024年贸易额有望超过1万亿美元。中国持有1.2万亿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两国的金融关系更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中国和平崛起推动着中美关系所包含的上述两种矛盾趋势的发展：日益作为对手的竞争和同时作为伙伴的合作。正在形成的“新关系格局”正是这种矛盾关系结构总体上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的体现。

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上述两种趋势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平衡模式，决定着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程度。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上的巨大差异，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形成政治和经济分离发展、各行其是的二元结构。冷战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应对共同威胁的战略合作需要作为主导因素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之后的近20年，美国一超独大，强化全球霸权之势凶猛，中美关系也不断承受压力，但急剧发展的经济联系成为压舱石，帮助中美关系的航船抵抗住了狂风巨浪的冲击。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两个历史阶段，拥有巨大实力优势的美国，对把控两国关系政治与经济二元结构的平衡，占据着更为主动的地位。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崛起势头和全球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的霸权地位明显削弱，中美关系二元结构矛盾的内在冲突开始突破由华盛顿主导的平衡模式。这是当下中美关系的政治和战略互动态势发生变化的根本动因，也是“新关系格局”必须面对的主要挑战。

长期以来，为保持两国关系大局的稳定，对待双方因国情差异和历史缘由所存在的分歧和发展关系的二元结构矛盾，“求同存异”是北京和华盛顿在上海公报精神下达成的一条重要原则。然而，在现实外交关系和实际问题上如何贯彻这一原则，主要取决于双方的领导层和外事部门之间的相互理解，取决于对两国关系大局和具体问题审时度势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是对主要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大局掌控力的考验。

如今，中美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与各自国家内部事务联系日益密切，且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意义，求同存异原则依然具有重要思想和实用价值；与此同时，还需要有能适应新关系格局、使双方能够超越分歧、确保中美关系能保持正确发展方向的大框架和更加有效的沟通方式。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应运而生。

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更是中国在此背景下主动采取的一项重大建设性步骤。这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外交举措：用一个新的概念提出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以表明中国要开创中美关系新的历史篇章的真诚愿望和巨大决心。提出这一概念的逻辑是清楚的，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国家富强是已经证明的事实；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是反对强权压迫、崇尚和而不同；中美之间日益形成一种新的利益捆绑关系，对抗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应对21世纪人们共同面临的诸多全球挑战离不开中美两国的通力合作。所有这些与曾经发生的大国对抗的历史条件相比都大不相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美两大国和平共处关系就是一种新型关系。

然而，中国的意图和思维逻辑是一回事，美国的考虑和思维逻辑是另一回事。身处不同的国际地位，有着不同的战略目标和外交传统，加上不同的话语体系，造成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巨大的认知差距。美国对中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开始是有保留地接受，之后是逐步后退，以致如今在官方的公开话语中完全避之不提。一些官员和政策咨询圈的人士私下表示，美国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口号。双方在2014年及之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表的文件中，也没再使用发展“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表述（估计主要是因美方反对）。然而，中方不为美方态度改变所动，坚定地相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法所蕴含的建设性思想，标示出中美关系发展的正确路向。中方坚定的积极态度，源于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关系发展大趋势的基本判断，出自对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充分自信。而美国方面终究没能跳出其现实主义强权政治思维的传统窠臼。

然而，新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格局，无论是要应对这种变化带来的挑战，还是要抓住这种变化提供的机遇，都需要深刻认识和切实把握新关系格局的实质和主要特征。我们以21世纪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视野观察，中美战略互动态势变化实际上也是开启多极化时代大国之间“重建平衡”进程。大体可以将2008年的首次G20峰会作为分水岭，重建平衡的进程逐步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在中美双边、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展开。竞争与合作并进，时而交织发展，各种形式的博弈往往成为最突出的风景。

在双边关系上，中美两国建立了高层级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领导人和部门之间的交流平台和沟通频率大幅度提升。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的重大合作协议，促成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是两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成果。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倡议”，则是以不同方式推出各自对“重建平衡”的政治—战略愿景。前者的目标是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后者的目标是要建立更加对等的中美关系。近年来中美关系出现的紧张，从南海问题到“萨德”问题，皆是两种不同战略目标之间张力增大的反映。

这是中美关系40多年发展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的大变局。面对形势变化而感到困惑时，人们往往倾向或习惯于从自己熟悉的知识和经验中搜寻解答。历史的经验固然是宝贵的，但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关系格局”带来的挑战，我们恐怕终究需要有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超越分歧，凝聚共识。当然，这是需要一些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