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一）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述评

1．有关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

“党的建设科学化”和“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目前，学术界高度关注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对此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文章逐步增多。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我们发现，截至2013年底，以“党的建设科学化”为主题的文章有617篇。著作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长江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010）、梁君思的《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研究》（2011）、周鹤龄的《党的建设与党建理论》（2009）、张永明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科学化研究》（2011）、王顺洪和张华的《高校党建科学化探索与实践》（2011）、中央纪委研究室的《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初探》（2009）。综观这些研究成果，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性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党中央之所以要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战略思想，主要是基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变化（《人民日报》，2009）。其必要性体现在：从世情来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有效应对“三大”“三新”新挑战的要求；从国情来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适应我国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的要求；从党情来看，提高党的科学化水平是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问题的根本办法（许青云，2010:21—25）。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的需要；是完成国内建设任务的需要；是彻底改变党的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的需要（张书林，2009:13—17）。

有的学者侧重于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视角来论述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必要性，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提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水平的迫切需要，是提高治党治国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履行党的执政使命的迫切需要（秋石，2009:28—31）。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在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规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新形势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增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科学发展能力的要求，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是解决党内存在的与科学发展要求不符合不适应问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要求”（杨绍华，2010）。

有的学者从党建历史经验的角度来阐述党建科学化的必要性，认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对我党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的总结，是党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中心任务的准确判断，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最为直接的参照系是苏联及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灭亡的悲剧教训（高晓欣、李冰，2011:127—129）。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世情、国情、党情的根本要求（隋灵灵，2010:33—36）。

（2）“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

“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是理论界进行相关学术探讨的逻辑起点，也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涵。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党的建设科学化从根本上讲是自觉地认识和运用规律，就是规律化（蔡长水，2010:20—21）。第二，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要求党的建设按政党活动规律来办事，就是党的现代化，就是党的活动的制度化”（王长江，2009）。第三，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紧紧围绕 ‘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理论主题，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在正确认识和深刻揭示我党自身发展和建设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党的建设，着力提高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水平，增强科学管党、科学治党的能力，使党的建设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在科学化的轨道上把党的建设不断推向前进”（唐晓清、潘立魁，2011）。第四，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党的建设走上科学化轨道的状态与过程，它重在通过一系列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的运用，努力使党的建设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以实现和达到切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提升党的建设水平、党的执政水平和党的领导水平，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领导地位之目的”（张书林，2010:67）。第五，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党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适应时代、环境、任务等情况变化的需要，不断创新发展理念、调整自身结构、完善功能机制、改进活动方式，从而使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实践状态与过程”（季明，2010）。

（3）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些基本经验包括：“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发展创新是前提；加强党的建设工作，调查研究是基础；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主体意识是关键；拓展党的建设科学化，实现途径是保障。”（胡国喜，2011）“应该把制度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以保障党员权利为核心；充分发挥党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性；以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党建科学化；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赵铁锁、王广峰，2012）“认清党的历史方位，明确党建总目标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逻辑起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动力源泉；党建推进模式的转变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重要着力点；党内民主是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必由之路。”（李峻，2011:8—12）

（4）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特征和实质

目前学术界对党的建设科学化特征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认为“党建科学化的特征表现在规律性、导向性、相对性、整体性、制度性和民主性六个方面”（张书林，2010）。第二，认为“党建科学化的特征是规律性、人民性、实践性、整体性、制度性、民主性和创新性”（季明，2010）。第三，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系统性、规律性、时代性和中国化四个方面的本质特征”（王宏，2011）。第四，认为“规范是党建科学化的主要特点，即要在认识规律的过程中形成科学的制度和方法，有章有法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李君如，2009:4）。

关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质，有的学者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质在于创造一个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模式”（丁俊萍、李向勇，2010）。有的学者认为，其实质在于“倡行一种尊重事物变化发展规律的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使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真正立基于科学，立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客观规律之上，摒弃违背科学、主观臆造、盲目蛮干等愚蠢做法，从而卓有成效地实现党的建设的预期目标”（常黎峰，2010）。还有的学者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质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邹庆国、姚桓，2010）；就是“在认识规律基础上的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张兆本，2010）。

（5）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路径

如何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是理论界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要围绕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中央领导人的系列讲话精神，对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第一，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有的学者认为，“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理论等”（金晓钟、徐本岩、刘莹，2010）。“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善于运用科学理论开展实践活动，尊重并体现科学理论的创新品质。”（储霞，2009）“最根本的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深入研究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指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健康发展。”（许青云，2010）

第二，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一些学者认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必须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只有不断增强制度和制度体系的严密性、科学性，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才能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保障”（江金权，2009:1）。一些学者认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点是要提高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水平，其基本思路包括：保证制定的制度行得通和做得到；注重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的结合；注重党内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的衔接；注重党内制度之间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增加党内制度的严密性，减少执行制度的自由裁量权”（张晓燕，2010）。还有的学者认为，“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与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秋石，2009）。总之，“以科学制度保障党的建设，一方面，要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要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切实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充分发挥制度的指导和规范作用，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许青云，2010）。

第三，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有的学者认为，“以科学方法推进党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继承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方法，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实践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统筹兼顾的方法、群众工作的方法等”（秋石，2009）。也有的学者认为“最根本的是不断创新党要管党的方法路径，即实现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型；坚持自上而下的管与自下而上的管 ‘两手管’；党要管党必须与从严治党相结合；党要管党必须与党管干部相结合”（张书林，2009）。还有的学者强调，“既要继承和发展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方法，也要积极运用现代管理学、组织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还要借鉴国外政党的有益做法，努力形成科学的思维、科学的领导、科学的决策、科学的管理。要善于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科技手段，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工作在内容、形式、载体上的创新，进一步提高党建工作的效率和覆盖面。此外，还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服务大局为根本，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许青云，2010）。

2．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评述

自从2009年党中央正式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命题以来，学术界广泛关注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深度有待加强。近五年来，虽然研究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文章逐步增多，但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是党务工作者的工作经验总结，其理论性不强，缺乏深入思考。

二是研究领域有待拓展。理论界在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领域，尤其是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缺乏从科学化的角度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经验进行理论升华的力作，也缺乏对新形势下提升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的理论指导。

三是研究方法有待创新。目前理论界在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方面主要采取的是规范研究，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和方法以及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研究方面还相对薄弱。

（二）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述评

1．关于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

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以来基层党建研究领域的崭新课题，但这并不是说农村基层党建过去的研究都不科学，或是说对农村基层党建的研究从2009年才开始。事实上，对农村基层党建的研究由来已久，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就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学界虽没有提出“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这个词，但研究却蕴含着科学化的一些思想。通过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我们发现，从1990年到2013年，主题为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论文共296篇，其中1990—1999年32篇，2000—2008年84篇，2009—2013年180篇。2009—2013年的论文比2009年以前的总和还要多。在著作方面，以农村基层党建为研究对象公开出版的专著有12本，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卢先福、龚永爱主编的《农村基层党建历程》（2011）；肖剑忠著的《农村党建工作创新》（2011）；肖纯柏著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途径研究》（2011）；张耀光、毛七星主编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2006）；江玉桥著的《新时期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研究》（2010）；中央党校党建部课题组的《农村社区化发展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2009）。总体来说，目前关于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农村基层党建面临的挑战

已有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当前农村基层党建面临的挑战。

有的学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述农村基层党建面临的困境。由于受市场经济转型、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需求多样化的影响，农村基层党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目前缺人才、缺资金、缺机制、缺方法（毕孟琴、姜中强，2010:42—43）。有的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大量出现并且涌入城市，造成了农村党员结构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衡、党员队伍素质能力差，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水平差、效率低下等问题（王继夏等，2012）。还有的学者认为，新形势下农村党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基层党组织设置方式滞后；党组织社会整合功能不强；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崔建平，2012:65—67）。

有的学者从村民自治与农村基层党建的关系角度出发阐述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村民自治在全国普遍推行后，村党组织面临自身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等方面相对滞后的问题；有些村党组织在领导村民自治进程中出现了“两委”关系异化、村党组织领导权威受到挑战、村委会直选中贿选问题向纵深发展的问题；当前村党组织领导村民构建和谐农村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治安、干群关系、宗族势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等等（李宏昌，2009:56—58；王华斌，2011:111—114）。此外，一些地方出现了村级党组织运行机制不适应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变化的情况；村民委员会选举的竞争日渐激烈且情况复杂；乡镇党委、政府与村委会、村支部关系运转不同步、难协调的问题（牛君，2009:41—45）。还有一些村级党组织面临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缺失、治理权威弱化、治理出现“盲点”和治理行为失范问题（米永平，2012:127—129）。

有的学者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农村基层党建的关系角度出发阐述农村基层党建存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五个不够适应”，即设置方式不够适应；战斗力不够适应；领导水平不够适应；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够适应；工作机制不够适应（吴爱军，2010:168—170）。还有的学者认为，党组织的权力的影响力下降；农村民间组织对基层党组织形成了很大冲击；农村基层党组织自身凝聚力、战斗力弱化；基层党组织自身执行力方面存在问题（刘华，2011:23—25）。还有的学者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体制转换、生产经营方式转变、身份性质转变和发展观念转变带来的问题（宋晨观，2007:314—315）。

（2）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

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有的学者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指出农村党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推动农村发展、服务农民群众的功能，具有凝聚农村人心和促进农村和谐的功能（闫璐、鲍振东，2011:82—83）。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担负领导发展、规划导向、服务群众、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宣传教育、促进和谐、示范引导和吸纳培育输送社会精英等八项功能（吴梅芳，2009:28—31）。

有的学者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障碍性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自身组织结构障碍、运作方式障碍和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村其他组织契合程度不高三个方面（中共安徽省委党校课题组，2009:51—54）。

有的学者提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的途径。他们指出必须重构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领导农民走农业产业化、乡村治理民主化与法治化、文化发展现代化、社会发展和谐化的现代发展之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吴晓俊、何渭巍，2011:230—233）。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实现必须以农村基层党组织所处区域性和阶段性为基本坐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民主化为动力内核，以农村基层党建制度系统化为基础支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外部环境优化为重要推力（殷焕举、李毅弘、杨雅涵，2011:90—93）。

（3）关于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的措施

理论界围绕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的措施和途径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学术界普遍认为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新境界。具体而言，要做到以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重点，高度重视维护和实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以选好村党组织书记为关键，培养造就大批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着力点，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引领发展、增收富民的能力；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切实改革基层组织设置形式和活动方式（宋晨观，2007:314—315；毕孟琴、姜中强，2010:42—43；王乃波，2007:43—44；魏宏，2006:5—7；吴爱军，2010:168—170）。

有些学者侧重于从工作机制的角度阐述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路径。特别强调要建立“两委”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协调运转、规范监督的运行机制；建立竞争性机制，巩固和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村民自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民主自治权力的监督和约束（牛君，2009:41—45；夏宝龙，2010:6—8）。有些学者指出要建立科学的选任机制，提高村级班子的整体水平；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保证村级工作有效运转；建立科学的帮扶机制，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完善的服务机制，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衣启岩，2009:51—52；华金国，2010:34—35；王芝华，2012:57—67；刘继标，2009:32—33）。创新农村基层党建体制机制的基本思路是调整组织设置，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健全运行机制，完善保障条件（郭献功，2011:18—22）。

有些学者侧重于从领导方式的角度阐述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路径。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创新领导方式：要由直接包揽或党组织弱化向“抓大放小、协调各方”转变；要由传统的发号施令的方式向现代的民主、引导、服务的方式转变；要从“单一化”和“机械化”向“多元化”和“科学化”转变。提升农村党组织的能力，要由专向型向复合型转变（张小虎，2007:51—52）。

（4）关于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方法和模式的探索

一些学者和农村基层党务工作者从经验的角度观察近年来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方法和工作模式的创新，总结新鲜经验。

湘西广泛实施了以“党建责任制、公开承诺制、考核评价制和行动目标卡”为主要内容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举措（简称“三制一卡”党建工作法）（中共湘西自治州委组织部、州委党校联合调查组，2011:48—50）。

遵义市基层党组织从2009年初开始创建服务型党组织。这一举措凸显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职责，打造了党务资源、政务资源及社会资源为一体、合力推进的四级服务网络体系，建立健全了可持续发展的服务制度和机制，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走上了信息化、现代化之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课题组，2010:24—27）。

韶关市在农村基层党建的探索过程中积极实施“五大工程”，即基层支部创先争优、整治赶超工程；农村党员创业致富引领工程；农村支部书记和后备干部培养工程；基层组织建设保障激励工程；城乡党建资源统筹工程。通过这“五大工程”建设，推动基层党建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廖显辉，2013:121—125）。

襄阳市积极探索推行“三三制”工作法，走出了一条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三三制”模式，内容包括“三位一体”“三会治事”“三联共建”。“三位一体”是组织设置模式，即将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融为一体，主要负责人实行“一肩挑”，班子成员交叉任职，三套机构一套班子。“三会治事”是民主运行机制，即村重大事务实行党组织会议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三联共建”是组织保障机制，即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唐良智，2011:39—40）。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学者也逐渐总结出多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党建模式，主要有公推直选模式、“支部+协会”模式（合作社模式）、三级联创模式、统筹城乡党建模式等。一些学者还对农村社区党建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逐步构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层党建新格局，不断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的建议（崔建平，2012:65—67）。

2．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评述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研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密切相关。对农村基层党建的研究，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探索，都是在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学界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村民自治的推广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任务，对农村基层党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果。

二是研究注重与基层实际相结合。近年来，各地农村基层党组织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结合当地生产生活实际，探索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党建工作方法和模式，其中不乏值得推广的新鲜经验。

三是研究内容逐步得到拓展和深化。从组织建设的探讨逐步深化到制度建设，这侧重的是体制机制的完善；从就党建谈党建逐步延伸到党建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

尽管农村基层党建科学化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就其研究现状来看，仍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研究多数停留在工作经验和交流层面，缺乏学理思考和理论升华。

二是在内容上，研究缺乏对农村基层党建规律的总结，缺乏对农村基层党建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

三是研究方法不多，在如何借鉴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成果和方法开展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