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业空间重构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 相关概念说明

2005年以来，中国工业空间格局在四大区域间开始变化：东部地区工业比重下降，中西部地区工业比重上升，以人均GDP表示的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地区差距开始缩小，2007年之后该趋势进一步强化。本书把这种变化称为“产业空间重构”或“制造业空间重构”，而没有采用多数文献以“产业转移”对该种现象的称谓。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1）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各因素对其影响程度截至目前还不十分清楚，部分学者甚至对此进行了批评，认为此种情况的出现是政府对要素在空间配置上的扭曲，有可能在中长期导致效率和平衡兼失的局面（蔡昉、王美艳等，2009；陆铭，2011；范剑勇、邵挺，2011）。还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也存在差异，中西部地区近几年成为中国的“污染避难所”（侯伟丽等，2013；何龙斌，2013）。

（2）相对于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研究中国区域（省份）间产业转移最大的困境是微观数据可获得性太差（刘秉镰、胡玉莹，2010）。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以定性研究为主，为数不多的定量研究文献也多基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公布的二位数产业数据，通过测度各产业在不同省份或区域的产值、就业人数、企业数目等占全国比重变化情况或通过测算反映产业空间布局非均衡程度的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等相关指标，分析区域间产业转移情况（张公嵬、梁琦，2010；刘秉镰、胡玉莹，2010；贺曲夫、刘友金，2012；张文武，2013；胡安俊、孙久文，2014）。但是基于二位数产业数据，无论以何种指标所反映的各省份相关情况的变化，仅是描述了某类产业活动在不同省份间的变化情况，究竟这种变化是源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还是本省产业发展所致并不清楚。虽然有学者提出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只要中西部地区某产业产值、企业数量等相关指标占全国比重上升都可视为产业转移（贺曲夫、刘友金，2012），而且多数基于此类数据的研究也的确不做区分。但众所周知，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三个阶段，当前三种形式并存，但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分工形式是产品内分工（许南、李建军，2012）。一个国家内各区域间的分工形式不可能仅仅是产业间分工。因此上述数据和指标对产业转移进行定量分析，不仅可能遗漏产业内或产品内某些产品生产环节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情况，还可能存在如下问题：东部地区工业比重下降情况在2007年之后明显加速，2007年之后的下降幅度占2005～2012年降幅的近80%，时间节点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间基本吻合。如果东部地区工业比重的下降主要源于外需减少所造成的工厂开工率不足，将此种情况称为产业转移是非常不适宜的。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把2005年以来不同地区工业比重的变化称为产业空间重构，即中国工业或制造业在各省份间的重新配置。以产业空间重构一词来表示中国工业或制造业在各省份间的分布变化情况，主要是为了避免在对2005年以来东、中、西部地区占全国工业增加值（产值）比重的变化情况做定量分析时，因把上述现象称作产业转移，在产业转移内涵界定与可得数据间难以把握，从而对定量分析带来困扰。本书提出并强调产业空间重构是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可得性，为了准确、客观描述中国各种产业在不同省份间的变化情况和对这种现象进行定量分析的需要。

梳理以产业空间变化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产业转移”为标识，一类则以“产业集聚”为标识。很少有文献把产业在区域间或不同省份间的变化情况称为产业空间重构。但正如上文所述，本书之所以没有把东部地区工业比重下降、中西部地区工业比重上升的情况称为产业转移，是为了避免定量分析时因数据等方面原因所带来的困扰。没有把这种情况称为“产业集聚”则主要是因为尽管东部地区的工业以及更为细分的某些产业占全国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从集聚的角度讲，东部地区仍然是工业及各类细分产业的集聚区域，以产业集聚描述此种变化易使人产生不必要的错觉。

产业空间重构、产业转移及产业集聚三个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简要说明：产业空间重构与产业转移两个概念关系紧密，但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完全一致。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企业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进行的主动或被动的区位再调整过程。企业区位调整所带来的变化，是否能以不同区域各类产业产值占全国比重的变化得到观测，是不确定的。有可能是A地区某类产业的一些企业向B地位转移了全部或部分产能，但如果此产业中仍留在A地区的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并足以抵消转出企业的生产规模，那么从两地区产业产值比重的角度我们是无法观测到产业转移是否发生的。因此，当中西部地区某产业占全国比重上升幅度未达到产业空间重构相应界定标准时，即使东、中、西部地区间发生了产业转移，我们也不认为该产业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发生了产业空间重构。此外，产业空间重构着重考察发生产业空间重构省份间的空间规律，而产业转移的研究重点则多放在了产业转移的动因、方式以及其他相关影响因素上。产业集聚与产业空间重构的关系则体现为：产业集聚的研究一是源于产业空间分布的现实观察，二是以规模报酬递增和非完全竞争为假设的空间经济理论的推论，该类研究主要关注产业为何集聚于某一省份或地区。当然产业集聚并不否认产业在空间上变化的可能，即产业集聚区是可以改变的。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产业空间变化程度上的界定存在差异以及关注侧重点的不同。

二 产业转移理论与文献回顾

产业转移与本书所述产业空间重构的概念密切相关，产业空间重构是以产业转移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其差异如前文所述。因此梳理回顾产业转移的相关文献和经验研究对于理解产业空间重构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产业转移理论根据所涉及的空间范畴可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

（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与文献回顾

理论上关注并把产业转移当成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30年代，赤松要1935年提出的“雁行模式”是较早的产业转移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跨国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学者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提出了更多的有关产业转移的理论。因为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国与国之间的产业转移现象，当前理论界一般把研究产业跨国界转移的理论称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二战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全球范围内共发生了三次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潘悦，2006）。这一时期国际产业转移的特点即产业的转移呈现产业整体迁出转出国，产业转移以制造业为主，以国际投资为主要形式，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不同学者提出了多种有关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除了前文提到的赤松要的雁行理论，主要有弗农（Raymond Vernon, 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筱原三代平的动态比较成本理论（1955）、邓宁（John Dunning, 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以及小岛清（1978）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当时的国际经验来看，产业转移确实都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的，然后再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过渡（吕政、杨丹辉，2006）。产业转移从发达国家到次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呈现梯度转移特征（原小能，2004）。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贸易、投资全球化不断深化，各国之间在生产上的联系和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贸易由产业间贸易为主逐渐演变成产业内贸易为主，国际资本也由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投资为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际分工已深入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工序和工艺间，发展成为生产链条中某些环节的国家间转移。很多欧美学者从实证的角度对工序之间的转移进行了研究，例如，Peter Gourevitch等（2000）通过对计算机硬盘驱动器（HDD）产业的研究发现，HDD的生产是很多工序的结合体，美国作为最大最先进的HDD生产国，只是保留了一些工序的生产，很多工序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其他的国家。Ettore Bolisan（1996）对整个世界服装行业各个工序在全球布点和分布情况的分析，不仅证明了工序间国际转移的普遍存在，而且指出决定这种工序间国际转移的四种动因，即资源动因、市场动因、效率动因和战略动因。

产业转移的实质是企业为了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所进行的主动或被动的区位再调整过程（Pellenbarg等，2002）。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生产标准化的快速推进、运输成本的大幅度下降，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动因和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往国家与国家间进行贸易主要是因为它们不能够生产自己进口的产品或是因为生产成本过高。而如今，国家与国家间进行贸易是因为它们想要细微区别同类产品的不同版本（世界银行，2009）。以往以产品为中心的生产过程难以进行空间分割，产品常常是作为一个整体由单个企业独立完成。而如今，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环节，如研究、制造、营销、服务等，甚至同一个产品不同部件的生产都由分布于全球各地的不同企业协作完成。在产品内分工的推动下，以往呈现的产业梯度转移现象，即产业转移从发达国家到次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的梯度转移特征，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国际产业转移可以从价值链的任何环节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产品特定生产环节的最佳投资区位，不再呈现产业梯度转移特征。不少发展中国家在某一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甚至出现把该产业的高端环节向发达地区或国家转移的反梯度转移现象（刘友金等，2011）。此外，产业转移不再仅仅局限于制造业，如今服务业的跨国转移现象也越来越凸显。

产品内分工在国际分工中的大规模出现，不仅使如何界定产业转移困难重重，而且直接对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范式带来了一定冲击。卢峰（2004）就曾指出，国际贸易理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就，但目前主流分析框架普遍暗含一个思维前提，即作为分工和贸易对象的产品，其全部生产过程在特定国家内部完成。如果这些产品具有跨行业性质，则对应的贸易活动为产业贸易；如果是同一行业内存在细微差别的产品，则对应的贸易活动是产业内贸易。以产品为基本分析单位，使经济学对当前企业经营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在提供理论解释方面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

基于上述情况，以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很难对这种变化进行合理的解释，甚至连产业转移的内涵界定都存在争议。对文献进行追溯发现，赤松要的雁行理论是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产业发展路径的总结；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是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总结；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则是对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梳理和解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也是基于企业对外投资和扩张行为的研究（陈建军，2009b）。因此，如果以上述几个代表性的产业转移理论对产业转移的内涵进行界定，则产业转移就是指：伴随跨国或跨区域的资本流动，企业生产活动的地点的变动或扩张。但以此界定产业转移与当前中国多数定量研究国内产业转移的文献所界定的产业转移范畴存在很大的区别。

（二）国内产业转移文献回顾

从国内研究现状看，产业转移研究也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把中国当成一个整体，以FDI为主要指标所进行的产业转移现象研究，这类研究可视为国际产业转移研究范畴。其中部分研究涉及FDI在中国不同区域分布问题，这类研究与本书所述的产业空间重构有一定关联，但是鉴于截至2013年东部地区外资企业数量和投资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仍接近80%，本书不再对此类文献进行单独考察。另一类对国内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的文献，未对产业在不同省份分布的变化到底是因为国内产业转移还是因为国际产业转移做出区分。因此关于国内产业转移文献的梳理主要以研究中国省际或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相关文献为主。回顾国内此类文献，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内涵和外延、产业转移的动因、产业转移的模式、产业转移的效应和产业转移的政策等几个方面。

产业转移的内涵和外延。几个代表性的关于产业转移内涵界定如下：产业转移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比较优势转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向落后国家或地区不断转移已经丧失优势的产业（陈计旺，1999）。该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上述几个代表性的产业转移理论。但如果产业转移的内涵这样来界定，特别是把发达国家或地区丧失优势产业的空间变化界定为产业转移，这一概念的外延就显得有些过小了，因为这样界定根本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更不要说产品内分工所引起的产业活动的空间变化。因此中国学者根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转移的新现象对产业转移的概念重新做了界定。代表性的观点如陈建军（2002）认为，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另一地区或国家的一种变化过程，产业转移常常以相关国家或地区间的投资、贸易以及技术转移等形式表现出来，很难将产业转移和国际或地区间的投资、贸易以及技术转移活动截然区分开来。陈建军所界定的产业转移概念与传统产业转移概念最大的区分在于他把可能不伴随资本流动的技术扩散也视为产业转移，同时也不再强调转移产业主要是发达地区丧失优势的产业。当然更多的学者仍然遵循了传统产业转移理论的界定，即产业转移着重指产业生产设施的空间扩张或迁移（陈刚等，2006）。这一概念较传统理论的界定区别在于产业转移不仅仅指丧失优势的产业，而且包括了一个国家或地区优势产业的空间迁移。吴晓军、赵海东（2004），刘秉镰、胡玉莹（2010）等在界定产业转移概念时进一步细分了不同类型的产业转移，即如果一个产业在一个国家仍然处于发展期，则此类产业转移称为成长型产业转移，反之则称为衰退型产业转移。

产业转移的动因（影响因素）。对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视角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产业要不要转移的定性研究或规范研究；二是产业转移是否转移的实证研究。第一类文献研究的切入点主要是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经验观察、产业转移理论的理论推断以及中国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初始构想等。相关文献如：各区域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客观存在的技术差异（谭介辉，1998）；东部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非贸易品要素的上升，如地价、房价等（王珺，2010）；各地区基于资源禀赋形成的区域竞争优势（陈刚、陈红儿，2001；张同升、梁进社等，2005）；国家政策的调整（李小建、覃成林等，2004）；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区域间差异（罗浩，2003）。当然，也有不少文献指出产业（企业）区位的调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法仅基于某一因素就得出产业转移的结论（魏后凯，2003）。此类研究中也有一些文献指出为何没有出现产业转移，并分析了相关的影响因素（朱宜林，2005；李娅、伏润民，2010）。总体来看，早期文献以定性分析为主，要么以国家区域均衡发展的理想状态为出发点，得出产业需要转移的结论；要么从某些因素的横向对比得出产业需要转移或某类产业需要转移（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判断。然而对于产业要不要转移也有对立的观点，此类观点理论上主要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经验上则主要基于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持产业不应转移观点的学者主要担心人为干扰产业自身发展所形成的空间格局有可能会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绩效（蔡昉、王美艳等，2009；陆铭，2011）。早期对产业是否转移的实证定量研究文献数量不多，结论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并未出现成规模的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刘红光、刘卫东等，2011；冯根福、刘志勇等，2010；李娅等，2010），但当前多数研究均认为2005年前后，中国工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改变，产业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陈建军，2002；朱涛、邹双，2013；胡安俊、孙久文，2014；洪俊杰、刘志强等，2014）。

此外，产业转移研究中还常见对产业转移模式的研究，如集成经济（石奇，2004）、网络型产业转移（赵张耀等，2005）等；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如张公嵬等（2010）认为产业转移不仅存在产业结构互动升级、技术溢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管理水平等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应，如侯伟丽等（2013）、何龙斌（2013）指出当前转入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以污染性产业为主；也有学者从产业转出地区和产业转入地区的视角对产业转移进行研究（高新才等，2012；孙久文等，2012）；覃成林等（2012）则基于产业转移过程中政府行为对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和相关文献梳理。

回顾中国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可以说是涉及方方面面，从各种角度对产业转移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与产业转移特别是关于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研究的相关文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中国产业在省级层面集聚现象的研究。两类文献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理论基础的不同，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极大的区别。简而言之，此类文献重点是对产业向东部集聚的事实进行理论解释（文玫，2004；罗勇、曹丽莉，2005；路江涌、陶志刚，2007），或对集聚所带来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如集聚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彭向、蒋传海，2011）；或对重要理论中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如马歇尔外部性的识别（吴建峰、符育明，2012）等。相比较而言，此类文献定性研究或规范研究较少，定量的实证研究居多。此外，该类研究在理论推演上，特别是发表在主流经济类期刊的文献，能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内对问题进行讨论，避免了仅仅根据个别变量的横向对比或仅基于某一案例分析即得出结论，这种在逻辑上存在缺陷的分析。大量以产业集聚为标识的文献均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4年，中国制造业呈现向中国东部地区不断集聚的态势。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难理解关于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的多数研究为何多属于定性研究或规范研究，以讨论产业应不应转移，哪些产业应该转移为主了。2004年之前以产业转移为标识的文献鲜见定量分析，只有个别的文献基于企业调研的相关数据，对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情况进行了类似案例研究性质的分析，如陈建军（2002）对浙江105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报告。2004年之后有关国内产业转移研究的相关文献，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多，此类文献的梳理放在文献述评里。

三 产业转移文献述评

回顾国内外对产业转移的研究，无论是关于国内产业转移（区际产业转移）的研究，还是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研究，基本逻辑一致，多是基于H-O-S定理，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伴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区域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至当今的产品内分工，国外学者对产业转移研究的重点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如Grossman和Helpman（2003, 2005）、Antras（2004）对于产品内分工的一个研究焦点是跨国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即选择企业间的外包还是选择FDI方式，很少再使用产业转移的概念。与国际产业转移研究相比，国内产业转移的研究特别是经验研究远远滞后于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区际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一个重要的障碍在于数据可得性差，从狭义上理解，产业转移是指企业将部分或全部生产功能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的空间变换现象，而中国并没有公开的各省之间的资本流动数据，即使个别的省份公布了本省使用外省资金的总量，也没有公布这些资金投入了哪个产业，而且这些数据是不连续的，无法进行横向纵向的对比。

定量研究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的文献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即2004年之前基本没有，之后才逐渐增多。近年来有如下几位学者在定量研究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上进行了一些尝试：张公嵬、梁琦（2010）根据各区域产业销售产值，运用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与产业的绝对份额三个指标综合测度了中国产业的转移程度；刘秉镰、胡玉莹（2010），张文武（2013）也使用了类似方法对国内产业转移进行定量研究；刘红光、刘卫东、刘志高（2011）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建立了定量测算区域间产业转移规模的方法，并结合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1997～2007年区域间产业转移规模；贺曲夫、刘友金（2012）则以不同产业比重（各地区产业总产值与该产业全国总产值之比）变化情况对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进行了定量研究；朱涛、邹双（2013），胡安俊、孙久文（2014），洪俊杰、刘志强、黄薇（2014）等也使用了此方法对区域间产业转移进行了研究，还有前文提到的陈建军以抽样调查方法进行的研究。

比较对中国省际产业转移定量研究的相关文献，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以下三类。①抽样调查法。陈建军（2002）的研究即为此种方法。在中国省际资本流动数据缺失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研究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办法，而且此种方法不会在产业转移内涵界定上存在争议。但是此种方法涉及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下的众多企业，如何把握抽样的范围、样本大小，如何选择以使得调研数据满足经验研究的需要，显然不是个别学者所能完成的。因此用抽样调查法对产业转移进行研究，并做经验检验的文献很少。②根据中国公布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进行的产业转移研究。以刘红光等（2011）为代表。定量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产业转移内涵的界定，刘红光等人所做的界定：产业转移不仅包括企业空间位置上的部分或整体迁移，还包括生产份额在区域间的此消彼长过程。作者举例说明，如果一个地区某产业占全国份额的增长是由其他区域需求引起，则可视为产业转移，但如果该产业占全国份额的增长是由本地区需求增加导致，则不可视为产业转移。作者强调不同地区需求，正是因为要强调这种变化是由产业转移造成的。但问题在于，中国编制的投入产出表仅把全国分为八个区域，如果研究的重点是八个区域内的一个省份，此种方法就不再适用。③根据产业产值（就业人数、企业个数）在不同省份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使用此种方法的学者最多，但对产业转移内涵如何界定也最有争议，因为无法区分不同产业在各地区份额的变化是源于各地区产业自身发展所致还是由于产业转移所致，或者两种可能都存在。正如胡安俊、孙久文（2014）所言，以各地区产业份额变化界定的产业转移，既可能高估也可能低估产业转移的规模。

如果对上述第三类关于产业转移定量研究的文献进行细分会发现，不少学者把原本用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相关指标，如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EG指数、产业集中度等用来研究中国的区域间产业转移现象。为什么这些指标可以用来研究产业转移问题呢？多数研究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①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即竞争性市场或非竞争性市场、规模报酬不变或规模报酬递增。当前中国研究区域产业转移的多数文献是基于H-O-S定理，其理论假设即为竞争性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虽然这一理论在解释一些经济现象时仍然表现了一定的解释力，但近年来解释一个国家内部涉及空间问题时，受到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梁琦，2005）。而非竞争性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则是空间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其对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解释力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青睐。②中国公布了不同年份不同省份不同产业的产值、就业人数等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可以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定量研究（有关产业在各省之间集聚现象的经验研究文献非常多）。如果发现产业集聚区域发生了变化，则可视为产业转移。③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产业集聚和扩散现象的解释，即产业转移是由产业集聚区域扩散，在另一区域再集聚，而这种情况也比较符合当前观察到的产业空间变化情况。因此，如果不是特别强调国内产业转移必须是东部地区企业将部分或全部生产设施由东部地区转入中西部地区，而是把不同产业在各区域间的集聚分散变化也界定为产业转移，则空间经济理论对此种现象的解释要比以往的经济理论更具说服力，同时也使得利用公开的年鉴数据对产业转移进行定量分析成为可能。

当前对东部地区工业比重，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原因，还没有给出综合各种因素以定量测度不同因素影响程度的相关文献，只是根据局部均衡的相关分析指出如下几个可能性：以土地为代表的非贸易品价格上涨因素（王珺，2010；范剑勇、邵挺，2011；陆铭，2011）；金融危机的冲击（许德友、梁琦，2011）；国家政策的影响（蔡昉等，2009）；以及前文提到的因为东、中、西部地区间环境管制的严格程度存在差异，导致污染型产业的转移（侯伟丽等，2013；何龙斌，2012）等。此外，很少见到就产业转移的空间规律和特征进行系统梳理的相关文献，更没有见到基于产业空间重构的视角对河南省近期经济发展滞后于中部地区其他省份的相关研究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