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空间重构与经济非集聚研究:2006年以来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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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章节安排

对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经济增速差异的研究,以往很长时间内,多数是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收敛假说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等人提出的趋同理论,中国区域差距的研究也深受此理论影响,有关中国区域差距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4年前后大量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主要经济学期刊上,多以该理论为基础。相关文献参见王小鲁、樊纲(2004);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2004);陈秀山、徐瑛(2004)。但随着空间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理论界开始反思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为基本假设前提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在解释一个国家不同区域间长期增长差异的适用性。张吉鹏和吴桂英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较为系统全面地回顾了中国区域差距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详见张吉鹏、吴桂英(2004)。2004年之后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区域差距研究的文献日渐增多,特别是2008年以来基于趋同理论对中国区域差距研究的文献则日益减少。《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更是直言:各地区不可能同时同步富裕起来,小至地方层次,大至国家乃至全球层次,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地区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第一个特点,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趋向集中而非分散。该报告甚至指出苏联时期,政府致力于区域平衡发展的政策导致了要素在空间上的低效率配置,加速了苏联解体;此外,该报告还就趋同理论基于美国各州收入水平收敛的经验研究指出,美国各州的收敛并非来源于经济活动的分散,而是源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集聚:反映美国各州生产总值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为0.53,各州人口基尼系数为0.54。

除了个别开创性研究,多数研究都会寻找之前与所关注问题相关的经典理论作为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如果我们把“中部崛起,河南塌陷”视为区域差异问题,那么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都符合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即二者均构建了一般均衡意义上的理论模型,自然皆可作为本书所关注问题的研究备选参照系,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理论)以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为其基本理论假设,而空间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则以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完全竞争市场为其基本理论假设。而且二者理论关注的侧重点也不相同,前者更关注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例如投入要素的量(资本、劳动等)和质(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配置效率(市场化程度等)和使用效率(私人部门的发展程度等)以及对外开放度和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而后者则是把空间因素纳入理论模型中,更关注经济活动在空间维度上所呈现的状态、规律和原因。基于前文针对中部六省增速差异的产业分解分析: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增速差距拉大与中国工业空间重构时间节点上所呈现的先后次序,以及工业增速差异在2006年前后的特点,研究河南省工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差距拉大的问题,需要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中来。同时,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空间经济问题。因此,探究“中部崛起,河南塌陷”问题最好从空间视角着手,故本书的理论参照系为空间经济理论。

明确了本书对所关注问题的理论基本演绎逻辑,研究方法的选择就变得相对简单。经济学研究方法大的分类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二者区别在于,规范研究主要围绕“应该是什么”进行,实证研究则主要围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展开。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是中部六省经济分化,即“中部崛起,河南塌陷”,对于这一个问题显然我们更关心“为什么”,因此本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分类上属于实证研究。具体而言,对产业空间重构的分析,本书主要通过对产业空间重构内涵的界定,借助空间基尼系数、集中度以及各省份二位数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等反映产业空间分布和集聚状态的指标,厘清制造业整体以及不同二位数产业在省级层面重构的空间次序和不同产业的空间属性,解释中国产业空间重构以来中部各省工业增速差距拉大的问题。对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研究则是通过构建全国200多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针对现有基于城市层面进行经验研究的文献忽视集聚省别差异的情况,本书在回归分析中加入省份虚拟变量来识别和区分省别差异,同时加入了相关二位数制造业变量来探究为何少数省份呈现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内在原因。

本书研究工作围绕三个主要问题依次展开。针对第一个问题,基于研究方法的选择,除了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回顾、述评外,首先需要厘清“是什么”的问题,即在省级层面对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份间的重新配置进行考察,梳理出中国哪些产业在进行空间重构,进行空间重构的产业有什么样的产业特性,以及这些产业在哪些省份间进行空间重构,省级层面所呈现的空间次序是什么。其次,针对“为什么”的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空间次序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种变化对中部地区各省工业增速带来的影响,从而探析河南省工业在全国工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重新配置的过程中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工业增速差距拉大的原因。

针对第二个问题,2006年河南省城镇化速度快于全国和中部地区,但第三产业增速与全国和中部地区差距不断拉大。根据当前国内对该问题的相关实证研究,笔者认为该问题的出现,与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主要分布在县及县以下区域密切相关。此种情况的出现不仅与空间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集聚相背离,而且与多数地区观测到的经验事实也不一致,即随着经济发展,经济活动趋向集聚且集聚规模会越来越大。同时,对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的研究工作是研究河南城镇化问题,特别是城镇化模式研究的基础。可以说不厘清该问题,就无法深入对河南省城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该问题的研究,除了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述评外,针对“是什么”的问题,仅仅指出当前河南省和全国城市经济占GDP的比重存在巨大差异这一静态指标显然是不够的。在时间维度上,需要更长时间的观测;在空间维度上,则需要在更低空间维度,即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域层面的观测数据。只有这样才能厘清“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是否此种情况只限于河南一省。对“为什么”的研究,即河南省为何呈现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本书的主要工作则体现为:对不同理论假设和分析范式的空间经济理论就本书关注问题的解释力进行相关经验检验。当前空间经济理论从是否符合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的角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新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以及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新经济地理学最符合主流经济学分析范式;城市经济学因其在构建一般均衡时未把外部性纳入其理论体系内,外部性因素成为该理论的外生变量,故该理论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是存在瑕疵的;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区位论、中心地理论等),此类理论与当前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的要求差距是最大的,即基本无一般均衡意义上的理论模型,分析的逻辑起点并非源起于经济行为个体。理论本身的模型化程度和其最终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并不完全一致,对各种理论进行相应的经验检验对当前空间经济学进一步的发展非常迫切。

针对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则是在厘清河南省经济非集聚基础上对河南省城镇化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无疑是一个与经济空间分布最紧密相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者是对同一经济现象不同角度的研究。2000年城镇化及相关的若干问题被列入国家“十五规划”,城镇化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变缓,通过提升城镇化率扩大内需的呼声越来越高。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政策。然而,就如同梳理国内城市层面经济集聚问题的文献一样,对河南省城镇化的研究是否充分考虑了经济不向城市集聚的影响?相应的政策探讨是否因忽视该现象而存在一定的偏差呢?我们首先会对国内外以及有关河南省城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上述担忧是否存在,其次会对河南省的人口流动在省级、市级、县城(中心城镇)的流动分布情况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分析河南省的城镇化问题,最后结合国外地方政府行政层级设置的研究,讨论城镇化进程中政策重点和政策选择问题。

本书共分八章,各章内容概要如下。

第一章:导论。主要对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章节安排、创新点进行简要的介绍。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内容是对与研究主题相关的理论与文献进行梳理回顾,明晰本书在相关领域所做的新工作。由于本书在研究安排上把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研究分解为两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因此该章节的文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重点梳理对2005年以来中国出现的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省份间的空间重构现象研究的文献。相关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以“产业转移”为标识的理论和文献,另一类则是以“产业集聚”为标识的理论和文献。两类文献的理论假说、理论演绎逻辑以及理论推论均不相同,但两者都把产业在不同空间上的变化当作其研究的重点内容,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近年来以“产业转移”为标识的文献已经一改以往主要关注产业转移的内涵,产业应不应转移等定性问题,转向定量研究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的研究则从一开始就以定量分析为主。空间经济理论也更适宜分析经济空间问题,其在集聚量化分析上的指标选取等诸多方面的进展都为本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令人略感遗憾的是,两类文献都未把产业在省级层面变化的空间次序作为其研究的重点,这导致我们无法根据以往研究厘清中部六省经济分化的问题是否主要源于产业空间重构。对于本书所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即经济集聚或非集聚的研究则更是伴随了空间经济理论的诞生和发展过程(梁琦,2003b),近年来更是成为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支学科。经济集聚研究从空间维度上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较大地理空间的经济集聚研究,其理论基础为新经济地理学;二是较小地理空间的经济集聚研究,其理论基础为城市经济学。两者共同构建了经济学研究空间问题的理论基石。当前较大地理空间经济集聚的研究无论是理论进展还是相应的经验研究都进展顺利,但较小地理空间经济集聚的研究则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相应的经验研究都相对滞后,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例如究竟是地方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更有利于知识溢出等。对此进行相关文献的梳理不仅是为找出本书所关注问题的解决之道,厘清相关理论的进展前沿和困境所在,更是为了便于后文在做经验研究时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立虚拟假设。

第三章:产业空间重构对中部六省产业增速差距的影响。本章涉及的内容是本书的一个重点,毕竟中部六省经济分化主要体现为:河南省工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工业增速差距不断拉大。针对“是什么”我们需要厘清四个基本问题:哪些产业在进行空间重构?进行空间重构的产业有什么样的产业特性?这些产业在哪些省份间进行空间重构?省级层面所呈现的重构次序是什么?当然,要厘清上述四个基本问题,首先需要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例如,如何界定某一省份发生了产业空间重构等。对于“为什么”,我们则需要明确河南省制造业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增速差距拉大是否受中国产业空间重构影响以及解释为什么中国产业发生空间重构以来,河南省制造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差距不断拉大。当然,在梳理“是什么”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各类产业本身的发展做相应的分析,例如,1999年以来中国的主导产业是什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等。此外,对河南省工业增速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本书除了从产业空间重构的视角,还会从不同产业发展的视角进行分析。

第四章:中国各省经济城市集聚状况。经济集聚现象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呈现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截至2013年,河南省城市经济总量(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1.3%,这一比例较全国整体相差近31个百分点,仅为全国城市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的一半。虽然仅此一个指标就值得我们去关注河南省为何呈现如此与众不同的经济空间结构,但是仅此一点所能揭示的信息是有限的。熟悉中国行政区划的学者或读者很清楚,从中国整体上看,地方政府的行政层级及空间区划是省、市、县、乡四级,但还有一些省份设立的市较少,而设立了与之同级的盟、旗等(这可能会影响甚至决定了某些省份从整体上看,城市经济占全省比重低)。中国的城市不是在某些经济或社会指标上达到城市标准就可自动成为城市的,而是需要中央政府批准。因此厘清“是什么”的问题,需要行政区划的调整对河南以及全国城市经济比重变化的影响,同时也需要从更低空间维度即市域层面去考量各省经济的城市集聚情况。此外,对于经济集聚的理论层面的分析,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并非城市经济占比,而是经济密度这一指标。各省还需要从经济密度上考察各省各市的经济集聚情况。所有上述考虑,都需要我们从更长的时间,在剔除行政区划设置、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影响因素后,就全国不同省份经济活动向城市的集聚状况以及各省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进行考察,进一步厘清河南省与其他省份相比所呈现的城市经济比重低,是否是一个典型事实,是否还有其他省份也存在类似情况。此外,除了经济活动是否向城市集聚这样一个考量,河南省109个县(县级市)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分散情况又是怎么样的?是否在县级层面存在着集聚现象呢?再者,2004年河南省就开始提出并实施中原城市群的建设,那么河南省经济活动是否在较大的地理空间上向该区域集聚了呢?总而言之,系统全面地从多个空间尺度对河南省经济活动的地理空间集聚和分散情况进行考察是本章的主要内容。

第五章:河南省经济非集聚的解释。本章涉及的内容是本书的另一个重点,不仅因为经济的非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结构、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以及城镇化模式的选择等诸多重要问题造成影响,而且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空间经济理论无论是传统的区位论还是当代的新经济地理学都可谓是为解释经济集聚现象而生的,而经济活动在城市层面的集聚是经济集聚理论研究的重中之重。城市经济学作为空间经济理论的重要分支,即以城市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领域当属经济为何集聚于城市以及城市最优集聚规模的研究。多项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均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的最佳规模以人口计,最优集聚规模在200万~400万人口这一区间内。相关经验研究文献参见王小鲁、夏小林(1999);王小鲁(2010);托利、克瑞菲尔德(2001)。然而河南省近二十几年的发展,经济活动并未向城市集聚,这也直接导致河南省的城市规模普遍更小,而且最大城市经济量占全省的比重也是全国27个省份里最低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河南省出现如此与众不同,并与理论推论不符的经济空间结构,若仅仅给出城市规模取决于集聚力和分散力两种因素的平衡,河南由于当前经济活动的集聚力弱于分散力从而导致城市普遍规模偏小,由此造成河南省整体上城市经济比重低等似是而非的解释显然是不够的。对这一问题需要更为规范的研究,即基于理论分析、提出计量模型,对关键假说进行计量分析。这一工作不仅是为了给出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现象的一个解释,更希望可以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比较各种理论在解释相关问题时哪一个更具解释力,从而可以对相关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有参考价值的工作。

第六章:经济非集聚对河南省经济结构的影响。前五章主要空间视角对过去十年里河南省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经济增速差距不断拉大的现象进行了阐述与分析。本书的剩余部分则主要关注河南省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那些与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相关的问题。本章所关注的问题是河南的经济结构。凡遇到经济增长乏力,经济结构问题都会成为政府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在诸多经济结构的讨论中三次产业结构又是其中的讨论重点。观测1991年以来的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截止到2013年,河南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仅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三产比重是全国31省份里最低的。我们应如何看待河南省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把经济结构作为诸多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还是直接根据经济结构反映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

第七章:经济非集聚对河南省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无疑是一个与经济集聚最紧密相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者是对同一经济现象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不难发现很多研究经济集聚规模和集聚程度的文献在研究时大量使用人口数量的指标。在诸多中国城镇化问题研究中,城镇化模式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其争辩焦点是应以小城镇还是大中城市作为中国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理论上越来越多的声音支持大中城市应扮演主导角色,但2004年以来,在中国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十几年中,中国城镇人口近八成源于小城镇(县城)常住人口的增长,中国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小城镇主导的城镇化模式。然而这样一种城镇化模式不仅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而且极有可能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绩效。可以说当前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与小城镇模式所导致的经济集聚和人口分布的空间错位——城市GDP占全国的比重当前已超过60%而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在30%左右,直接或间接相关。但是此种现象在河南并不凸显,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完全不成问题。河南省城市GDP占全省比重为31%,而城市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超过了25%,而且2005年以来河南省新增城镇人口约50%源于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可问题恰恰出现在此,如果河南省经济活动不向城市集聚,城市作为当前河南省城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显然是难以为继的。本章内容主要在经济不向城市集聚的视角下探讨河南省的城镇化问题。

第八章:结束语。总结全文,基于相关研究结论探讨相关的政策启示,并指出本书的不足之处以及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