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设计与创新之处

一 研究思路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原因和群体特征进行剖析，对农民工流动状况与数量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及对他们的就业现状进行梳理，厘清了当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特征以及就业现状。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发布的权威宏观历史数据，从总量和供求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的总量变动情况及趋势；结合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梳理了当前农民工的就业现状，指出了农民工就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旨在为本研究提供背景支撑以及为解决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的对策提供依据。

其次，本研究对我国当前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现状展开了较为系统的评价。从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两个维度，通过对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就业现状进行比较分析，廓清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及歧视程度。采用加权行业分割指数法、因素分解法、泰尔指数法对农民工就业歧视进行了客观测度和主观评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农民工就业歧视主观感受的就业歧视理论框架。本研究还分别从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第一代与第二代农民工的比较视角，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进行了比较分析。上述研究旨在摸清我国农民工就业是否存在歧视，如果歧视存在，那么程度如何。

再次，本研究从多种视角较为深入地分析了我国当前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原因及影响。从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歧视两个维度较为深入地剖析了我国当前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就业歧视对农民工自身、城市化的水平与质量以及对社会和谐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目的在于廓清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产生原因以及带来的影响。

又次，探索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类型、现状、表现，农民工就业歧视与社会风险的关系，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的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风险预警模型、系统和机制，其目的是预防和化解因农民工就业歧视带来的社会风险。

最后，在摸清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原因、农民工就业歧视与社会风险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形势，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转型过程中的就业问题以及社会风险化解问题提供新思路、新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在上一节中虽然已经对农民工就业歧视进行了界定，但在实际衡量农民工的就业歧视现状时，较难全面、客观地测量歧视的程度。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来体现农民工城市就业歧视的情况：一是根据农民工本身对歧视的主观感受来衡量；二是通过计算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不同行业下以及同行业内的工资差异来进行客观衡量；三是进行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不同农民工代与代之间就业歧视的比较研究。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1-1所示。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将本研究分为六个章节。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研究背景，清晰界定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提炼创新点与研究结论。

第二章：我国农民工就业现状与问题。此章为本研究的现实背景内容，从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与特征、农民工群体的数量变动与就业状况、农民工就业的困境与不公平遭遇等方面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发展历程与就业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各年份农民工监测报告，以及本研究自主开展的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采集的数据，对农民工群体的总量及结构、人口学特征、就业现状，以及就业中的突出问题等进行分析，解构了我国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客观呈现了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现状。本章基于国家统计局等官方机构权威发布的宏观历史数据，从总量和供求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的总量变动及趋势。一方面重点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农民工总量的变动，并且结合国家政策的未来导向，特别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安排和要求，对未来我国农民工总量进行预估；另一方面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供给和流入的数量变动。

第三章：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评价。此章为本研究的重点内容，主要包括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客观评价、主观评价以及比较分析。首先，分别从客观事实和主观感受两个维度对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现状进行评价。采用加权行业分割指数法、因素分解法、泰尔指数法对农民工就业歧视进行了客观测度。利用本研究自主开展的全国范围内问卷抽样调查所采集的调查数据以及深度访谈获取的案例信息，分析了农民工从主观层面对就业歧视的感受，在摸清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应于我国农民工群体特征的就业歧视理论模型和理论框架。其次，分别沿着静态和动态两条路径，就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就业情况与就业歧视感受进行比较，来探索不同群体之间就业歧视的异同。

第四章：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成因与影响。基于经济学、社会学交叉的视角，分别从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歧视两个方面对引起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原因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并针对就业歧视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水平和质量以及社会和谐的影响进行扩展分析。

第五章：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分析。此章为本研究的重点内容，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是从典型案例入手，定性分析与农民工就业歧视有关的社会风险的类型、表现形式以及形成机理与传导过程。二是运用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客观事实以及主观感受与社会风险行为选择的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定量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歧视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在构建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建立一套较为科学、完善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能够客观衡量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的整体水平及变化趋势，有利于对农民工就业歧视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有效预测、监控、防范和化解。

第六章：对策研究。此章为对策研究部分，以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风险的化解为目标，在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新形势下农民工就业歧视可能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户籍制度改革政策配置、农民工供给数量与质量调节、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就业环境、建立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及化解社会风险的对策和政策建议，以期在新型城市化建设背景下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制度、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及政策模拟。本研究的逻辑路径如图1-2所示。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及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就业歧视及其社会风险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探索。

（一）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

历史分析是指以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和十八大为时间节点，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阶段，回顾了农民工群体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不同阶段农民工群体的不同特点以及规模和结构的变化，描述了农民工群体的现在和未来。比较分析包括农民工对就业歧视的主观感受与客观就业现状的比较，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同行业间、两代农民工间就业情况的比较研究。

（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

定性分析反映在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就业歧视原因、就业歧视影响、社会风险形成及传导、社会风险预警指标等方面进行国内外文献梳理，借鉴相关概念、理论和模型。采用案例分析法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类型、表现形式等进行总结和归纳。采用深度访谈法对调查问卷收集的信息进行验证以及收集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的典型案例。

定量分析体现在运用本研究调查的原始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以及《2014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等二手数据对农民工就业现状、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行业分割情况，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与社会风险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量化分析。为了搜集一手信息，深入了解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及待遇、行为特征以及社会融入等情况，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法分阶段进行了系统调查：首先，2012年6月至8月，在北京进行了农民工的试调研，对50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对10名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其次，按照农民工的主要流向选取代表性城市，2013年1月至3月，在2个月的时间内，在北京、成都、温州、郑州、西安、大连、广州等城市（劳动力输入地），以及湖南、湖北、贵州等省份（劳动力输出地）对农民工群体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问卷调查，最终完成930份问卷；再次，2014年6月至7月，委托调查机构对北京市城镇职工进行问卷调查，使之与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进行比较，以验证本研究所分析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歧视问题的存在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风险的严重性，最终回收369份有效问卷。本研究对调查的一手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来揭示农民工就业现状、就业歧视主观感受，以及农民工就业歧视与社会风险的关系等；采用因素分解、布朗分解等模型分析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问题，以衡量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客观水平；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因子分析法等多种定量方法建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和量化预警系统。

（三）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规范分析解决农民工公平就业的价值理念问题，通过规范分析提出农民工公平就业和社会和谐的价值理念。实证分析是为了摸清我国农民工的就业现状、就业歧视程度、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情况。本研究还通过建立量化预警机制对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情况进行动态预警。

四 创新之处

1．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当前农民工遭遇就业歧视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评析，测度了农民工遭遇就业歧视的客观水平与主观感知程度。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行业性分割，行业歧视明显，同行业内户籍身份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显著，且农民工对就业歧视的感知具有一定普遍性。

已有研究中，不少学者都曾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进行分析与评价。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歧视进行了比较清晰地界定，学者们也从不同学科视角对就业歧视做了不同的解释，包括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劳动经济学等。但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视角，就业歧视所涉及的范畴与评价方式都会有所差异。其中，劳动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更适合用于分析农民工的就业状况与遭遇就业歧视的客观程度，本研究侧重于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在主观评价方面，则主要通过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感进行调查，来评估农民工遭遇就业歧视的情况。虽然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概念界定为歧视的评价提供了依据，但歧视的隐蔽性、复杂性、不易量化性等特点，以及现实可用数据的缺失，都使得难以通过定量测度来准确、全面评估就业歧视的客观水平，且在对歧视的衡量中也不免夹杂着人的主观感受与判断，导致就业歧视被主观放大或者忽略。因此，单独从客观或者主观、定性或者定量任何一个视角对就业歧视进行评估，都不足以完全反映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情况。为此，本研究立足劳动经济学视角，从客观测度和主观感受两个维度对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及歧视程度系统地展开了定性和定量评价。

（1）从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全景式揭示了农民工城市就业及其就业待遇的客观现实，指出农民工的就业环境虽然较以前有所改善，但在发放工资、参加社会保险、签订劳动合同、参加企业培训等方面的状态还很不乐观，是农民工在就业境遇上与城镇职工存在差异的主要体现。

（2）采用加权行业分割指数法、因素分解法、泰尔指数法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现状和程度进行了客观量化评价。研究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确实存在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行业分割性，农民工首先在行业准入方面就与城镇职工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并且差异程度在逐年增加；行业分布差异造成工资差距，随着行业分布差异的加大，不但工资的绝对差距在增加，而且其相对差距也在增加；若消除行业分布差异的影响，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将得到提升。行业分割所导致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占整个工资差距的近30%，该值越大说明现实中行业分布差异造成的工资差距问题越严重。同时，泰尔指数测度结果显示，群体收入差距大于行业收入差距，即群体属性——是农民工还是城镇职工身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比行业选择更大。

（3）从主观歧视感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对就业歧视的感知情况，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有37.6%的农民工表示他们感受到就业歧视，且涉及就业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的不满主要来自于其感受到的歧视或不公平待遇，这种主观感受更容易引发农民工的不规范行为，进而导致社会风险。本研究还指出随着农民工地位的提升和诉求的变化，农民工城市就业关注的重点将从工资收入等物质方面转向精神方面，农民工对歧视感知的重点也会由自己是否遭遇“低工资收入”“工资拖欠”等转向是否在“岗位类型”“工作环境”“民主权利”“职业发展”和“生活环境”等方面遭遇歧视，并且，这些方面的不公平待遇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障碍。

2．通过搜集和分析近百个农民工个人或群体性劳资冲突事件案例，首次探寻并理清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生成机制，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揭示了农民工就业歧视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机制，明确提出农民工对就业歧视的主观感知度是引发相关社会风险的主要因素，并构建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评价体系与预警系统。这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还为监测农民工就业歧视引发的社会风险提供了实用的工具。

（1）已有研究中关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研究较少，可资借鉴的文献十分有限。本研究首次提出了与农民工就业歧视或不公平待遇相关的社会风险的特点、表现形式与类型，并在提炼农民工就业歧视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构成要素、梳理社会风险形成过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构建了农民工就业歧视所引发的社会风险的形成机制，指出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与其他社会风险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具体表现为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往往起始于歧视感，就业歧视或者不公平待遇的具体事件承担多重角色，既可能是风险源，也可能是风险载体，还可能是风险引爆器。并且，一旦事件发生，其作为风险源具有直接引发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本研究还通过建立农民工关键性的就业歧视或者不公平待遇指标与不同等级社会风险发生可能性之间的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影响不同等级社会风险发生可能性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引发不同等级社会风险发生的因素略有不同。其中，歧视感作为风险源之一对任何等级的风险都有显著影响，且对高度风险的影响最大。

（2）本研究首次构建了由治安风险、收入风险、事故风险、环境风险、教育风险5个一级指标，犯罪情况、反抗行为、集体劳动争议、劳动保障投诉等17个二级指标，含蓄行为发生频率、冲突行为发生频率、极端行为发生频率等20个三级指标构成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预警的理论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理论模型，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不足。本研究构建了由预警指标体系以及预警信息系统、预警评价与推断系统、预警信号识别系统、报警系统、排警系统五大子系统构成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系统，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该预警系统能够对农民工就业歧视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有效的预测和防范，农民工就业歧视预警系统的开发为政府部门预测、监控、防范和化解农民工就业歧视带来的社会风险提供了可靠的工具技术。预警系统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建立了一套较为科学、完善的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它能准确衡量农民工就业歧视社会风险的整体水平及其动态变化趋势。二是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预警阈值进行了划分，为能够科学地确定农民工就业歧视引发的社会风险的预警界限提供了可靠的方法。三是建立了预警区域、警度与干预措施之间的量化联系，即预警系统根据报警系统的静态警度及动态预警区域变化趋势，确定报警级别，并根据不同警报级别启动相应干预和应急措施。在构建我国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开发预警系统的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建立预警监测分级管理运行机制、完善预警指标的制度化统计、搭建预警信息应用平台、设计应对预案体系等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旨在实现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防和风险治理的前置。

3．在对农民工城市流动的总量与地域结构进行分析与预测的基础上，对新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规模城市的落户政策进行了剖析，指出了新户籍制度改革给农民工就业歧视可能带来新的负面影响，为未来相关政策、措施的配置与完善提供了决策依据。

（1）在对未来6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进行合理预测的基础上，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视角，分析了农民工供给和流入的数量变动及其地域特征，揭示了不同城市类型（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小城镇等）在输出和吸纳农民工上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2008年以来农民工总量呈现“倒U形”变动，农民工总量的峰值将可能出现在2016年左右，之后会逐渐减少，且其中占主体的跨省流动的农民工，虽然流向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比例有所增加，但他们依然倾向于去往大中城市。但是，这种流动意愿与新户籍制度改革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地域布局是相违背的，即农民工更愿意流入大中城市，而小城市与小城镇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较小，这就为本研究分析新户籍制度改革给就业歧视所带来的新影响提供了依据，并为探寻农民工公平就业的路径提供了思路。

（2）本研究针对新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农民工就业歧视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新户籍制度改革本身是为了消除城乡差别，但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中仍然可能会带来新的就业歧视问题。对于大型及以上规模城市来说，居住证使得原本隐蔽的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不公平或歧视公开化，容易造成非户籍人口新的不平等，且这类城市的落户条件与积分落户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加剧人才在地区间的分布不均。对于小城市与小城镇来说，虽然它们都放开了落户限制，但有的地方出现了农民落户后仍然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服务与福利待遇的现象，容易使农民工产生不满；同时鉴于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人才的吸引力有限，优质的劳动力都向大型及以上规模城市流动，加剧了大型及以上规模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可能导致农民工就业歧视更加严重。这些都是户籍制度改革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给予相关政策配置加以防范，注重用市场手段来调节农民工的流动与落户选择，减少行政干预，以缓解就业歧视的矛盾和降低由此引发社会风险的可能性。本研究还重点从调节农民工供求数量与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创造公平就业的保障体系，以及建立农民工就业歧视的社会风险预警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消除就业歧视、防范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