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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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清:第二次曲折“向海”

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以铜钱做货币,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有“满身铜臭”这一俗语;但从明代中叶一直到1943年,中国的货币体制是以银为本位制的。中国是贫银国,作为货币的大量储备,包括近代史上割地赔款用的都是白银,银从哪儿来呢?从对外贸易中来。这要从福建漳州月港说起,这是中国海洋文明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篇章。当明代政府在禁海时,漳州月港却是唯一的“特区”:允许中国人进行对外贸易的特区。这也使得整个中华文明在这里留了一个海洋文明的“气口”,使得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篇章里,海洋文明依然薪火相传。从漳州月港出发途经菲律宾的马尼拉,跨过整个太平洋到达美洲,再跨过大西洋到达欧洲,这条航线我们很不“熟悉”。在今天各种版本的“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中,我们只看到欧亚大陆东南方的航线,这些是中国第一次“向海”的航线网络,也是基于中古时代,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同编织“海洋亚洲”时代的历史事实。但对于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而言,在不久的将来,以漳州月港为起点的新航程必将为全面复兴的中国提供了不起的本土文化资源。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到非洲、欧洲的航线密密麻麻,这就是今天说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外交布局和区域性布局的第一步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定要全球布局,这是它的第二步棋。第二步的全球布局,就是从月港到马尼拉跨过整个太平洋,驶向美洲、跨越大西洋的航线,这是东南沿海海洋族群独特的区域性资源。这些资源必将在建设海洋强国、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过程中不断释放其文化上的影响力。

明代,泉州作为港口已经毁了。海洋贸易的中心基本上转到了九龙江入海口区域、浙江洋面的舟山群岛,以及与闽粤相邻的南澳。地处九龙江入海口的漳州月港不仅仅是一个白银贸易港,而且也是中外商品交换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港口。明代的海洋活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使”是一个动词,即出使。明代在成立初年有一个外交程序,就是派出使节告知周围国家,并做好外交关系。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时在中国东南洋面上的琉球群岛特别愿意和明代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认为琉球在远离中华帝国几千里的海外,在烟波浩渺之处,琉球人民既不善于造船又不善于操舟,到中华帝国来很麻烦,便决定让中华帝国最善于造船、操舟的一个族群移民琉球,帮助琉球人民造船,再将中华文化传播过去。谁承担了这个任务?闽人,也就是福建人。在明朝统治者的眼里,闽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茅元仪:《海防六》,《武备志》卷214。是海洋族群的形象。“三十六姓”是一个约数,从现在的史料看来,闽人移居琉球者远不止三十六姓。大量的福建东南沿海造船的船户、开船的技工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带着明朝的使命移居琉球,并且世代相传,在琉球也就是今天的日本冲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福州方言区与带有福建特色的中华文明遗存。这些遗存得到了世界的公认,2000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琉球牵涉今天的钓鱼台——钓鱼岛,就在福州闽江的出海口到琉球的途中,它处在福州往返琉球必经的水道上。台湾地区的人称之为“钓鱼台”,大陆称之为“钓鱼岛”。最早中国人是以“台”还是“岛”来命名它的呢?应该是“台”或“屿”。从福建地区的方言命名看,福建地区和台湾地区有很多“台”“屿”。古代,航海族群的福建人,并没有很严格的科学观,没有“水中间的陆地叫作岛”的概念,当时的航海者认为行船时水中间能有一块地方让自己的船只靠一靠,能够上岸补充一些给养、补给一些淡水,这种地方就叫作“台”“屿”;“岛”则是受正统教育的官吏的新命名。嘉靖年间陈侃出使琉球后所作的《使琉球录》是现今留存下来的最早记述钓鱼台(屿)的记录,明确记载了“钓鱼屿”这一名称。(明)陈侃:《使琉球录·使事纪略》,载《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第11页。从这些命名上就能看出海洋文化或海洋资讯与东南沿海区域的关系。琉球大学图书馆典藏部的一些材料记载着最早的、不迟于1371年的第一批使琉球的闽人后代所保留下来的史料。其中《指南广义》值得一提,“闽人三十六姓”之后代程顺则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撰写《指南广义》,作者在《传授航海针法本末考》中云:“康熙癸亥年(1683年),封舟至中山。其主掌罗经舵工,闽之婆心人也,将《航海针法》一本,内画牵星及水势山形各图,传授本国舵工……惟是旧本,相沿日久,或有传讹,应俟有心者参互考订,汇集成书,以涉大川,不无少补。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遣闽人三十六姓至中山。内有善操舟者,其所传针本,缘年代久远,多残缺失次。今仅采其一二,以示不忘本之意。”按此,成书早于1392年的《闽人三十六姓针本》应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文献中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海域的最早记载。而遗憾的是,这些最早的以汉语记载的关于钓鱼台、琉球方面的典籍,目前还不被中国学术界所广泛掌握。廖大珂:《关于福建与琉球关系中钓鱼岛的若干问题》,《闽商文化研究》2012年第2期。

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是官方的外交活动,虽然也有很多商人借着这样的形式来做一些小贸易,但比起唐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和对外开放,只是小规模的走私,无法对海禁制度形成大的冲击。

明代,郑和为什么要在福建开洋?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是怎么走的?郑和是航海家吗?自从梁启超在20世纪初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后,后代学者经常被其观念所影响,把郑和跟文明史上堪称航海家的那些人进行对比,如哥伦布、达伽·马等。更有甚者认为下西洋的航线就是郑和开辟的。其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从唐宋元以来第一波“向海”时开辟的航线,成就了郑和下西洋。宋代有一本书叫《诸蕃志》,元代有一本书叫《岛夷志略》,这两本书都记载着从福建的口岸出发进行海洋贸易的航线。《诸蕃志》是时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赵汝适所著。赵汝适非常忠于职守,每天在收税的时候都问船长与水手来自何处、当地有什么特产、到中国走了几天、海上又如何走等问题,然后加以记录与整理,形成了《诸蕃志》。《岛夷志略》是航海家汪大渊跟随从泉州港口出发的海船历经二次航行,并把其亲身经历的事情记载下来而成的一部典籍。这两本书记载的知识体系,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基础。这个结论可从三次跟随郑和下西洋的随从马欢所著的书《瀛涯胜览》中得知。郑和下西洋的所有官方资料都被毁了,据《殊域周咨录》第8卷“古里”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档案《郑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皇上下诏命兵部查三保旧档案,兵部尚书派官员查三天查不到,原来是被车驾郎中刘大夏事先藏匿起来了。又多次查找,均查不到,刘大夏也秘不言藏书处。《瀛涯胜览》是亲历者最权威的记载,书中提到“《岛夷志略》所著不诬”,(明)马欢著,冯承均校注:《瀛涯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5,自序第一页。由此可知郑和下西洋的航线早就有一个标准,他的路线就是《岛夷志略》和《诸蕃志》所载路线。因此,可以肯定的是,郑和下西洋是靠着前一波“向海”的过程中留下的文化遗产完成的。这也是为何第三次“向海”时要回顾前两次“向海”的过程,看看它们留下了什么文化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今天还有着怎样的意义。

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丝绸之路”考察活动。“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路线第一站从马可·波罗的家乡——意大利威尼斯开始,一路向东,航行到了中国,停靠了中国的两个港口:广州和泉州。接着继续向北,经台湾海峡,前往韩国与日本,最后在大阪结束。考察共经过了16个国家、21个城市。将联合国的考察路线与郑和下西洋的航线相比较,我们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与联合国重走“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有18个城市的重叠,达到了近九成的重叠。当代知识体系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唐宋元期间的航海路线也达到了近九成的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