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向海”

一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

从太空俯瞰地球，在深邃的天幕下，四大洋——70%的水面把地球装点成一颗蓝色的球体，而七大洲——陆地只是浩瀚大洋中的一个个岛屿。

以太空的视野来看，地球上最广阔的空间就是海洋。我们需要用一种宏大的视野来看当今的国际形势，以及未来中国的走向和今天中国的任务。从中华文明与海洋关系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蓬勃的“向海”过程。唐宋元时期是一次“正向的向海”过程，如果我们将中国社会上下齐心作为一个“正向”的标准的话；那么，明清时期的第二次“向海”则是一个曲折与被动的过程；第三次“向海”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过程。

中国的地形分为三级，由最靠西部的高原到中部高地，逐渐深入海洋，到达沿海平原。回溯历史，这一地形特征与中华民族的三次顽强“向海”有很大的关系。这种西北高东南低的走势，与大江大河的流势一样，也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势一样——奔流入海。从唐代开始，约1500年间，中华民族有三次机会走向海洋，特别是太平洋。“太平洋够大，它能够允许有一个大国（美国），也能够接纳崛起的中国。”以大西洋为中心，是欧美人的世界观。21世纪必须要换成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观。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向海。

第一次“向海”是在唐、宋、元三个朝代。这三个朝代在“向海”的过程中所携带的文化力度和物产不同，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也各不相同。先来看看第一个时期——唐代。从海洋的角度来说，这是“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时代，也是中华文明在黄色系中融入深蓝色系的开端。唐中叶之前，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特别是由官方所主导的部分主要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来实现的。早在“安史之乱”（755～763年）之前的751年，唐朝与大食阿拔斯王朝爆发了怛罗斯战役。怛罗斯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是当时唐朝的一处边关。这个战役意味着在唐朝中国的西边崛起的新的帝国——阿拉伯帝国开始挑战中国的“权威”了，意图与唐朝争夺陆地上的贸易控制权。而这一战，唐朝的军队败了。接下来就是“安史之乱”。这两个连续的历史事件促使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逐步向东南沿海转移。这是中国“向海”重要的国内契机。在国际上，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古兰经》的感召之下很快由分散的游牧族群变成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不仅迅速在陆域上建立起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大帝国，而且在海上也开始了它的霸业，它把海洋贸易线路慢慢地推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从海上拉动了中国“向海”的过程。由于“陆地丝绸之路”的断绝，从先秦时期就存在的“海上丝绸之路”就凸显、勃兴起来了。因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当时在中国的沿海出现了三大港口。这三大港口从北到南依次是扬州、福州和广州。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朝廷特别任命了“福建经略使”，使得闽地获得了“福建”的新命名。而在漫长的历史上，北方人对福建的命名是带有羞辱性的“闽”。此后，就把“闽”用来命名闽地最长的河流——闽江。这也造就了闽江的特殊情况：闽江的每一小段河流都有自己的名字，同时，又有一个总体的名字——闽江。其实，在闽地生存的当地人对身边的河流有着自己独特的命名；统治者再给它一个新的命名、进而将之纳入另一种知识或管理体系之中。至于“福建”二字的由来，一般认为是统治者把闽江最上游的一个州“建州”（今天的建瓯）和闽江下游最重要的一个州——福州各取一字而成。由“闽”而“福建”，使该区域以及人民在唐朝统治者的整盘棋中获得了一个新的定位：这个定位与国家对“海洋”的认识息息相关。由于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在中国“向海”的历史过程中，一旦有了“向海”的信号，福建的独特性就会得到凸显。从唐代第一次“向海”，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过程。

唐代，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勃兴，在官僚体制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位——市舶司（使）。唐代设立了市舶使，也就是今天的海关。在唐代中叶之前，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都在陆地上，来自海上的经济支持微不足道，是微小的、区域性的。但是，到了唐开元年间，市舶使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在传统陆域经济之外，有了海洋经济的强力补充。海洋经济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外国人来华的贸易，另一方面是中国人对外的贸易；它们是一个互通的过程。可见，从唐朝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了一个强烈的“向海”过程：一方面是因为内陆的情形发生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海上的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国家的外在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