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制定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背景
在“九五”期间,政府采用了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了我国宏观经济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经济发展出现重要转机,全面完成了“九五”计划的主要任务,为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创造了条件,也为新时期反贫困斗争打下坚实基础。但农民收入增长的持续放缓,一些受灾地区出现返贫现象,影响了部分地区反贫困目标的实现。
(一)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提高
“九五”期间,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发展(见图1-1),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8.3%。超额完成“九五”年均8%的计划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从世界低收入国家跃入中下收入国家行列。同期,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2000年的国家财政收入达13380亿元,5年内平均增长16.5%,是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三次产业共同发展,按可比价格计算,“九五”期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年均增长3.5%、9.8%和8.2%。产业结构比例由“八五”末期的20.5∶48.8∶30.7变为2000年底的15.9∶50.9∶33.2,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有所提高。
图1-1 1991~2000年GDP总额及其增长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主要农产品产量迈上新台阶
“九五”期间,各地非常关注农业生产发展,政府积极增加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九五”后期,为适应主要农产品需求结构的变化,在稳定主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大力调整农业生产结构,积极发展大农业,加快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取得了明显成效。1996~1999年粮食产量每年均保持在5000亿公斤左右,为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00年油料产量、水产品产量、肉类产量比1995年分别增长31.1%、70.4%和19.2%,较好地满足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但2000年粮食生产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种植面积调减的影响而减产,全年粮食产量为4625亿公斤,粮食减产对部分地区返贫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农民收入进一步增长,但增速逐年下降
“九五”期间,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8元增加到2253元,增长了42.8%,年均递增7.4%,扣除物价因素,年均实际增长4.7%,为农村居民从温饱向小康生活的跨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民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增长格局。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稳中趋降;工资性报酬变为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家庭经营收入构成中,第二、第三产业收入增长较快。在此期间,农民市场意识增强,现金收入增长较快;但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成了扶贫开发的不利因素。随着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中西部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缩小了东、中、西部收入的差距。农民收入增长速度逐年放慢,增收难度加大,这给脱贫致富增加了难度,也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启动和消费增长。农民收入增幅下降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供过于求,导致价格大幅回落所致。
(四)消费提高,农村居民生活继续改善
全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普遍提高。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落实,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快于中部和东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向着逐渐减少生存性消费比重,不断提高享受和发展性消费比重变化,消费质量明显改善。大部分农村居民向小康生活过渡,物质消费水平明显提高。膳食结构向营养、科学型发展,衣着消费从保暖型和传统型向潮流型和城市型转变,居住支出增加,住房质量和居住条件改善。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明显改善,农村居民的出行和联络也更加便利,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交通通信支出快速增长。
(五)基础设施和社区状况明显改善
从1998年开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逐年增加国债发行量,将资金投入防洪防涝、农田灌溉、储备粮库、铁路公路、重点空港、邮电通信、环保设施、城乡电网、城市公共设施等基础设施。截至2000年,全国农村有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公路,比1995年增加6个多百分点;设邮政局(所)的乡镇从1995年的78.1%增加到2000年79.8%; 80%以上的行政村通了电话,农村电话用户2000年比1995年提高了2倍;95%以上的行政村通了电。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了落后地区脱贫的步伐。
(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全国农村土地已完成第二轮承包工作,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不变。国家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农村税费改革开始起步,农村集体财务与资产管理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健康发展。农业法制建设也迈出坚实步伐。“九五”期间,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9部农业法律法规,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对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距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难以克服的矛盾。城乡差距首先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上,1997年城乡居民名义收入比为2.47 ∶ 1, 1999年扩大到2.65 ∶ 1,这种差距仍然呈扩大趋势。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在住房、医疗、交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获得的大量政府补贴,实际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会更大。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电信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城乡居民在交通、安全饮用水、电信等服务上的差距则更加突出。多年来形成的工业和农业分离,且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农村支持城市发展、农民与非农民差异不断扩大的状况,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趋势在今后的发展中亟须扭转,加强扶贫开发成为缩小发展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尤显重要。
(八)农村贫困状况大大改善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基本完成推动了我国农村贫困状况显著改善。1994~2000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7000万人减少到320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7.6%降低到3.5%。同期扶贫工作重点县的绝对贫困发生率从25.9%快速下降到8.9%。到2000年底,贫困地区通电、通路、通邮、通电话的行政村分别达到95.5%、89%、69%和67.7%。贫困地区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所下降。办学条件得到改善,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有318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发展迅速,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大多数贫困地区乡镇卫生院得到改造或重新建设,缺医少药的状况得到缓解。这个时期,国家推广了一大批农业实用技术,农民科学种田的水平明显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沂蒙山区、井冈山区、大别山区、闽西南地区等革命老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些偏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历史上“苦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地区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经过多年开发建设,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条件明显改善,贫困状况大为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