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兼论中国“国企模式”的形成、内涵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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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本节主要内容以《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研究文献综述》为题,分上下两部分发表在《学术评论》2016年第2期和第3期上。

本论文主要围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和发展完善三大部分来展开,可以说围绕这些方面的国内相关文献极其丰富,而国外的文献相对较少。限于篇幅,也便于后面的论文撰写,笔者在这里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其中前三个方面是国内文献综述,第四个方面是国外文献综述。

一 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方面的文献较少,但从不同角度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方面的文献则非常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实践的观点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第30周年,为系统总结我国的国企改革,理论界在2008年前后撰写了一系列相关文章。这其中对我国30年来国企改革的主要历程都进行了阶段划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的国企改革主要经过了从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的改革发展阶段。如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等人都撰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的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王忠禹:《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推进企业现代化建设》,《企业研究参考》2008年第20期;李荣融:《宏大的工程,宝贵的经验——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30年》,《求是》2008年第8期。夏徐迁则将这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概括为建立现代公司治理阶段。夏徐迁:《中国企业改革:阶段、效果和驱动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8年第161号。以陈清泰、吴敬琏、蒋黔贵为课题顾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张卓元等人则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分为两大阶段,前15年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后15年明确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和公司制改革。李兆熙、张永伟:《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8年第162号;张卓元:《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企业文明》2008年第1期。通过这几个阶段的改革,李兆熙、张永伟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从行政附属物到公司独立法人的转变;在所有权结构上,实现了从国有独资到股权多元化的转变;在公司治理上,实现了从厂长经理负责制到现代公司治理的转变;在经营组织上,实现了从单一工厂制向现代经营组织的转变。李兆熙、张永伟:《我国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三十年回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2008年第162号。

2.以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发展为主线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的观点

例如,孙居涛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基本问题》一书中,就以专章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系统论述,他首先系统梳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本观点,如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和发展社会所有制的重要观点,以及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及其实践,包括“苏联模式”的形成。作者还辩证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探索:一方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另一方面,基本效仿“苏联模式”,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经济,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孙居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32~67页。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是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卫兴华、孙居涛、顾钰民、李楠、张雷声、吴宣恭等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改革实践上,实现了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伟大变革,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主编《国企改革攻坚15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卫兴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若干理论认识问题》,《新视野》2007年第1期;顾钰民:《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当代发展》,《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10期;李楠:《中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及其演变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张雷声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吴宣恭:《重视所有制理论研究创新》,《人民日报》2015年4月13日。我国学者还对国企改制带来的绩效变化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刘小玄、李利英、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等人都通过翔实的企业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国企改制带来了企业生产率提高的积极效果。刘小玄、李利英:《企业产权变革的效率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3.以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的演进为主线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的观点

例如,王仕军、邹世猛撰文指出,现实的社会主义均建立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基础上,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据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艰辛探索,形成了苏联的企业理论、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理论、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企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王仕军、邹世猛:《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的演进轨迹——一个学说史的简要考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研究观点:在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认识上,先后提出了“企业本位论”(蒋一苇)、“特殊企业论”(金碚)和“西方国有企业理论说”等重要观点;在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上,先后提出了以吴敬琏、周淑莲、王珏、张维迎等学者为代表的“产权中心论”,以林毅夫、蔡昉、李周、刘培林等学者为代表的“竞争环境中心论”、“自生能力论”,以宋涛、高鸿业等学者为代表的“加强企业管理论”及“国有经济战线收缩论”等重要观点。蒋一苇:《蒋一苇经济文选》,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金碚:《再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中国工业经济》1999年第3期;吴敬琏:《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周淑莲:《产权制度改革是搞活国有企业的关键》,《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年第2期;王珏:《国有企业改革新探》,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9期;高鸿业:《关于几个经济理论问题》,《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总的来看,王仕军、邹世猛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理论研究在经济学范式上存在着明显的“西化”倾向,企业理论的“中国特色”没有充分展现出来,他们认为,这一“中国特色”至少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更加社会主义,二是更加市场经济,三是更加中国化。

4.从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国有企业改革思想的角度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形成的观点

如乐国林、陈春花从企业宪法的高度对“鞍钢宪法”中蕴含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进行了系统分析。乐国林、陈春花:《两部企业宪法蕴含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探析——基于鞍钢宪法和华为基本法的研究》,《管理学报》2011年第11期。李荣融系统回顾了关于邓小平同志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思想,包括下放权力和放开搞活国有企业的思想、改革企业领导体制和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思想等李荣融:《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想,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载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李荣融等人还系统分析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思想,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思想;建立权利责任义务相统一,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思想;探索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体制新机制的思想等。顾海良、庄福龄、丁俊萍等人还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阐述了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丰富思想。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庄福龄:《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4;丁俊萍:《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武力、肖翔则系统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的重要探索。武力、肖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的探索》,《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而这些重要思想直接指导并推动着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理论的创立、形成和发展。

二 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内涵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内涵方面的文献较少见,但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国有企业管理制度等具体制度内涵层面论述的文献则非常丰富。

1.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总体内涵的观点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明确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内涵和特征。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党中央第一次以全会决定的形式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方针政策和主要措施作出全面部署,也可以说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总体内涵。该决定提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股东多元化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积极发展多元投资主体公司。该决定还对国有独资和控股公司如何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实现公司治理上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作出了明确规定。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求是》撰文明确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企业实际,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他强调,构建确保党组织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鲜明特征和本质要求。李源潮:《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科学发展优势》,《求是》2009年第17期。雪明提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有三个显著特征或要素:一是党的领导,在企业通过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来实现;二是国有控股,国家作为控股股东并通过各级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三是现代企业制度,以法人治理结构作为企业治理模式。雪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学习时报》2012年3月26日。胡鞍钢认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国有企业是现代企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企业、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跨国企业。胡鞍钢:《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领头羊”——基于历史和国际两个视角的分析》,《红旗文稿》2012年第19期。周海江认为,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中国企业必须对其进行完善、创新和超越,以弥补其缺陷;实践证明,把“党的建设”和“社会责任”嵌入“现代企业制度”,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周海江:《超越西方: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5日。

2.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各个具体制度方面演进及内涵的观点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企业党建成就与经验》一文中,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国企党建工作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在国企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方面强调了两点:一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二是努力做到公司治理机制和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两个有效”。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企业党建成就与经验》,国务院国资委网站,http://www.sasac.gov.cn/n85463/n327265/n327495/n327513/c1642938/content.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12月11日。2012年11月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并对其具体内涵作了明确规定。张文魁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展的过程进行了系统回顾分析。张文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第164号,2008年12月4日。张卓元系统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提出股份制成为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的主要历程。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经济日报》2013年11月25日。赵纯均对中国式企业管理9个方面的特点进行了系统阐述。赵纯均:《中国式企业管理研究的9个发现》,《企业管理》2013年第2期。邵宁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开始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向集约式管理的重大转变。邵宁:《大力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经济日报》2011年4月19日。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在《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系统回顾了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制度和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包括:权利、义务和责任“三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三结合”的国资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入推进,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在部分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进行了建立规范董事会的试点;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逐步深化。王勇:《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2012年10月2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2年第6期。

3.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实现路径的观点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承包制。杨培新、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等认为经营承包责任制较好地解决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政企分开等问题,可以说是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化的有效途径。杨培新:《论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制》,《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国家经委企业管理局:《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搞活企业内部分配》,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租赁制。赵晓雷等人认为把国有中小型企业出租、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实施“国有民营”,这是搞活市场经济的较好方式。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租赁制是公有制实现形式之一。第三种观点,也是主流的观点认为是公司制股份制,也就是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应当选择公司制尤其是股份制。厉以宁、吴敬琏、钱颖一、张卓元等人认为公司制股份制企业是产权关系明晰的法人组织,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化和最好形式。厉以宁:《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吴敬琏、钱颖一:《关于公司化》,《经济日报》1993年8月24日;张卓元:《国企改革建言》,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三 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完善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全面系统论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完善方面的文献较少见,但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体制度方面发展完善的文献则非常丰富。

1.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存在主要问题的观点

雪明等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主要表现在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突出,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监事会难以发挥作用,经理层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雪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学习时报》2012年4月10日。二是企业党建工作与现代企业要求不相适应。这可以说是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王勇在《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国有企业改革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国有大型企业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国有企业的规范董事会建设都还需要深化;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与市场经济要求有很大差距,国有企业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真正形成。二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2.关于我国国企改革和国企制度发展方向的主要争议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国企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上一直流行着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国企低效论”、“国企垄断论”、“国进民退论”、“国企制度西化论”、“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论”等,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干扰作用。纪宝成、张宇、程恩富、方兴起、梁军、季晓南、林岗、张晨、马淮、肖斌、胡鞍钢等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了系统批驳。纪宝成:《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张宇、张晨:《“国有企业垄断论”的谬误》,《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期;程恩富、方兴起:《国企与民企要同舟共进》,《光明日报》2012年6月10日;梁军:《关于国企改革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南方日报》2012年3月27日;季晓南:《警惕以反垄断为名丑化国企》,《经济日报》2012年4月6日;林岗、张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2期;马淮:《“国进民退”争论中应反思的几个问题》,《红旗文稿》2013年第8期;胡鞍钢:《“国进民退”现象的证伪》,《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肖斌:《“国企低效论”辨析》,《求是》2016年第18期;胡鞍钢:《全球化视野下国企改革的方向》,《国资报告》2015年第2期。综合来看,大家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达成了以下一些共识:①我国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不仅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基础,而且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②“产权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私有产权高效论”与世界范围内的企业发展实践并不相符。③企业垄断有自然垄断、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等多种性质,对于我国大型国企的垄断要区别看待和对待;在消除垄断、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同时,我国大型国企还需要进一步提高集中度,以打破西方国际资本垄断。④我国国企和民企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零和博弈”;统计数据也表明“国进民退论”站不住脚,我们不宜一味争论“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而要深入讨论如何加快推进“国民共进”。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英美的现代公司制度,而是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⑥我国的国有企业与西方的国有企业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不但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要通过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将国有经济打造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军。

3.关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完善指导思想的观点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功能定位、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分类监管,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新的要求。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系统阐述了“四个全面”的重要战略布局,对于深化国企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针对深化国企国资改革,进一步明确、强调了以下几点: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打造市场化运作平台;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原则意见提出了全面系统的实施指导意见,这一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该文件出台以来,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其重要配套文件的制定出台工作,至2016年9月已相继制定出台了18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1+N”政策体系基本建立。笔者这篇博士论文在2015年6月前完成,我国对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1+N”系列文件政策从2015年9月才开始陆续发布实施。

4.关于国有企业如何进行功能定位和分类改革的观点

关于国有企业如何进行功能定位,杨瑞龙提出,应该按照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别,大体上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企业和非竞争性企业两大类。杨瑞龙:《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及分类改革战略的实施》,《国企》2013年第7期。金碚提出,我国国有企业有三大作用,一是弥补市场缺陷,二是发展战略性民族产业,三是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决定性力量。金碚:《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企业改革论坛》,改革出版社,1998。为此,他认为作为一种特殊企业,国有企业可以分为竞争性产业、战略性资源产业、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中的管制性垄断产业、自然垄断产业、公用事业、非营利行业、敏感性产业、高社会风险产业中的国有企业以及一些民间不宜经营的特殊行业等十类。邵宁认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有企业向两个方向即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集中。李会:《发挥公益性国企作用需先捋清国资管理机制》,《中国产经新闻》2011年12月15日。胡钰认为,我国的国有企业有四大存在价值,一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提升国际竞争力,三是保障国家安全,四是实现共同富裕。胡钰:《认识国企要有思想定力——国企的改革历程与存在价值》,《人民论坛》2014年1月10日。黄群慧、余菁认为,根据企业使命和承担目标责任性质的不同,可将国有企业分成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种类型。黄群慧、余菁:《界定不同国企功能,推进分类治理与改革》,《经济参考报》2014年7月14日。关于国有企业如何推进分类改革,金碚提出,作为特殊企业的国有企业须接受双重绩效评价,一是市场评价和企业效率或竞争力评价,二是所有者利益或国家和人民意志评价。金碚:《论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4期。黄群慧、余菁认为应建立差异化国企分类治理体制:公共政策性国有企业,主要考核政策性目标的履行情况;特定功能性国有企业,应区分商业性和政策性业务活动,再分别从营利性和政策使命角度予以考核;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重在考核国有资本的投资收益水平。

从国务院国资委的视角来看,据笔者了解,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今后发展需要,国资委下一步可能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两大类,其中商业类进一步划分为商业一类、商业二类。商业一类是指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商业二类是指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或处于自然垄断行业、经营专营业务、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国有企业。以此为基础,国资委将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类改革、分类监管、分类考核。在分别于2015年9月和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提出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其中,将商业类国有企业又分为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以及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两类。

5.关于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观点

厉以宁认为,现在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要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提升到国有资本体制改革的高度,着重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厉以宁:《国企改革重在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文汇报》2014年3月18日。谭啸提出,管资本就是要管好国有资本的投向、“伙伴”、“掌柜”、“账本”及回报。谭啸:《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红旗文稿》2014年第14期。张宇提出,改组或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有三条路径:一是巩固和完善现有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二是将更多的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改造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三是打造一批新的产业投资公司和金融投资公司,强化产业整合,推进国有资本的流动重组。张宇:《国有企业新改革论》,《求是》2014年第2期。刘纪鹏认为,抛开现有集团公司新设一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这种画蛇添足的做法绝不可取,只会造成委托代理链条的无意义扩展及国资监管成本的无谓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其与现有集团公司争地盘、争利益、与国资委撞车的混乱格局。刘纪鹏:《不宜新设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中国经营报》2014年1月4日。邵宁提出,国企改革亟须厘清五大问题,一是需要创造条件去实现真正的“管资本”,二是不宜简单否定“管人管事管资产相结合”的原则,三是汇金公司还不是国企改革的体制样板,四是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难度完全不一样,五是授权大企业作为国资运营公司比较稳妥。邵宁:《国企改革亟须厘清五大问题》,《企业观察报》2014年4月28日。

王怀宇、张永伟、贾涛深入分析了国有资本运营机构的国际经验,他们认为,从全球来看,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基本有三类:一是综合类投资运营公司,以新加坡淡马锡为代表;二是基金类投资运营机构,如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三是实业控股类公司,如法国电力公司。这三类机构在政企关系、内部治理和资产管理手段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对我国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具有借鉴意义。王怀宇、张永伟、贾涛:《国有资本运营机构的国际经验》,《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2月13日。袁东明、陶平生则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拟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运行与治理机制,认为从其与国资委的关系来看,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出资人,依照公司法规则行使股东会职权;从其自身定位及与出资企业的关系来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市场化的国有资本运营机构或市场化的出资人,直接持有国有股权,不直接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国有资本布局调整、保值增值和特定政策目标等功能。袁东明、陶平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运行与治理机制》,《中国经济时报》2015年1月19日。通过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大家在如何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及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方面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一要把握管资本为主的实质要求。国资委应以产权为纽带,抓好产权,下放事权,主要通过公司章程和法人治理结构来依法履行好政府层面的出资人职责。二要明确管好资本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实施国有资本运作,管好国有资本投向,提高国有资本回报以及维护国有资本安全。三要落实国有资本运作的市场主体。要通过依法将部分股东会权利授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董事会行使,尊重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经营权利来搭建好管资本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平台黄淑和:《把握正确方向,加强指导监督,努力推动地方国资监管工作开创新局面——在全国国资委系统指导监督工作研讨培训班上的讲话》,国务院国资委网站,http://www.sasac.gov.cn/n8352/n8446/n8447/c1539379/content.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9月26日。在分别于2015年9月和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和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要求科学界定国有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边界,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依法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和其他直接监管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的专业平台,依法自主开展国有资本运作,对所出资企业行使股东职责;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主要通过划拨现有商业类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注资组建或选择具备一定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改组设立。

6.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观点

何自力、常修泽、刘伟等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创新,是破解我国经济改革难题的关键所在,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何自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求是》2014年第18期;常修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混合所有制经济》,《光明日报》2014年7月2日;刘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制度创新》,《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年第1期。。周新城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股份制经济)可以有两个方向、两种前途:一是发展公有制控股为主要形式的混合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二是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控制、利用社会主义经济的形式和私有化的工具周新城:《怎样理解混合所有制》,《红旗文稿》2014年第7期。。张宇认为,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要因企施策,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国有企业,必须国有独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母公司层面应国有独资,子公司层面可以实行混合所有制;其他国有企业也存在国有绝对或相对控股或国有参股等多种混合形式。张宇:《国有企业新改革论》,《求是》2014年第2期。楚序平提出,当前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应该是积极的大股东;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领域上,不能搞所谓限制国有经济在竞争性领域的负面清单;员工持股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亮点,是21世纪的新公有制,要规范而又积极推进员工持股改革。楚序平:《发展混合所有制不能开列“负面清单”》,《中国总会计师》2014年第11期。彭建国提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七个领域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应作为禁止、缓行或谨慎操作的负面清单。彭建国:《应尽快制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政策》,《中国证券报·中证网》2014年10月25日。

厉以宁、高明华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关键是要装“新酒”,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不应该过度强调国有资本的放大功能,而应该强调通过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来保护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有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这样才能调动各种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厉以宁:《在调查混合所有制中发现的几个误解》,《北京日报》2014年4月4日;高明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键是要装“新酒”》,《学习时报》2015年2月4日。常修泽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应实行“四线并进”:一是立足于国有企业,吸引民营资本、外资与国有资本融合;二是立足于民营企业,让国资、外资与民营资本融合;三是立足于外资企业,让国资、民资与外资融合;四是立足于企业员工,实行员工持股。常修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光明日报》2014年4月30日。陈东征、赵欢、宋清辉等人认为,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而通过相对公开、透明的资本市场实现混合所有制是现实中最可行、最稳妥的方式。朱宝琛:《资本市场新担当:混合所有制“天平秤”“透视仪”》,《证券日报》2014年5月26日。而鉴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复杂性,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已经明确要求要“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国务院国资委也提出,要稳妥、规范、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坚持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不是全覆盖,不设时间表,不定硬性指标,不划统一标准,一企一策,成熟一个改革一个。在分别于2015年9月和2016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和《关于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分类分层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推行混合所有制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按照市场化原则决定薪酬;探索在符合四种条件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实行员工持股,员工持股主要采取增资扩股、出资新设等方式,优先支持人才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开展试点,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等持股。

四 国外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制度研究方面的文献综述

总的来看,国外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制度专题研究方面的文献并不多见,多数文献主要探讨“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刘爱武:《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博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2;翟亚柳、乔君、陈鹤:《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概述》,《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认识也大多认为其与西方国有企业类似,认为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方向就是走向私有化、民营化,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更为客观、务实的观点。

1.从“中国模式”视角看待中国国有企业制度走向的观点

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资深咨询顾问雷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意义上的“北京共识”,认为其准则是既务实又理想,其灵魂是创新和实验,它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重视社会发展。他认为,针对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人们已经普遍不信任,“北京共识”正取而代之。1999年,俄罗斯的奥夫钦尼科夫在《议会报》发表题为《黑猫现在也能抓住老鼠》的文章,概括了中国经验的四个重要特点:一是从农村而不是城市开始改革;二是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开始改革;三是确保大多数公民的社会需要,不急于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四是充分利用国家的调控作用,不允许社会两极分化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一文中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谈到了中国模式的独特内涵及作为中国模式主要内涵之一的中国国有经济制度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的走向。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联合早报》2010年5月11日。他认为,只有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才能深刻理解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从历史上看,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看待和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提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基于中国几千年来所延续下来的政治传统和独特的历史基础,有其合理性,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认为,他20年前提出的“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世界需要在多元基础上实现新的融合。刘娟、邵光学:《从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转变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2期。

2.关于国有企业私有化、“国企低效论”、“国进民退论”、“国企垄断论”和国企改革走向等的不同观点

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让·梯若尔研究认为,从理论上讲,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的说法不成立,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通常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出效率和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于晓华、魏昊:《垄断性国有企业不需要也不能实行私有化》,《红旗文稿》2015年第4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一书中提出,某些自由市场主义者认为,迈向成功的第一步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事实是竞争和激励机制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周立群、韩亮、余文波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第297页。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教授Carsten A. Holz指出,对1987~2000年中国所有工业企业的一项详细比较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赢利差距完全能够从国有企业更高的税率和更严重的资金紧张状况得到解释,换句话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之所以低下,是因为国有企业承担着太多社会主义所必须提供的社会责任,放弃国有企业实际上就是要放弃社会主义本应提供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等。Carsten A. Holz,“Long Live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eflating the Myth of Poor Financial Performance,”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3(2002).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英国伦敦前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认为,中国将国有企业视为其经济的核心,这一事实是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私有制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关键的结构性特征。中国经济体系的增速超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有三十多年,有鉴于此,我们应当探讨:中国的国企与其更优越的经济增长率之间有怎样的联系?为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产生了更佳的经济表现?引发国企改革的具体问题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将指明应该如何改革。罗思义:《国企给中国带来巨大优势》,《红旗文稿》2016年第7期。

关于大家众口一词的“国进民退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 Lardy分析认为,近十年来中国所谓的“国进民退”没有有力的证据,相反,统计数据表明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民进国退”,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Nicholas R. Lardy:民进国退——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报》2014年第71期,2014年9月26日。他还通过数据说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也是一个认识误区,实际情况是,国企的垄断只存在于极少数行业,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度都在不断提升,即便是被视为支柱的重工业也不例外。麦肯锡公司高级咨询顾问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提出要重新评估中国国有企业,表现良好的国有企业的事实和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高效关键在于开放性,而非所有权归属。Jonathan Woetzel,“Reassess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Mckinsey Quarterly(2008).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撰文认为,当年中国的国企改制采用了抓大放小的策略,总体上是成功的,剩下的国企其核心价值是以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不是以追逐利润为第一价值目标;中国国企上缴的利润不到15%,尽管如此,剩余的利润都最终计入国家资产账户,要么用来发展,要么转化为新的资产,今后它们会成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一部分;今后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消失,大家会看到这些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它们将是中国人民的命根子。〔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国有企业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参考消息》2012年4月17日。关于国企改革的走向,许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正在由过去的以资产所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企业,向以资本概念为基础、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股份公司为中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其监管方式主要体现在“法人治理”。翟亚柳、乔君、陈鹤:《近十年来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概述》,《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部分外国学者也认为,欲速则不达,中国应充分认识到国企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困难,继续确保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平衡,是中国长期推进改革开放所必不可少的条件。〔日〕横田高明:《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创土社,2005。《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刊载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的一篇文章对中国当前的国企深化改革进行了分析展望,认为国企改革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为私有化,它应包括国企在公司治理结构、经营独立性、激励机制、预算约束和经营环境方面的系统转变。汪涛:《未来几年国企改革的具体机会有哪些》,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cn.wsj.com/gb/index.asp,最后访问日期:2015年5月1日。

3.关于中国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建议的观点

应该说,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学者、政府或国际组织关于国有企业治理的一般性观点集中体现在《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等文献中。张春霖:《改善国企公司治理关键何在——“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解读》,《财经》2005年第5期。关于中国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许多国外学者或组织都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世界银行曾经在系统研究国有企业治理方面的国际经验后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需要抓大放小、专注于大型国有企业;二是需要聚焦目标、专注于资本的有效利用;三是需要独立运作、建立专业化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商业化的“第二层次”股东;四是需要授权经营、赋予国有企业董事会以实际权力。高伟彦、张春霖:《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从国际经验看中国》,《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1月14日。

2012年2月,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该报告再次简要提出了关于中国国企改革的几点建议:一是国有企业要通过证券化等方式来多样化国企所有权;二是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市场化运作国有资产;三是政府要认识到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将是提高中国企业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关键,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支持民营企业,鼓励国企通过竞争自我改革。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吕晶晶、牛明刚、陈凤玲译,《安邦战略观察》2012年第289期。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资产监管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国有公司治理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制度五大基本制度,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的国内外文献来看,全面系统或从总体上论述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这五大制度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及发展完善的文献并不多见,但如前所述,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五大制度具体层面来阐述其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及发展完善的文献则非常丰富。

进一步来看,由于对今后国企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中央“四个全面”等战略思想近几年才提出,理论界对于如何落实这些战略思想来深化国企改革,特别是对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重要决定中提出的以管资本为主,通过打造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加强国资监管、积极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在此基础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思想,如何理解并结合我国国企改革发展实际加以落实都还处在争论探讨中,笔者将结合这些丰富的文献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理论形成、主要内涵及发展完善,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发展完善进行系统研究,对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路和观点。如前所述,从本论文的完成到本书稿现在准备出版已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中,以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为标志,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1 +N”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资国企深化改革的原则意见提出了全面系统而又操作性强的实施要求,这对于笔者利用这次书稿出版之际补充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