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

第一节 政治多极化中的德国

德国外交政策的法律基础和基本方针在《基本法》前言中有明确的规定：“在统一的欧洲内为世界和平服务。”德国前任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在2010年纪念德国统一20周年讲话中重申了德国外交政策三个主导思想和与此相应的三大核心战略：强化欧洲一体化、以利益和价值为导向的欧洲与大西洋联盟、和平政策。托马斯·里斯认为德国的身份认同特点是：欧洲导向；强调出让部分主权和国家权利于欧盟层面；外交多边化。把第一根支柱欧盟和第二根支柱北约作为德国的安全保证，第三根支柱是德国努力和其他国家及地区如俄罗斯和亚洲保持友好关系，以文明国家身份（主要强调国际关系的文明化，即尽可能通过经济制裁、调节斡旋、政治手段等）以及采取和平方式化解争端。但是由于恐怖威胁的加剧，维和目的的军事力量投入也成了文明力量的组成部分。

在冷战结束后的10多年里，德国始终在欧盟的框架内行动，维护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德国基本保持了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德国将欧盟视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以共同的价值观为自身对外行为的规范，并不只是基于物质利益的考量。对于德国在冷战之后的表现，建构主义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德国这个欧洲身份定位，许多专家和学者给出了解释。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把德国和欧洲的关系变成了德国在欧洲内的关系，他认为，欧洲的制度不仅仅约束了德国的行为，而且还改变了德国的身份。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从德国国家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剖析了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认为战后出现和延续下来的超国家的欧洲身份构成了德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欧洲身份决定了德国利益之所在——支持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深化，也决定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沃尔克·瑞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等人从国际政治的三个主要方面：安全、福利和规则体系，全面地考察了德国统一后的对外行为。对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建构主义对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最具有解释力。德国的国家利益蕴藏在欧盟之内，蕴藏在西方共同体中。

探讨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首先必须考虑德国的特殊历史国情。20世纪中叶以来，东、西德分裂长达40余年。东、西德分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在冷战时期成为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阵地。德国统一是东、西德人民的长期夙愿，两德统一之后东德接受了西德的民主政治体制，公民社会得到了迅速发展，德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普遍增强，这使德国国家身份的形成具备了现实基础。但由于冷战的历史影响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统一后的德国国家认同存在内在异质性。

融入西方、文明力量、多边主义、贸易治国和逐渐从“克制文化”到自信的外交政策，这些对德国统一之后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统一后的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担任先锋角色、积极融入北约。德国的外交政策也在影响、重塑德国的国家身份。例如，德国以“不要再有奥斯维辛”为口号派兵参加科索沃战争，既是对德国国家身份中文明力量的强化，同时又促使德国更加融入西方；德国积极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取得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显示了德国统一之后逐步偏离“克制文化”；德国坚持不参加伊拉克战争，反对以武力解决冲突，是文明力量的胜利；德国敢于对美国说“不”，则体现了德国从“克制文化”到自信的外交政策。

由于德国国家身份中的多重因素，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往往会造成德国外交上的困境。例如，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政策，使德国在文明力量和贸易立国之间陷入了两难境地。总的来说，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利用德国国家身份来解释德国统一之后的外交政策，能够弥补理性主义的不足之处。但是，仅仅依靠国家身份来解释外交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确往往非常复杂，涉及很多因素，牵涉方方面面。因此，在研究国际政治问题时，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借鉴、融合，取众家之长，是十分必要的。

德国参加北约领导的科索沃战争和出兵参加国际反恐行动。这是战后德国在安全防务领域的重大突破，也体现了施罗德总理的自信和德国外交及安全防务政策的正常化。他们现在一再强调要更多地维护德国自身的利益，并主张建立多边的世界格局。鉴于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的重要性，德国继续与之保持密切的关系。作为欧盟、欧安会和北约的重要成员，德国致力于推动这些多边组织的发展以及各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同时强调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本书认为，施罗德政府所推行的安全防务政策其最终目的是为德国成为一个世界政治大国而提供服务。施罗德政府努力通过积极参加国际事务来提高德国的政治地位。施罗德政府主张通过政治对话等方式为各种争端来寻求解决的可能性。

德国身份认同理论的代表者认为，国家利益植根于社会的信念和价值观，也即国家的自我定位及在国际上承担的责任。德国外交身份认同最典型的特点是欧洲化、多元外交和文明力量。

一 西方的德国

从历史角度看，“欧洲统一是历史的成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惧中产生的和平、自由、福祉的欧洲梦”。政治上欧盟是德国外交的基础。德国政治家认为，德国只有同欧盟的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才能赢得世界的信任和尊重，才会成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从经济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欧盟对德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联邦德国由于长期不拥有充分的主权，又自认是战败国，只能借助于欧共体和北约来发挥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加之受到巨大制约，一直被排斥于“极”外，所以今天统一后的德国能否成为新的一极，出现“德国的欧洲”，除综合国力因素外，关键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摆脱各方的掣肘，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控制欧盟在国际上独立发挥重大作用。它主张并谋求政治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竭力推动欧盟的建设，使欧盟尽快成为世界的一极，避免出现一个“德国的欧洲”给邻国带来恐惧。德国要把自己建设为一个“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这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总结，也是现实的必然驱使。

德国把本国的利益、追求和意向置于欧盟这一超国家的机构之中，不走独立之路。它利用法国对大国地位的竭力追求，同法国联手，即所谓“巴黎-波恩轴心”成为欧盟的发动机。德国由于历史的沉疴，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其邻国中的被信任度很低。人们普遍担心会出现“第四帝国”。因此德国便十分注意不当出头的椽子，不走特殊的道路。它也很清楚，欧洲各国都希望用集体组织（如欧盟和北约）来限制并监督德国的行动，因而德国也更乐于在欧洲大集体中来发展自己。这也就是德国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欧洲联合事业，不断呼吁要将欧盟建成为欧洲联邦，一直担当欧盟的最大净付款国的原因。

（一）大西洋伙伴关系

德美关系是德国外交的第二个核心战略，它以利益和价值为导向，两国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自从联邦德国成立以来，与美国建立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是德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德美之间这种特殊双边关系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因素，同时也建立在两国共同的价值信仰与现实的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基础之上。对于联邦德国而言，美国一直是其在欧洲联盟之外最亲密的同盟者和伙伴。1949年之后，联邦德国同美国关系更是成了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战后德国重建也得益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德国同意参与建立反导系统，就是与美国合作，向美国示好的表现。德国的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将自己融入欧盟、融入北约，在国际政治事务上以一个声音说话，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那么德国必须履行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义务。根据北约宪章第五条，对一国的攻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北约将其引申为“对一国的潜在攻击应被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潜在攻击”，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就这样“合理”地应运而生了。如此牵强附会，不得不说，尽管德国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军事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地位仍未改变。

共同的价值观取向以及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都充分证明德美关系在统一后德国外交政策中继续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统一后德国是否愿意继续充当美国的“小伙伴”，有一点毋庸置疑：维护良好的德美关系已成为德国统一后历届政府的共识。立足西方的另一个突出表现体现在德国和北约的关系上。虽然冷战结束后苏联作为潜在的威胁不复存在，华约业已解散，但是德国认为世界仍不太平，冲突仍时有发生，军事威胁无法彻底避免。只有继续留在北约才能保证德国的安全。此外，有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德国认识到北约对于保证统一后德国军事政策透明度大有裨益，只有坚持留在北约才能扫除欧洲邻国对德国的疑虑，尤其可以消除法国的“恐德病”。

（二）北约

为了排除邻国的疑虑，为了自身的安全，同时也为了表白自己坚定皈依西方的选择，统一后的德国选择了留在北约。二十几年过去了，德国眼中的北约却发生了变化。德国著名的德美关系专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海尔·哈甫滕多恩于2002年在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季刊《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e Politik）杂志中撰文指出：“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中最知名的牺牲品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谓集体防御的呼吁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象征性姿态。北约已经从冷战时期的一个军事集体防御组织变为一个类似欧安会的政治组织，经历东扩后的北约正在欧洲化，北约的重要性也在丧失。”

2005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呼吁北约进行根本性改革，虽然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符合欧洲和美国的利益，但欧洲形势和世界形势都已发生变化，过去的安全规则和行为方式都应随之改变。国际挑战的现实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安全问题还有非传统安全问题挑战，未来的问题仅靠军事回应是无法解决的。传统的跨大西洋合作机构，比如北约，没能足够适应这改变了的安全形势。这也导致了德美双方之间误解、不信任，甚至紧张局势的产生。为此，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建议组建一个高规格、独立的改革委员会。这一专家小组应在2006年初给北约和欧盟各成员国提交一份调查报告。美国国防部长对德国改革北约的建议反应非常冷淡，并称北约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维系德、美两国政治合作的重要纽带。北约作为冷战时期的产物，一直是欧美盟友关系的支柱和载体。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也不复存在，巨大的变化使欧洲的政治与安全形势面临新的挑战，北约也成了一个地区性防务协作组织，未来应该如何发展、如何重新定位都成了摆在美国和欧洲面前的问题。为了适应欧洲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北约先后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战略转型期。北约的第一次转型期是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北约虽然继续发挥着其原有由美国主导的军事集团的功能，但已从原本的美国-西欧国家联盟变成了一个几乎覆盖整个欧洲、对付各种威胁的组织。1996年9月，北约发表了《东扩计划研究报告》。1997年7月，在马德里首脑会议上，确定了接纳波兰、捷克和匈牙利首批加入北约。自1999年3月开始，这3个国家正式变成北约新成员。

2002年11月，北约布拉格首脑会议又吸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东欧7国加入。这是北约自1949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大。2004年3月，以上7国成为北约的新成员，使北约成员国扩大到26个。“9·11”事件之后，北约开始了第二次转型，其军事功能进一步减弱，政治功能进一步强化，逐渐由单一的纯军事组织转向复合型的军事政治组织。在布拉格会议上北约明确提出，它今后的首要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在北约的新任务中，反恐居首位，维持和平与集体防御退居次要位置，协同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北约的核心任务。2003年，美、英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的单边主义思想急剧抬头，开始实施“先发制人”的战略，严重影响了国际政治安全体系，北约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内部纷争。法、德等北约成员国公开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对伊动武。伊战后，法、德等国拒绝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向伊派遣维和部队和捐款，要求尽快还政于伊，积极呼吁在伊重建中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主要盟友之间的分歧使北约的第二次转型面临重大危机。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甚至称，北约“已不再是跨大西洋伙伴讨论和协调战略的主要场所”。北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第一，“老欧洲”国家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会有所缓和，美欧在北约的框架内继续对话与合作；第二，北约组织结构将更加松散，作用也进一步弱化；第三，北约组织将实现其功能多元化，强化其政治功能，减弱其军事功能。

北约组织将进一步开展与非北约国家包括同俄罗斯的合作和协商。德、法等所谓的“老欧洲”国家虽然同美国分歧依旧，但出于各自利益需要和相同的价值观也都在同美国缓和紧张关系，以便从长计议地推进欧洲独立防务，为欧盟扮演全球角色培养所需的能力。美国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注意修复和加强美欧关系的发展和深化。2006年2月5日结束的第42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给正处于转型期的北约注入了积极信号。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北约是跨大西洋价值集团的组织，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基石”，应该成为欧美讨论国际冲突的“第一场所”。默克尔要求“北约必须是针对新的冲突进行政治磋商的地方”。为确保这一点，北约必须成为不断分析世界面临的威胁的机构。德国认为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威胁德国和欧洲地区安全的危险就不存在了。同时默克尔还要求北约同样准备在地区之外进行合作，北约成员国所有的政治和军事措施都必须首先经过北约的讨论和策划。只有当北约内部无法解决时，才可以选择其他途径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要参与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默克尔赞同重新讨论2008年或2009年的北约战略部署。北约的新转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在对待北约和欧盟关系上，默克尔要求美国政府不要以怀疑的态度看待欧盟加强了的政治地位，而应当把它视为一种机遇。欧盟已经成长起来，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27个成员国，已在欧洲事务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包括在军事方面的安全。德国愿意在北约承担更多的责任，包括北约防区之外地区的安全责任，还包括所谓保障全世界的自由、民主、稳定与和平。根据德国《基本法》规定，联邦国防军不得参与北约防区以外的其他地区的防备活动。1993年7月28日，联邦议会通过《国外使用法》，授权德国政府不仅可以向非北约防区提供野战医院和部分警察装备，而且还可以向海外派兵。1995年12月4000名联邦国防军士兵被派到波斯尼亚地区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1997年初3000名士兵被派到波黑地区执行维和任务。1999年3月24日起，北约在未获联合国授权情况下对南斯拉夫进行狂轰滥炸，德国派兵参加对科索沃战争，从而突破了战后德国联邦国防军不得到境外参战的限制，打破了德军只维和不参战的规定，摆脱了德国一直束缚自己的战败国阴影，这体现了德国争做国际大国的愿望。德国认为，欧洲集体防御仍然离不开北约，而且将来对国际危机做出反应时也必须有北约参与，同时，德国也认为“欧盟拥有军事行动能力”和“与北约并肩行动”同等重要，但这并不是欧盟与北约之间的竞争，而是一种补充，只有这样，大西洋两岸的北约伙伴才能应对未来的挑战。默克尔同时还支持北约加强与日本、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非北约伙伴的合作关系，今后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从文明力量到建构力量

“文明力量”理论在2013年9月新大联合政府组成之前，一直是德国外交的指导思想，这一理念构成了德国外交的核心。根据“文明力量”理论，“文明力量”是影响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文明力量”虽然主要采用非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并不排斥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文明力量”的目标是阻止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活动，建构并促进国际关系的人性化和社会化，以达到社会公正的宏伟目标。“文明力量”为保护自己不受外来力量的侵犯，在必要情况下也要使用军事力量。“文明力量”主要使用经济制裁手段来获取更大利益。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强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来改变游戏规则。当今的超级大国就是这么做的。当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如愿以偿时或倍受世界公众谴责时，经济制裁就是最佳的选择。“文明力量”在国际政治文明化过程中通过使用“文明手段”起着重要作用。德国对于世界上很多危机的解决态度充分体现了文明力量的指导思想。德国作为欧盟的“三驾马车”之一，作为欧盟内经济实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参与伊朗核问题谈判。因此，对于德国为什么在利比亚问题上在联合国投弃权票也不难理解了。

“文明力量”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人杜希纳（François Duchêne）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当时这一概念是用来描述欧共体的对外影响。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学教授毛尔提出“文明力量”的外交理念，该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提倡采取非武力的方式（如协调、对话、谈判等）解决冲突，并致力于将武力解决冲突的可能降到最低点；第二，赞成加强国际法以及多边国际组织参与国际事务处理；第三，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文明力量的角色理论被理解成一个理想的模式，没有一个国家完全符合它或者能够做到符合它。文明力量的理想模式勾画出一个特殊的外交自我理解以及特殊的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战略和手段，以此赋予一个特殊角色方案的基本因素特征。

德国特里尔大学政治系的毛尔教授及其课题小组开展了关于“文明力量”理论的研究，主要特点体现在外交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如毛尔教授在1992年提出“文明力量”理论的论文中，针对德国坚持放弃核武器等外交实践对“文明力量”理论进行了论证。1997年，毛尔教授及其课题小组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德国、美国、日本外交战略1985～1995”（deutsche, amerikanische, japanische Aussenpolitikstrategie 1985-1995），对三个国家符合文明力量角色的程度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德国外交政策的文明力量模式是内化程度最高的。此后，毛尔教授及其领导的课题小组始终坚持用“文明力量”理论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

从文明力量理论本身出发，阐明“文明力量”这一术语的三个层面：第一，它指国际体系中，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平的行为主体，随着国际组织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日益增大，这样的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不仅包括传统的国际关系主体即民族国家，而且包括在某一区域或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舞台上，符合文明力量角色模式的行为主体强调观念的作用，以西方民主和人权作为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在国际关系中推行这样的价值观念，希冀其他国家也能成为这样一种角色模式，即文明力量被视为目标；第三，文明力量除了描述一种国家角色，还用以强调这一国家角色实现目标——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手段都是文明手段，主要指非军事手段，以和平方式来实现国际和平，但并不绝对反对动用武力。在这一外交理论的战略影响下，德国外交明显呈现对价值和观念因素的重视，这种重视并不等同于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的重视。前者意在以大国身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并在世界上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实现观念上的一统，而后者仅仅是以意识形态和观念的差别来区分敌我，划分界限。而在形成中的欧盟外交，也越来越多地呈现文明力量的特点：

 

• 引入“价值、目标、原则和理想”等观念性因素来解释主体行为；

• 德国的基本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越来越重要；

• 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非军事手段，超越单纯从利益考虑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主体行为，德国外交思想中的价值观以某种机制影响德国政府的外交决策。

 

文明力量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强调承担这一角色的国家非军事强权的状态，以及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非军事手段，强调用“价值、目标、原则和理想”等观念性因素来解释主体行为。由此可见，一方面德国外交思想中的价值观以某种机制影响德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另一方面德国的基本价值观在外交政策中越来越重要。正是这些德国的基本价值观如民主、自由、人道、人权，构成了影响中德关系的因素。本书尝试以此来解释中德关系中的一些摩擦。

统一后的德国一直强调在世界上要做“文明力量”国家，认为单靠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冲突，这一理念尤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按照塞·哈尔尼施和汉斯·毛尔的“文明力量”理论观点，不以武力来解决冲突，努力使动用武力解决政治冲突的做法最小化，强调武力是解决冲突的最后手段，强化国际法和多边国际制度，提高把主权让渡给国际组织的积极性，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这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正确总结，也是现实的必然驱使。欧洲各国都希望用集体组织（如欧盟和北约）来限制并监督联邦德国的行动，因此德国也更乐于在集体中发展自己。

德国“文明力量”理论是从国家角色的角度，对德国外交提出一个理想的角色模式，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分析。随后由其他学者加以补充和发展，并随着德国政府的更替不断地验证着理论的解释能力。文明力量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在德文中所用的表述是Zivilisation，对应英文中的civilization，在该理论中不仅仅指一种文明的状态，更是指德国应当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文明化转变。所谓的文明化，即国内政策的文明化以及国际关系的文明化。文明力量的德文表述是Zivilmacht，取了文明“Zivilis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强调承担这一角色的国家非军事强权的状态，以及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非军事手段。

文明力量作为一种角色模式具有如下特点：

 

•构建国际关系的意愿，这里指的是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主动采取多边主义行动的决心和能力；

• 向集体安全机制让渡国家主权的意愿；

• 规范相对于国家利益的独立性，即使有违短期的物质利益或政治利益，也应当有争取实现国际秩序文明化的意愿。

 

而作为文明力量角色的国家，有其相应的外交行为准则、目标、实施手段等。这些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 在解决国内以及国际冲突时，克制和阻拦个别国家有组织地使用暴力；

• 对国际关系的法治化和调节；

• 加强多边合作，创建参与性决策机制，使基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的国际秩序更为合法化；

• 促进全球层面的社会公平和平等；

• 进一步加强控制和贯彻普遍性规范的机制建设，同时愿意部分地让渡主权；

• 只在特定的原则下才能使用军事力量。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总理施罗德多次毫不掩饰地将德国比拟为“欧洲的大国”以及“具有理性的自身利益的觉醒的民族”。1999年施罗德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科尔这一代认为，我们德国人必须是欧洲人，因为要不然的话对‘条顿式的疯狂冲锋’的恐惧有可能死灰复燃。……我说，我们必须同时也是欧洲人。这种独立和并非只是来源于历史责任的自愿具有优势，它使我们能够比过去更加毫无偏见地对待自己的利益”。对于解决地区或国际冲突，使用非武力手段的看法在德国人中占据多数地位，这是德国一方面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正确政策，另一方面也是对战后国际经验得出的比较合乎当代国际大形势的看法。所以，德国人一般比较普遍地反对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凸显了这一“文明力量”的色彩。两极格局的解体并没带来战争的消亡，世界仍旧冲突不断。从承诺不生产ABC武器到放弃核能，从倡议彼得斯贝格会议到积极参与阿富汗战后的重建，从拒绝派兵伊拉克再到着手谈判解决伊朗核问题，德国外交向世界展示了“非武力”的姿态。作为联合国、欧盟、北约、欧安会组织等世界重要多边国际组织的成员，德国积极奉行多边外交。从在欧盟事务中扮演“发动机”的角色到致力于联合国机制的改革，从签署《京都议定书》到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从斡旋中东危机到反对对伊动武，德国一直是当今倡导“文明力量”的重要一员，并积极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当然，“文明力量”并非等同于和平主义。在非武力无法解决危机时，尤其是当所谓“人权”受到侵害时，德国也不惜动用武力，如参加没有联合国授权的科索沃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案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2002年当美国宣布要对伊拉克动武时，正值德国大选期间，施罗德在未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协商的情况下明确提出反对向伊拉克动武，反对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对伊政策。时任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的约瑟夫·施蒂格勒将布什比作“患有权利饥渴症的罗马皇帝”，前司法部长格梅林则将布什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引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德美关系随之也进入了冰冻期。施罗德和布什之间的私人关系被描写为“无法修复”。施罗德还联合法国、俄罗斯、中国等国要求延长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的时间，并明确表态自己将不会参加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行动。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德国政府不仅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而且还在随后的伊朗问题上也开始与美国唱反调。这个阶段的种种矛盾使德美关系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中的自卫权原则，德国人在这一问题上十分敏感，是因为德国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教训，崇尚和平主义，主张通过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现行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源自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新旧教派之间的“三十年战争”，重新确定了欧洲的均势格局，但也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产生了300多个德意志诸侯，群雄割据。1740年12月，普鲁士入侵西里西亚，爆发了震惊欧洲的普-奥战争，普军大胜，开启了普鲁士与哈布斯堡争雄的局面。实际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反对一个国家的权力至上的原则，就是反对一个超级大国可以主宰别国、主宰世界的原则，保持了各国之间的平衡，维系了欧洲52年的和平稳定。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力图实现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想把中东地区变成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这一行为与德国主张的国际关系法治化原则相违背，在国际法上也同欧洲传统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德国虽然借助所谓欧洲的传统价值观来抨击美国，但从中也可看出德国想争得与美国相对平等的地位的端倪。

文明力量外交理论对德国外交政策一直以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值得指出的是，德国外交在奉行文明力量理论后也经历了调整。从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逐步发展为以利益为主导、以价值为制约的外交政策，到如今，价值也被纳入了德国的利益范畴。联邦德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西方一体化的倾向，按照西方的建制确立了民主制度和经济制度以后，极力秉承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并将其贯彻到德国外交政策中。在冷战时期，这种价值导向因为两大阵营的敌对而表露无遗。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争的表述逐渐从历史舞台淡去，然而，对意识形态的坚持却从未放弃。在面对是否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在国际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上，德国外交均要首先考虑其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在对华关系中，这种价值观导向体现在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也体现在德国政府领导人接见达赖的态度。当中国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跃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时，当拥有广阔市场的中国成为德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时，德国的价值观外交在对华关系中遇到了挫折。默克尔政府的价值观外交导致了中德关系的恶化，首先遭到冲击的是德国经济界。这次关系的波折导致了德国黑黄联盟政府外交政策调整为以利益为主导、以价值为制约的外交政策，试图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之间实现某种平衡，既能坚持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也能维护和实现德国的国家利益。在默克尔政府的第三届任期内，价值观开始被纳入利益的范畴，也即价值观不再是一种规范和框架，而是和利益一样成为维护和追求的对象。此举向世人展示了德国外交强烈的自信心和独立性，可以看到，德国的国家角色也在逐渐从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的“文明力量”过渡到积极建构世界的“建构力量”。

统一后的德国外交越来越独立、自信，并努力谋求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德国早在1992年就表达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并以“入常”为其联合国政策的核心目标。1995年德国外交政策协会成立40周年，时任总统赫尔佐克（Roman Herzog）在庆祝会上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德国“外交全球化”。1998年上台的施罗德政府正式提出外交政策“正常化”。同时，德国的外交话语中出现了“国家利益”，强调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国家利益。提出“外交全球化”、愿意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一切充分体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转折，旨在从经济大国变成世界政治大国。例如德国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唯一一个参与同伊朗进行谈判的国家，六方会谈本身就大大提高了德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为德国增加了其“入常”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砝码。

2013年11月7日德国外交政策网站公布了联盟党和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在当前组阁谈判中批准的德国外交政策战略文件，提出德国将推行“进攻性”外交政策，德国一改之前保守自抑的外交政策，表示要在外交行动中更加积极进取并成为世界的建构力量。政策表明，建构力量要求德国积极“参加世界建构，参与全球范围的任一干预”,“成为世界强国”,“更经常、更果断地领导世界”, “重新衡量”其国际政策。也就是说，由上一届联邦政府在2012年2月推出的战略文件中，“建构力量”这一外交理念为新一届政府所接受。从中人们可以窥见新大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端倪：

 

• 从防御性外交政策转为进攻性外交政策，要“重新衡量”德国的国际政策；

• 从文明力量（Zivilmacht）过渡到建构力量（Gestaltungs-macht），参加世界建构，参与全球范围的干预任务；

• 从区域走向全球，从欧洲走向世界，提出参与建构世界，要成为世界强国，要更经常、更果断地参与领导世界；

• 加强军力，加强军备建设，从军事是最后手段变为强军，要提高欧盟的军力，要提出《欧洲防务白皮书》，要竭尽全力“阻止欧盟军力的式微”，并要通过提供训练计划，帮助其盟友强军；

•要在全球代表德国的价值观，强调亲西方导向，要加强同亲西方的地区和国家联盟的合作，如东盟和拉美加勒比共同体的合作；

• 要坚持国家利益，实行外交重点调整，推行双重战略，欧盟的伙伴关系+地区强国，如印度、印尼、南非、巴西、墨西哥，要实施分层次结盟政策，要强化在阿拉伯地区的存在，对欧盟既维护又挑战，强调应成为“全球的掌权人，而不是全球出钱人”，欧洲只有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人听，但必要时可以不顾欧盟；

• 要加大对中国的研究，建立欧洲最大的中国研究所——柏林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集中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媒体和当代文化以及创新与环保等领域，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是特里尔大学的哈特曼（Hartmann）教授。

 

建立中心的创议人是德国墨卡特基金会，即德国最大的私人基金会。墨卡特基金会从2014年起的5年内预计投资1840万欧元建立欧洲最大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即中国问题研究中心，通过“独立的研究”，向德国人展示一个多元化的中国形象。民调显示，只有15%的德国人认为自己比较了解中国，德国人是欧洲人中对中国持负面印象最高的。

联邦政府在2012年2月推出的战略文件对“建构力量”有如下定义：德国是区域经济的火车头，对区域合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也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并在国际决策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德国对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充满自信，要对全球问题承担更多责任。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建构力量”具有霸权国家的烙印：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地缘经济利益高于地缘政治利益；积极推进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多边合作以保障德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谨慎而克制地使用大国权力，对于外界期望的反应要更强烈，而不是一味追求不受干预的、积极的强权。在有利于德国利益的时候，不惧怕反对的声音。新政策表明德国外交在对国家角色的定义上以建构力量为导向。如果德国建构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德国在危机中的角色或许会越来越重要。自诩为“文明力量”并积极向“建构力量”过渡的德国，从相对保守的“文明力量”过渡到更加积极进取的“建构力量”，德国积极同国际社会一道参与到解决世界重大问题的谈判中去，努力使国际问题得到妥善的、和平的解决，也是对其外交政策指导思想最好的诠释。

（四）实行多边外交政策

德国统一以来，提倡并坚持多边主义外交战略，是指德国对待国际关系时趋于依据规范的无差别行为原则，寻求与协调和他国进行制度化的合作的一种对外战略。通过对多边主义进行工具化的应用来提高德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德国外交政策中的这种多边主义的趋势也已展现。多边主义之所以成为德国外交的核心理念，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德国对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经历过分裂、主权不完整的困境及冷战的国际环境，德国如果想要崛起，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平等的合作才能实现德国重新崛起的梦想；另一方面是由于战后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深地融入到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谁也离不开谁，由此为德国带来了高度的相互依存性。当今德国多边主义的特点即在强调多边主义的义务性、必要性的同时，不断将多边主义作为扩大德国影响力，维护德国国家利益的工具。

德国通过与伙伴国的联合行动，例如和美国、法国合作以及多边行动来排除其外交政策的孤立和民族单干。它努力保持和改善同其他几个潜在“极”的友好关系，大力发展同它们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同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企图建立单极世界秩序，这与德国政府一贯坚持的多边主义外交理念，追求建立多边国际秩序的目标背道而驰。在美国小布什政府执政8年期间，两国围绕伊拉克战争、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关塔那摩问题、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等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甚至是冲突。

在地缘军事层面上，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以规范多边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区域或国际冲突，非到万不得已时不使用非和平手段，反对单边主义，反对美国“先发制人”的策略。而美国则依仗自己的实力，致力于维护自己的军事霸权地位，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秩序，将多边主义矮化为美国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因此德美之间在地缘军事层面的互动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目标和冲突。

在经济全球化层面上，德美之间的互动特点并非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冲突，而是两国都倾向于将多边主义进行功利化、工具化的阐释与应用，旨在维护和扩大本国的经济利益。当两国的经济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仍然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主导加以解决，尽管双方会做出一些相互妥协但又照顾各自利益的解决办法。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两国在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制定方面所持理念不一，具体经济利益相异产生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是两国在发达国家经济利益共同体框架内开展合作，为共同面对新兴国家崛起的挑战，继续共同掌握全球经济治理权提供了机会。奥巴马执政以来，德美双方围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的冲突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该特点。而随着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在国际经济事务上影响力不断上升，可以预见，德美之间在这一层面将会出现更多的利益纠葛。

在国际相互依存层面上，多边主义规范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主导性行动准则。任何国家只有按照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规则行动，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才能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共同受益。德国依据自身利益定位和国际政治条件，实行道义责任和利益影响并重的多边主义策略。可以说，德国遵守了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行为规则。这样，德国对多边主义的大力提倡则使德国政府在无形中获得了“多边主义红利”，在国际社会中增强了公信力以及得到更多的机会把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转化为国际规则。这在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国际问题上与超级大国相背而行。美国定规则让其他国家照办，甚至把美国国内法变为国际法，让世界普遍遵守，这与德国的行为规则相悖。美国既损人又不利己的做法必将遭到德国抵制和国际社会的反对。虽然德美两国价值观相同，但为维护本国利益，相互之间也会出现龃龉甚至矛盾冲突。

德国积极扩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欧洲列强对非洲进行野蛮的殖民主义掠夺时，德意志各诸侯还在为本民族的统一而相互争斗。1848年在柏林召开的刚果会议，以图解决欧洲列强对非洲殖民的争夺。柏林会议为年轻的德意志帝国对外搞殖民掠夺扫清了道路。1883～1884年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多哥和喀麦隆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在亚洲，德国殖民者占领了中国的胶东半岛。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德国丧失了海外所有的殖民地，这反倒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有利条件。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进入联合国，联合国本身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认识到第三世界对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一向是德国的重要原料来源国和产品销售地，大约40%的原料来自这些国家，15%的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例如德国石油总进口的82%是从欧佩克（OPEC）国家进口的，铁矿砂的48.2%主要从巴西进口；还有铜矿砂的36.3%，铝矾土的88%，原锡的71.6%，亚镍的83%，铅矿砂的32.3%，铁矾土的28.8%以及棉花的55.2%，植物纤维的82.8%等都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1978年1月3日，施密特政府在答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一项提案中说：联邦德国在加入西方阵营、并安排好同东方国家关系之后，应该不失时机地承担起它在联合国所负的责任，推行一种“面向南方的政策”，一种“第三世界政策”，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发展援助。1980年施密特总理在联邦议会上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不结盟国家的独立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同年，时任德国外长的根舍也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第三世界的发展才能保障持久的可靠的和平。德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是，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平等伙伴”的合作关系，加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克服其“群众性的贫困”，举行南北会议讨论原料、能源、贸易和财政政策等问题，把促进农业发展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问题、保护自然资源和开发能源资源列为重点项目。

在亚洲问题上，德国统一后，改变了过去不重视亚洲的政策，大踏步地进入亚洲。1980年3月，在西德倡议下，欧洲共同体与东南亚联盟签订合作协定，加强双方的贸易和科技合作。德国外长金克尔说，“从国际竞争角度看，我国经济必须出现在亚洲国家市场上”，把亚洲列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点。1993年2月科尔总理对亚洲的印度、新加坡、印尼、日本和韩国五国进行访问，这是德国统一后积极开展对亚洲的经济、政治外交的重大举动。同年5月德国出台了“德国的亚洲政策”，也被称为德国的“新亚洲政策”，把日本、印度、中国列为重点，其中中国处于“关键地位”。科尔政府认为，“亚洲在21世纪将出现许多机会。我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必须充分考虑这种机会。一项积极的亚洲政策要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它是德国未来的保障”。该政策分为亚洲的发展和德国的亚洲政策以及新亚洲政策的重点和实施措施两部分，主要内容是：文件在谈到其产生的背景时说，“在21世纪亚洲将有突出的机遇，从政治和经济上必须估计到。推行一种积极的亚洲政策符合我们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这种积极的亚洲政策确保德国的未来，也是确保和平的全球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亚洲拥有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亚太地区经济增长迅速，是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地区。1960年该地区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在亚洲政策出台时达到25%, 10年后可能达到世界总产值的1/3。其中“大中华经济区更是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发展着”。文件要求德国人更多地了解和熟悉亚洲；不仅政府，而且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要与亚洲国家建立和保持关系，扩大经济合作；特别要加强中小企业与亚洲国家的合作。文件认为德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方式主要是：促进当地私营经济的发展居于合作的中心地位，支持中小企业扩大生产，促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环保。

1993年9月“德国经济亚太委员会”在科隆成立，促进德国企业在亚洲的活动，金克尔外长和雷克斯洛特经济部长出席成立大会，经济部长强调说，德国政治界和经济界应该挽起手来，“共同迎接亚洲经济的挑战”。1994年1月德国驻21个亚太国家的外交官在波恩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一项“十点文件”，强调德国的新亚洲政策是保证德国未来发展的优先关注事项。“十点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新亚洲政策是确保德国未来的优先任务；加强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加强与该地区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人事关系；创造和改善及投资的总体条件；加强与亚洲国家在环境政策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地球上大多数穷人生活在亚洲，亚洲是德国发展援助的一个重点；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政治对话，使他们参与解决全球的重大问题；加强对亚洲的传媒工作；加强欧盟与亚洲的关系，最后强调德国愿意成为亚洲国家的一个好的、可信赖的和有益的伙伴。2002年6月25日又出台了默克尔政府的“新亚洲政策”，声称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解决亚洲地区的各种冲突。新亚洲政策首先提出，亚洲不仅对德国出口贸易重要，而且也关系到德国的政治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强调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全面伙伴关系，从而改变德国过去只重视发展与亚洲国家经济关系的偏颇。默克尔政府的“新亚洲政策”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利益如贸易、投资、竞争力的保障和科技合作；二是地缘政治战略利益如保障和平、防扩散、尊重人权、法治国家；三是全球利益如资源和气候保护、全球治理。该政策认为亚洲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不仅给西方带来经济影响，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影响，欧洲和美国必须在一个欧洲和大西洋影响日渐削弱的世界上重新定位，强调要在共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伙伴关系”。文件认为中国崛起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也强调印度和日本的重要性。德国政府经济合作和发展部长海德玛丽·维佐里克-佐尔（Heidemarie Wieczorek -Zeul）把发展政策看作全球结构政策与和平政策，是一项“全球结构政策的任务”，是确保全球未来机遇的重要部分。她还认为，发展政策的目标是“社会公正，建立人道的生活条件，减少贫穷，尊重人权，促进民主基本秩序与全球生态平衡”，贫穷与社会不公是暴力与恐怖主义的温床，不减少贫穷便不能成功地反恐怖。为此，德国政府制定了《2015年行动计划》，并决定到2010年把发展援助的资金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1%，到2015年达到联合国规定的0.7%的标准。

二 欧洲的德国

（一）立足欧盟

从阿登纳政府开始，立足西方，积极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成为德国外交的基本方针。1949年8月14日，德国西部三个占领区举行首次联邦议会大选，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联盟党）胜选，阿登纳担任联邦德国首任总理。他一直借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势力让德国变得壮大起来，摆脱战败国地位，成为欧洲国家中平等的一员。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单单靠自己，我们就将一事无成；如果同西方团结一致，我们就能——这是我的信念——维护我们的自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获得统一”。但是，德国与美国毕竟远隔重洋，真正能帮助德国的还是欧洲。为此，阿登纳极力改善与法国的关系，建立“波恩-巴黎轴心”，推动欧洲建设，在当时就是推动西欧一体化建设。前总理施密特当时认为，联邦德国的利益只有在得到法国的合作和支持时才能得到保障，而法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起一种领导作用，也必须有联邦德国的支持，因此，德法两国的合作是符合两国利益的。统一至今的23年也是德国积极致力于欧盟建设的23年，欧盟政策继续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统一后的德国重回欧洲中心的位置，德国外交政策日益打上了深深的欧洲烙印。1998年红绿联盟政府执政初期，时任总理的施罗德曾经说过，社民党领导下的联邦政府将不会改变德国的外交政策、欧洲政策及安全政策的基本走向，仍把欧盟政策放在他的外交政策中的核心地位。2005年11月，大联盟政府在执政纲领的欧洲部分中表示德国将致力于挽救《欧盟宪法条约》，并承诺将打造一个“公民的欧洲”。2007年上半年德国利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制定了“路线图”计划，为《里斯本条约》的出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欧开始散发一种西欧衰落悲观的论调，当时主要指西欧在高科技领域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如大型计算机、新材料、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机器人等。例如在集成电路技术方面，美国和日本在1982年就已制成256千位的存储器芯片，到1985年开始批量生产，而当时西欧还处在试制期。1972～1982年，西欧共同体在世界新技术出口市场上所占份额下降了17%，而美国和日本却分别增长了36%和38%。法国外交部长迪马写信给德国外长根舍说，欧洲如果不能把握住这种尖端技术的发展，就不会有前途。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西欧国家联合起来。西欧国家一直担心德国统一后会坐大欧洲。对此，科尔总理不断强调统一后的德国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以消除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疑惧。2007年1月德国接任欧盟主席国旗帜后，重新激活《欧盟宪法条约》进程，是年10月通过“简化版欧盟宪法条约”——《里斯本条约》，把西欧一体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一阶段：德国作为19世纪后期崛起于欧洲的强国与大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毋庸置疑，但由于两次挑起世界大战且以失败告终，使其大国的国际地位受到严重影响和削弱，因此当时西德建国后不得不再度依靠欧盟这杆大旗来发展自己，平抑邻国的反感和警觉，争取成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这是德国谋求国际大国努力的思想和实力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1990年两德统一，这为德国谋求国际大国的努力提供了最佳的时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很快进入东西方对立的冷战时代。联邦德国成立后自觉把自己置身于西方世界，推行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阿登纳一上台就密切地与西方国家相配合，坚决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这必然导致联邦德国与建国伊始向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一边倒的新中国相对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一片兴奋，认为这是“历史的终结”。

第三阶段：1998年红绿联盟登上联邦政府宝座，德国谋求国际大国地位的企图更加公开化，到伊拉克战争前达到巅峰。德国的主要表现是：施罗德总理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合搞《伦敦宣言》，并与法国共同大力推动欧盟东扩；努力与俄罗斯和中国搞好关系，希望在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上得到支持；逐渐突破《基本法》限制，向北约防区以外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如向阿富汗派医疗队，参加阿的重建工作，以及不断努力摆脱美国“小伙伴”角色，表示要走德国道路等。它们积极推行既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更加突出“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而默克尔上台伊始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就是例证。德国是当今颇具影响力的国家，也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弗兰茨·施纳贝尔所说：“在欧洲的所有的民族当中，德意志人由于他们居住空间上的地理条件，使他们成为了一个负担最为沉重的民族，特别是地理上的负担，造就了他们历史上的一种特别有负担的传统。”因此，德国同东西欧国家之间的恩恩怨怨，使德国问题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欧洲问题”。

欧盟已成为德国走上国际舞台的跳板，积极打造“一个声音的欧洲”，也是发出德国声音的平台。欧盟需要德国，德国离不开欧盟。这就是德国极力打造欧盟的初衷。

（二）面向东欧

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使德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东欧地区的捷克、波兰和匈牙利加入北约，德国已从原来的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前线国家”转而成为欧洲的中心，周边国家要么为盟国，要么为友好国家如瑞士等。德国安全防务政策仍然离不开三个内容：一是依靠北约来维护自身安全，推进北约东扩；二是致力于实现欧盟一体化进程，利用地缘优势扩大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建立欧盟自己的安全与防务政策；三是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跻身世界政治大国行列，争取在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德国的防区原来只限于本土防御和北约地区范围内的防务，现在欧洲和世界的安全形势出现了变化，德国欲要谋取大国地位，所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就必须走出北约地区范围，走向世界，参与更多的世界防务活动。。

欧盟政策已经成为德国“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统一后的德国致力于欧盟东扩，重又回到欧洲中心的位置，德国外交政策日益打上了深深的欧洲烙印。德国RTL电视台2004年调查结果显示，多达59%的德国人欢迎欧盟东扩。德国《世界报》网2004年4月26日报道，其中18～29岁的德国人对此的支持率最高达到69%。德国是欧洲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具有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也决定了它对安全有着特殊的需求。1991年科尔在爱丁堡大学演讲指出，联邦德国对欧洲一体化的需求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我们需要欧洲，不仅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还有政治原因，对德国来说，这种需求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强烈，因为由于地理位置居中使我们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拥有更多的邻国和更长的边境。”德国经济部长克莱门特在2005年强调，欧盟东扩一年里，德国的商品出口保障了德国国内的工作岗位。他说，10个新成员国加入欧盟整整一年了，欧盟的东扩为德国增强了活力。德国中小企业在快速增长的中东欧市场开发方面卓有成效。德国商品和服务业出口到这些新成员国为德国创造了无数的工作岗位。新成员国的优惠商品使德国企业和消费者从中获利，并且使德国的经济竞争力更持久，居民的购买力得到提高，拉动了德国的内需。这就需要德国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与东欧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06年9月22日就在国际贝斯特曼“欧洲未来”论坛上明确提出，“至于新成员问题，我们在可以预见的时间里不会做出新的承诺”,“那些极力赞成欧盟扩大的人——我不一定属于这些人的范畴——必须明白，如果他们同时对宪法条约持怀疑态度的话，那么在现行的法律基础上不会再有扩大”。

德国处理好与东部邻国波兰的关系是进入东欧圈的重要一步。前总理科尔曾说，“没有德法的友谊，欧洲一体化大业无法开始；没有德波的友好，欧洲一体化大业无法结束”。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茨于1957年访问印度时说，波兰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是波兰外交政策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因为波兰反对联邦德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波兰多次努力并未得到联邦德国的积极响应。由于历史原因，德国与波兰关系一直龃龉不断。进入21世纪以来，德波两国媒体中出现了不和谐声音，波兰媒体经常出现比如两国已从“利益共同体变成了争论共同体”,“忘恩负义的人”, “出卖朋友的德国人”，等等言论，不一而足。波兰是德国东部的最大邻国，面积为31.2683万平方公里，略小于德国（35.6545万平方公里），两国有很长的边界线，特别是两国边境地区人们来往密切。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联邦德国能否改善和发展与波兰的国家关系，是联邦德国进入东欧的一块试金石。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对捷克、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双膝跪地，以此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见图2-1）。勃兰特的历史性一跪震惊了东欧各国人民，也引起全球瞩目，为其尔后推行“新东方政策”打下了基础。在此期间，匈牙利、罗马尼亚也纷纷表示愿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

冷战结束，两个德国统一，德国从东西方对峙的“前线国家”转而成为欧洲的“中心国家”，地处欧洲中心地带，成为东西欧接触和交流的中心场所，德国又是欧洲的经济大国，因而也提高了德国的欧洲地位和国际地位。但是，德国如果要发挥大国作用，不仅要拉住西欧国家，而且还要拉住东欧国家，甚至成为东欧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言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德国才力促欧盟东扩，东扩至俄罗斯边界。

根据《罗马条约》规定，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欧共体，只有欧共体成员国一致同意才能接纳新成员国。1958～1972年欧共体6国经济增速超过美国，显示其巨大优势。1973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第一次扩大，正式接纳英国、爱尔兰、丹麦为欧共体成员国。1981年1月1日欧共体第二次扩大，吸收希腊为正式成员国。1986年1月1日第三次扩大，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共体。1995年1月1日欧共体第四次扩大，瑞典、芬兰和奥地利正式加入欧共体/欧盟。2004年5月1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塞浦路斯、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匈牙利10国加入欧盟。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于2007年1月1日加入欧盟，克罗地亚于2013年7月1日入盟。欧盟现有成员国为28个，涵盖了欧安会大部分成员国。从政治上看，欧盟努力东扩，把中东欧国家纳入欧盟有助于西欧国家达到其长期追求的“联合欧洲”的目标。从经济上看，欧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7.6万亿美元，比美国高出10%。欧盟东扩可以给德国带来更大的市场机会，进一步扩大出口，增加国内就业。德国是一个出口贸易大国，德国出口的一半以上进入欧盟市场，德国的GDP中的1/3依靠出口，为出口工作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20%。德国经济总量占欧元区的1/3，故力促欧盟东扩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

1993年在德国支持下，欧盟在丹麦哥本哈根峰会上通过了《哥本哈根入盟标准》，规定要达到三个标准才能加入欧盟。这三个标准是：政治上，候选国必须拥有稳定的政治体制、民主和法治、保护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经济上，候选国必须拥有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能抵抗来自欧盟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压力；法律上，要求加入欧盟的国家必须遵守欧盟已有的一切法律法规。2010年12月建立的欧洲外务局，实际上就是欧盟的“外交部”，其编制将达到7000人，并将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设立大使馆。2012年3月1日欧盟吸收塞尔维亚为欧盟候选国。拉脱维亚于2014年1月正式加入欧元区，成为欧元区第18个成员国。欧元货币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仍有生命力，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目前仅次于美元。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催生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危机从欧元区的边缘国家蔓延到核心国家，动摇了欧洲的根基。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证明，欧元区需要制定一项共同的财政政策，创建一个共同的财政部，应给予欧洲央行更大的权力，让它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批准更加严格和严密的《稳定公约》，对于实现进一步一体化也必不可少。2012年5月19日G8集团政府首脑在美国戴维营举行峰会，讨论采取何种办法应对危机、振兴经济成为本次峰会的重点，会后发表了《戴维营宣言》。《戴维营宣言》还讨论了粮食安全、阿富汗经济、中东地区形势、叙利亚问题、伊朗核问题、朝鲜核问题等。

目前欧盟正面临着财政紧缩还是刺激增长的问题之争。2012年5月，德国工业重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选举，总理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党败北；2013年1月20日德国第二大州——下萨克森州议会选举，执政达10年之久的基民盟和自民党丢失大权，反对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胜选入主州政府，这不啻是给希冀蝉联下届联邦总理的默克尔泼了冷水。法国大选中萨科奇总统的保守党失败，主张扩大消费增加就业的社会党奥朗德获胜登上总统宝座，强烈震动了欧洲政坛，这无疑使默克尔总理在2013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争取连任第三届德国总理的期望受阻。欧洲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国际反恐怖主义任务严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任务艰巨，重振经济刻不容缓。这些都是默克尔面临的挑战。

希腊债务危机，导致挤兑银行风潮。数据显示，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的银行储户也纷纷从银行提款，欧元出现了所谓“缓慢的”银行挤兑风。2011年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和巴黎国民银行各自流失达300亿欧元。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大银行（BANKIA）大门前上千人排队，要求从银行取款，但银行已无现金可取。自2010年初以来，希腊银行流失的存款达720亿欧元，比利时两家银行存款流失超过1200亿欧元，法国银行900亿欧元，意大利300亿欧元。希腊的危机尤为严重，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成为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应对希腊债务危机的问题上，有两种主流观点，即“输血”和“紧缩”。现实表明，希腊国内经济不断萎缩。“财政紧缩、信贷紧缩、需求紧缩”使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成本并不比退出欧元区要低。

预计2014年欧猪五国（PIGS）的经济状况会有所改善，经济数据会有增长，爱尔兰已退出救助项目，于2014年1月7日重返债券市场，第一次拍卖了10年期债券。2010年爱尔兰经济危机后，其欧洲伙伴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向爱尔兰提供了为期3年总额高达675亿欧元的紧急贷款，于2013年12月到期，爱尔兰不仅偿还了债务，而且还积攒了200亿欧元现金，足以支付到2014年的账单。西班牙在2013年第3季度已摆脱经济衰退，展望2014年会有0.7%的增长率。

债务危机的严峻性暴露出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的致命弱点——长期存在的严重结构失衡。人们不禁要问：欧盟经济靠什么竞争来支撑？德国经济在这次债务危机中之所以能挺立不倒，靠的是能生产第一流的产品。德国的机械制造、化工、纳米技术、环保技术等均居世界领先地位，环保技术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1/6，环保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占近1/5。德国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靠的是质量和信誉。德国产品的竞争力一直走强，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竞争力大幅下降，反衬出德国的竞争力和生产效率，德国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得到了扩大。

作为欧元区内首富，德国对希腊不能袖手旁观。据报道，希腊于2015年开始还需要第3轮援助。迄今，希腊已获得了2150亿欧元的援助，但希腊的经济前景仍表现暗淡，政府负债占其GDP的180%，失业率居高不下，高达27.6%，是欧元区平均失业率的两倍之多。但希腊政府还在积极努力采取措施，如减少开支，已缓和了对市场的压力，稳定了市场信心。希腊经济已与欧盟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了欧元区稳定，欧元区其他国家也应拉希腊一把，以达到相对的共同富裕，欧盟才能稳定，才能在世界事务中作为一极发挥作用。

三 德国的德国

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曾撰文谈到了德国历史的基本矛盾，即德国属于古老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却走上了一条与西方邻国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之路。和英国、法国相比，德国很晚才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实行民主制的时间更晚。联邦德国的宪法就是这种经验学习的结果。德国前总统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认为，1990年10月3日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这一天德国才第一次在西方民主的框架内找到了自己永恒的位置。

1951年12月6日，阿登纳在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代问题中的德国”的演说，深入分析了德国的历史。他比较了英国和德国的发展史，并从中得出结论，英国的“民主是其历史不间断地发展的成果”，这种民主被视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国家和社会体制”。阿登纳认为，德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具有类似可能的美妙萌芽，特别是在各个城市中”。“然而随着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逐渐解体，领土国纷纷诞生，各邦之间权力争夺阻碍了民主理念的发展以及民主机制的建立。直至19世纪初，德国才开始萌发新的政治意识。这种对自由国家体制的追求理所当然地和民族统一的愿望融为了一体。民众的愿望促成了1848年的第一届德国人民民主代表大会，然而大会没能组建起一个民主的德意志帝国。这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非但没有实现民族自由，却为追逐权欲的民族主义提供了温床。这种观念不断激化，加上一战之后的社会困境，纳粹主义终于产生，给全世界，尤其是德国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灾难。”以上寥寥几句不仅体现了阿登纳对德国历史观点的看法，而且揭示了“德国特色道路”的核心含义。“德国特色道路”并不是要暗示德国与其他西欧大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它强调更多的是德国与西欧以及北美国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共同点，以期在这种背景下突出德国政治发展的特性，尤其是德国集权制的悠久传统。

身为联邦德国第一位总理，阿登纳认为未来的德国不会成为一个松散的民族联邦，政治上在东西方阵营之间摇摆不定，因而只能走“特色道路”。阿登纳并不希望德国走到这一步。“自始至终，欧洲都需要统一起来”，阿登纳在回忆录中提到1954年夏天欧洲防御共同体以失败告终时这样写道，“联邦德国和统一之后的德国必须要与西方保持联盟关系”。这正是阿登纳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基于他对局势的判断，他认为，在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的德国迟早会让苏联成为欧洲的霸主。

对于西方是否（还）是一个价值共同体这一当今经常讨论的问题，从弗兰克尔这些思考中我们也能得到一个辩证的回答：西方是一个价值共同体，它在从共同价值派生的政治论断上存在争论，且必须争论。西方价值受到了跨大西洋色彩和经验的影响，同时也和所有历史现象一样不断发展。当人们将西方和其他社会文化进行比较时，西方的共同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政治文化上，欧盟国家和美国有着许多自己的特点。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国家都会为了强调集体“身份”而标榜自己与其他地区的差异。

欧盟和美国也不需要第三方来认可它们的共同点。它们有理由、有必要维护西方的价值和机构不受任何攻击和威胁，并尽可能地宣扬它的影响。然而如果某种政策意图强制性地推广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则注定会一败涂地。历史上，德国政体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摇摆。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上首个民主政体，但缺乏民主政治的基础，成效不大。而后被改造成以希特勒独裁为特征的专制国家，为追求“生存空间”而发动了战争。此后，两个德国分别成为美苏两大对立阵营的成员，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分属不同的阵营。两个具有对立政治取向的德国并存。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国家来说，民主须是民族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德国来说恰恰是挑战。德国不是如法国和英国那般的民族国家，它先天就缺乏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战胜国一致要求德国去纳粹化，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迫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式的自我反思，迫使他们在西方国家强制实行的“再教育”的道路上，不得不为所有那些以整个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赎罪。没有这样一种前提，民主制度是难以在联邦德国这片土地上真正建立起来的。通过基本法所肯定的“人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形式，非纳粹化以及德国战后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替代了德意志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德国与整个欧洲各国的政治制度头一次变得完全相似了。

（一）德国吸取历史教训，走出德意志帝国的阴影

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历史教训严重，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其邻国中的信任度很低。人们普遍担心会出现“第四帝国”。欧洲人的“恐德病”由来已久，尤其法国人的恐德心理更重。早在17世纪中叶，法国首相黎塞留即明确宣称“德国弱，法国才能强”。先是拿破仑横扫德意志诸邦，而自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75年间，两国三次大规模交战，法国都处于下风，三次遭受德意志铁蹄的蹂躏和屈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时间内，法国各界对德国普遍抱有严重不信任感和戒备心态。统一后的德国的面积为35.6545万平方公里，小于法国；人口达到7950万，为欧洲（俄罗斯外）之最，是欧洲的一个经济大国。德国的经济总量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1/3。据同创同德网2012年6月8日报道，2007年德国出口额为13330亿美元，德国对欧盟出口占德国出口总额的64%，对欧元区出口占42.8%。德国不敢走特殊道路，不能执西欧联合之牛耳，而历史经验又证明，西欧联合离开法国也毫无前途，因此科尔政府和过去德国历届政府一样，十分重视改善德法关系，形成“波恩-巴黎轴心”共同推动西欧联合的发展。正如英美关系是传统的特殊关系一样，战后以来的德法关系也是特殊关系，双方都把对方放在最重要的外交位置上，两国首脑上台后的首次出访都是到对方国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德国将在欧洲占支配地位，英国的任务就是要防止发生这种情况。为了消除西方，特别是欧洲国家对德国的疑虑，当时的阿登纳政府执行一边倒（向西方）的政策，认为，只有依靠西方大国，德国才能求得统一。科尔政府执政以来，在德法两国密切配合和推动下，恢复了西欧联盟的活动，解决了共同体内部长期争吵不休的英国农业回扣问题，通过欧洲政治合作条约草案和修改罗马条约的建议，吸收西班牙、葡萄牙为欧洲共同体新成员国，提出并开始实施“尤里卡”计划，促进欧洲科技合作，把西欧联合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积极改善和发展与东欧各国及苏联的关系。据报道，当时德国人捐款380万马克给苏联人过冬，西柏林将储存的价值5亿马克的食品运往苏联进行救济。阿登纳称，与苏联建交是一种特殊的例外，苏联是四大战胜国之一，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1955年6月7日苏联通过其驻法国大使馆建议阿登纳访问莫斯科，就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经贸关系进行谈判。双方经过艰苦谈判就两国建交条件达成一致，即苏联同意释放9626名德国战俘，对德国东部边界即奥德-尼斯河边界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科尔政府外交政策的战略目标是：德国统一以及应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多极化。主要做法是：推动西欧联合，加强对美关系，对苏以抗求和，促进两德对话、合作，重视对日关系，发展同中国的全面合作。科尔政府强调，苏联的扩张性是对西欧的严重威胁，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实现力量均势是防范苏联、确保欧洲地区稳定与和平的最可靠办法，按计划在联邦德国土地上部署美国的潘兴Ⅱ导弹和巡航导弹，实现欧洲战区战术核力量的大体均衡。与此同时，科尔政府坚持与苏联进行政治对话，促成美苏首脑冰岛会晤，以缓和东西方关系。在德苏两国关系上，科尔、根舍外长一再强调恪守已签订的一系列东方条约，承认欧洲战后边界现状，多次声明对苏联、波兰等没有领土要求。苏联与联邦德国建交后，东欧国家也纷纷向联邦德国投送秋波，表示愿意和联邦德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德国统一后欧洲中心向东转移，德国成为主角，人们也看到德国的大国意识日益增强，开始要求在欧盟中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提高德国在欧洲和在世界上的发言权。

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两个指导原则是“不要再有战争”和“不要再有奥斯维辛”，这是在历史教训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这两个标准之上总结出的阿登纳外交政策上的西方一体化，最终成为德国政治外交文化的宗旨。这促进了德国与西方国家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以及安全政策一体化。德国加入了西方的价值共同体（欧盟）和北约组织。随着德国统一后外交正常化，德国竭力谋求大国地位，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至少希望成为同英、法平起平坐的不属单独一极的“正常”国家。用“克制文化”来指导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简单综合一下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策略原则，不难发现，其中贯穿着一条价值的红线，那就是“克制文化”。无论是“人在屋檐下，主动低下头”，还是不当出头的椽子；无论是尽量适应占领国的利益，还是在美法关系中保持中立，都是受这一红线牵动的。甚至当1994年克林顿在柏林呼吁联邦德国承担起新的世界领导责任时，联邦德国的“克制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强调“克制文化”对联邦德国，对德意志民族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放弃领导要求，把间接行动作为指导原则。德国尝试，避免追求单纯的国家利益，而是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和伙伴国共同行动来实现目标。而且德意志民族也很好强，不甘居人之下，加上历史上法西斯分子灌输的“优等民族”和“超人”意识，德国也确实有那么不小的一部分人头脑膨胀、行为傲慢。如果不无时无刻地让他们“克制”一点，就不知道会闯出什么祸来。因此提倡“克制文化”既有战术上的意义，也有战略上的作用。从科尔政府单独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到施罗德政府大胆突破海外派兵的禁忌，不甘心做美国的“小伙伴”，积极开展“穿梭外交”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斡旋伊朗核危机，再到默克尔政府对积极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外交上更加自信。

在冷战时期，由于德国的战败国身份，且当时的联邦德国的国防政策是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慑战略之中的，因此联邦德国在军事上一直采取“自我约束”的对外政策。基本法第82a条第二款规定：除防御之外，德国可在基本法明确允许的范围内派遣武装部队。但基本法并未对允许的范围和程序做出明确规定，因此联邦德国向海外派兵始终是一个禁区。统一后的德国致力于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1991年以来，德国已经派遣超过15万名联邦国防军士兵，3500名警察和1000名文职专家参加了国际和平使命。统一后德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超越“克制文化”的羁绊，逐步向海外派兵，然而它同时也难以摆脱诸多困扰：历史重负的困扰，纳粹德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因此，德国大举向海外派兵的政策也不言而喻地受到历史重负的困扰。

2002年4月，执政党和在野党就有关联邦国防军是否派兵中东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导火线是此前施罗德提到有关派兵参加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想法。当时的在野党——基民盟的主席默克尔原则上认为可以派兵，不过她认为派兵只是漫无边际的想法罢了，并非上策。而时任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基社盟主席施托伊伯则明确表示反对这一想法。当时担任绿党议会党团主席的米勒女士（Kerstin Müller）则要求马上停止这场“莫须有”的辩论，应该在菲舍尔外长“七点计划”的基础上寻找政治解决冲突的途径。该计划旨在有步骤地解决巴以冲突，实现中东和平，它要求冲突各方放弃暴力，互相承认生存权利，计划在结束巴以之间的最终地位谈判后，实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法兰克福犹太人社区主席科恩（Salomon Korn）则认为，即使有联合国授权也无法想象德国人派兵以色列，“那种德国士兵可能向以色列人开枪的设想简直就是骇人听闻”。联邦国防军存在人数困扰，统一后联邦国防军的数目锐减，现有183828名士兵的联邦国防军最多只能向国外派遣10000名左右的士兵。与此同时，联邦国防军自身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武器装备的落后，尤其是缺乏易于空运和海运的轻型装备，使海外派兵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形势。为了适应新的任务，联邦国防军必须对武器装备和自身体制进行重大调整和改革。同时，由于派驻地区自然条件的恶劣以及士兵身体条件和精神准备不足，士兵还要面临死亡的威胁。例如2003年6月，驻阿富汗德国士兵中有4名战士死于自杀式爆炸袭击，29名士兵受伤。此外，士兵还要面临来自家庭的压力。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依靠非武力的方式（如协调、对话、谈判等）解决冲突的“文明力量”理念。战后德国的反战情绪一直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德国也由此成为欧洲和平主义运动的始发点之一。尤其是经历过学生运动和“新社会运动”的那代人已经成为德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和平、反战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2002年10月31日，当造价7亿欧元的德国海军萨克森（Sachsen）级防空型护卫舰（F124型）交付使用时，德国和平运动的一位发言人批评说，“德国海军的扩军导致其他民族受到世界范围内长期的威胁，并让人联想到威廉帝国和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不光彩的传统”。

（二）统一后德国政治家和学者对德国定位的思考和争论

托马斯·里斯（Thomas Risse）提出了德国国家认同的三个概念，也就是欧洲导向、外交多元化和文明国家。对于统一后德国外交的走向，国际理论界三大主流范式——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一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判断。新现实主义者坚持德国应继续以国家利益和大国权利政治为导向；而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体系使民族国家的行为能力受限，德国政府应致力于在多边主义的框架内寻求合作；建构主义者认为社会结构和行为者之间有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社会共同的规范和理念。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延续为主，但排除以追逐权力为导向的政治。

统一后的德国称得上是欧洲的真正大国，它的发展方向引起政治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统一后的德国依然是西方“大家庭”中的一员，否定推行以德意志民族利益为主导的单边的外交政策。据日本《读卖新闻》和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于1990年4月底5月初对两个德国举行的民意测验结果，71%的东德人不希望德国统一后加入北约，赞成中立的人达80%；西德有34%的人反对加入北约，53%的人赞成中立。多数学者认为，德国统一后仍然属于西方，仍然留在欧盟和北约，德国只有和西方结盟才能发挥更大作用。统一后的德国是“欧洲的德国”，而不是“德国的欧洲”，以释除欧洲邻国及西方盟国对德国的质疑。德国领导人甚至保证，统一后的德国“绝不会出现德意志民族的单干和民族问题的中立化解决”,（Kein deutscher Sonderweg）并明确提出“绝不再”（走特殊道路）,“绝不单干”（Nie allein）的口号。德国著名政治学学者钱皮（Ernst -Otto Czempiel）教授强调“联盟的共同利益”，强调世界政治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不再是用军事武力的占有、瓜分权力和势力范围的世界。钱皮教授于2000年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由三个重要因素决定德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这三个因素：一是深化欧洲政治联盟，继续欧盟东扩；二是在大西洋联盟中必须具有政治指导机制，防止联盟解体，平衡美国的优势；三是把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机制化，必须重新致力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建设，其中欧洲联盟深化与扩大是德国在21世纪外交政策的首选任务。扩大和深化本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新加入欧盟的成员国，它们的政治体制不完全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高低悬殊。

其次，统一后的德国融入欧洲大家庭，融入国际社会，推行合作、维护共同利益、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默克尔总理和其前任施罗德总理一样，坚持广泛的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政治理念。他们多次表示，德国要避免单独行动和追求特殊道路，单边主义会让德国陷入外交孤立，德国的国家利益只能通过同其他国家密切合作才能实现。

德国资深外交专家施瓦茨（Hans-Peter Schwarz）教授认为冷战的结束使德国以“中心大国”的身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埃朗根大学历史系教授朔尔根（Gregor Schollgen）认为德国重又成为“欧洲大国”。该校教授乔治·雪尔根（Gregor Schoellgen）主张“德国回归世界舞台”。特里尔大学教授毛尔等人甚至认为德国将因此被潜在地“边缘化”。毛尔教授等展开的“文明力量”（Zivilmacht）研究，认为促进国际关系文明化，“文明力量”也要追求国家利益，只是这种国家利益受到价值、规范的直接影响并是集体学习过程的结果。他在发表的《文明力量联邦德国》文章中指出，冷战经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关系相互依存的加强、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理论及其主张，使以民族国家为主导、以追求权力和国家利益为目标、以国家实力（主要是军事遏止和威慑等）为手段，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了，必须有新的理念，即要从国际、国内政治的整体性出发，推动国际政治的文明化进程。毛尔教授认为，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的主要标志是：禁止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威胁和使用武力，国际关系法治化，支持国际机构民主化，创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前总理施罗德于1999年2月跨大西洋会议上曾经指出，“德国仍然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德国的历史责任使它不得不用所有必要的手段，防止大规模屠杀”。

此外，统一后的德国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希冀在国际上也拥有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这就需要突破德国《基本法》的限制。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呼吁结束安全政策方面的“搭便车”时代。德国积极派兵到阿富汗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9·11”事件之后，德国立即承诺可派出4500名国防军参加阿富汗反恐。目前德国已在巴尔干、阿富汗、非洲之角等世界各地派出了10000名军人参加维和及反恐行动。德国突破了《基本法》中不得向北约地区以外派兵的规定而走向世界。德国向海外派兵在国内也引起广泛争论，使德国成为欧洲和平主义运动的始发地之一。2002年10月31日，德国海军萨克森（Sachsen）级防空型护卫舰交付使用时，和平主义一位发言人批评说，“德国海军的扩军导致其他民族受到世界范围内的长期威胁，并让人联想到威廉帝国和希特勒法西斯时期的不光彩的传统”。

最后，德国积极扩大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进入联合国，联合国本身及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不得不认识到第三世界对它们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一向是德国的重要原料来源国和产品销售地，大约40%的原料来自这些国家，15%的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1978年1月3日，施密特政府在答复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议会党团一项提案中说：联邦德国在加入西方阵营，并安排好同东方国家关系之后，应该不失时机地承担起它在联合国所负的责任，推行一种“面向南方的政策”，一种“第三世界政策”，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发展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