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围绕产业升级这一话题展开的研究非常丰富。传统研究认为产业升级主要体现为经济主体的产业结构调整。近年来，更多的研究逐渐拓展了传统上关于产业升级之结构调整的研究视野并逐渐深化了对产业升级内涵的认识，即从效率角度考察产业升级，或从产业之技术创新角度考察产业升级，较为经典的研究如Humphrey、Schmitz（2002）, Ernst（2004）, Giuliani et al.（2005）等。在国内相关经典文献中，更是不乏直接将区域产业技术创新指标作为衡量产业升级关键变量的成果，如梁琦、詹亦军（2005），徐康宁、冯伟（2010）等。显然，由于技术创新这一命题本身便隐含地体现了其对于产业效率提升的影响，因此可以认为，对区域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研究便是考察区域产业效率。

区域产业若要实现效率升级，一个重要的环节便是区域产业之生产要素投入。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学研究越发强调除物质资本以外的人力资本要素对于实现知识溢出的重要作用，显然其也成为提升区域产业效率、促进产业创新的关键点，相关研究如Lucas（1988）, Fitzgerald、Hallak（2004）, Duranton、Puga（2013）等。由此，为了考察区域生产要素集中与积累则不可避免地需要引入产业集聚这一关键环节。这是因为，新经济地理学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的过程是生产要素地理集中的过程，这种生产要素包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要素，相关研究如Forslid（1999）, Rotemberg、Saloner（2000）等。

具体而言，一方面，产业集聚从微观而言，表现为生产厂商倾向于集中扎堆布局、开展生产活动。而厂商趋于集中选址布局，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为获取集聚外部性的一种自发性经济行为选择。另一方面，抽象意义下的产业集聚表现为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在空间地理上的外生性集中过程，在此过程中，集聚同样可以实现各生产要素在其区域内不断内生积累，即集聚之要素积累效应。而恰恰是被称为经济增长源泉的这些生产要素集聚与积累会对本区域经济增长、产业优化升级产生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此外，集聚本身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对于新厂商而言，体现为更低的运输成本、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为便捷的市场信息搜寻等，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强化区域集聚效果，即要素积累的强化机制。集聚的过程伴随着产业内及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和技术进步，这对实现区域产业在产品质量、生产工艺及效率技术层面的不断提升，乃至实现新产业的培育及孵化都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产业集聚的过程必将导致区域产业间结构的变动甚至产业重心的调整，因此从要素积累的角度考察集聚之于区域产业升级的作用，应当避开其传统的结构调整方向，寻找一个新的角度加以展开，而这个新的角度是区域产业效率。由此，本书旨在将产业集聚与产业升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产业集聚之要素积累作用影响区域产业升级的链条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些机理进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而这正是现有研究所缺失的和本书开展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书开展研究的意义具有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

就理论意义而言，已有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文献大都遵循开放视野的研究范式，因为集聚的发生体现为区域开放进程中社会生产分工的区位演化过程。正如Krugman（1991）建立的经典的NEG之核心—外围模型所描述的，两个区域均衡时的产业布局表现为制造业在一个区域集聚并成为核心，而另一区域则成为外围，而作为模型核心变量的贸易成本便暗含区域开放这一研究前提。本书同样是从区域开放的研究视角切入，通过引入产业集聚之要素积累效应的理论分析来打通“产业集聚—要素积累—区域产业升级”的链条机理，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此外，已有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大都将集聚过程视作生产要素的区域性集中过程，而恰恰忽视了产业集聚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生动态积累过程。本书认为集聚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生积累才是促进区域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引入产业集聚之要素积累效应的理论命题使得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就现实意义而言，我国虽然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与矛盾逐渐凸显，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便在于顺利实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升级作为经济转型中的重中之重，是关乎我国当下经济运行与未来经济发展、关乎我国国计民生的重要内容。因此，开展聚焦于“如何能够加快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不同，中国的区域开放具有特殊性，即各区域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而照搬西方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难免存在偏差。因此，本书以中国的现实数据为基础，在中国区域“二重开放”背景下考察各区域集聚之于产业升级这一经济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使得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