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兴市场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所谓新兴市场，是泛指一些正在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韩国、巴西、南非和中国等。这些国家和地区通常劳动力成本低，天然资源丰富，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会将生产线移至新兴市场，凭借低廉的劳动成本增强竞争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地区也会向这些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买入廉价的原材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借此获得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善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并带动经济发展。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在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呈现与西方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的发展路径。

一 印度的现代化道路

印度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发展中大国。20世纪40年代，在政治上取得独立之后，印度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作为英联邦成员国和金砖国家的成员，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引人瞩目，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印度实现了从不发达市场经济向较发达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某种意义上说，印度是新兴市场国家中现代化发展的典型。

从印度走向现代化总的历史过程来看，其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英国的殖民统治揭开了印度现代化的序幕，使印度现代化在被动中启动，客观上为印度社会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把印度拉入现代化的轨道。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取得独立，为走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创造了前提。但此时印度总体生产力水平较低，在现代化建设中对发展模式的选择无法脱离现实生产力因素。当时世界上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苏联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这两种发展模式，印度没有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样拒绝西方道路，照搬苏联模式。印度的首任总理尼赫鲁尝试走“第三条道路”，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公营与私营经济并存的准社会主义类型国家。1948年，国大党政府依据计划经济和混合经济政策颁布工业政策决议，由此奠定了印度现代化模式的基础。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尼赫鲁政府废除了印度农村的柴明达尔（Zamindar System）中间人税收制度，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政府扩大公营经济成分的工业化战略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基础工业迅速发展，形成一个具有较强实力的国营经济体系。

尼赫鲁逝世后，印度保留了尼赫鲁的混合经济模式，但开始强调市场的作用，并开始依靠科技来发展经济。尽管在这一时期印度延续了尼赫鲁的现代化事业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成绩并不理想。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逐渐走出独立以来尼赫鲁时代的旧模式，并向自由主义混合模式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印度政府取消了大部分工业许可证制度，以便为企业平等竞争提供良好的环境；修改了垄断法，大幅缩小政府公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引入自由竞争机制，扩大私营企业的范围；大力对外开放，使内向型经济逐渐朝外向型经济转变；改革和调整外贸政策和体制，提升印度经济的国际化水平等。20世纪末21世纪初，印度赶上了世界知识经济的浪潮，以信息产业为龙头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二 韩国的现代化道路

在近现代历史上，韩国曾长期遭受日本的侵略和掠夺，其经济发展不仅基础薄弱，而且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布局极不合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推动了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1961年是韩国现代化具有里程碑和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韩国开始执行“五年经济发展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是以自由企业为基础，政府直接参与关键工业领域并给予投入。外资加上政府投入，“五年经济发展计划”成功加速了经济发展。韩国的精炼油、水泥、化肥、电子产品和药物纷纷出现在国内市场。工业制成品还带来了惊人的出口增长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的出口增长率大幅提升，引起世界关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实施期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韩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韩国政府用长期贷款购进急需的先进机器设备，所形成的巨大生产力很快抵消了贷款债务。正当亚洲各国仍在忍受石油危机的剧痛时，韩国激进的经济战略引领韩国经济继续高歌猛进。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核心内容是依托重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扩大出口。为此，韩国政府倡导工业机械“韩国化”，即以产品质量来改善韩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四个五年计划使韩国出现了所谓的“汉江奇迹”，一个贫弱的国家在短短20年间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韩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其经济体制的变迁经历了两个“主导”阶段。

一是由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向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变迁。“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严格规定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规范和约束作用，为经济发展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为工业和新型产业的发展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韩国在技术支持引进和资本金融监管方面，建立和完善了统一的审批核查制度，成立了专门机构提供快速、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咨询服务。由政府承担技术引进、资本监管及相关情报搜集和整理的职能，其目的是防止在社会经济发展初期盲目引进、重复引进和引进成本过高等现象的发生，同时提供良好的金融秩序，保障经济健康有效地发展。除工业之外，韩国政府在农业经济方面也制定了诸多政策，比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其他行业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政府给予农民更多补贴等，以保障农民的长期权益，增加农民的收入。

二是由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韩国已经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分工。同时，韩国政府认识到经济全球化需要政府部门减少对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干预，按照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规则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大环境下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由发展。为此，韩国政府把更多的经济调节职能交由市场机制自身完成，建立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和产业结构。韩国的主导体制有效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提高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一方面，韩国尖端技术和高技术人员密集的产业部门加快发展，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竞争条件不断成熟。经过产业结构调整，韩国企业资本积累和技术开发的程度不断增强，产业逐步由高固定资本产业向高技术、信息化产业转化，使韩国跃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三 巴西的现代化道路

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奴隶制的废除和君主制的崩溃。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可称作西化运动阶段。西化运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巴西以美国宪法为蓝本，于1891年制定并颁布了新宪法，建立了联邦共和制；二是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加速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运行；三是仿效欧美的工业化模式，兴办西式实业；四是大力鼓励欧洲移民。西化运动是巴西试图通过仿效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将巴西导入资本主义轨道，使巴西跻身工业化国家行列的一种努力，加快了巴西现代化发展的步伐。

巴西真正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在此期间巴西军人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激进的古拉特政府，建立了军人政权。军人当政期间，巴西高举“发展”大旗，以实现经济现代化为主要目标，提出“高投资、高增长”“出口即出路”的口号，在西化奠定的基础上，将巴西现代化推向了一个更高、更深入的发展阶段。在经济上，巴西实行“专家治国”，继续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道路，进行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复杂替代，比较注重利用外部市场，使巴西经济出现高速增长和“经济奇迹”。在政治上，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为现代化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社会政策上，明确提出以改善居民生活为目标，实行物价指数化，定期调整最低工资制度等社会福利政策。在外交上，从奉行同美国“自动结盟”的传统外交政策，逐渐转向发展多元外交。这一时期是巴西西化运动的飞跃阶段，其中1968～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超过10%，打破了巴西历史纪录，也高于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被誉为“巴西奇迹”。

20世纪80年代末，巴西新宪法的颁布确立了以公平社会政策为优先治国战略的民主体制，巴西开始着力于解决国内收入分配不公和暴力犯罪等问题，所实施的雷亚尔计划使巴西的严重通胀状况大幅改善并降低了基尼系数的峰值，逐步建立了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为巴西后来成为金砖国家夯实了基础。巴西同时注重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科技等领域的开发和投入，重视巩固南方共同市场，并加强同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经贸关系。多种因素的结合，形成了巴西现代化发展的良好局面。在2011年以后，巴西的GDP总量超越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是全球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四 南非的现代化道路

南非的现代化从19世纪60～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使南非成为非洲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南非的现代化属于矿产资源驱动型现代化。南非的工业化进程是从19世纪下半叶钻石、黄金的发现和开采开始的。通过开采和出口钻石、黄金等重要的矿产资源，南非获得了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技术力量，逐步走向工业化和全面现代化。

二战期间，为了满足盟军的需要，南非政府大力发展军需工业，带动了建材、化学用品、机械、电器和纺织口等民用领域的发展。二战后南非制造业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在1945～1949年，南非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9.1%。到1960年，制造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上升到21%。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南非开始重点发展汽车制造、炼油、采矿设备、机械制造和军火工业等重化工业，并兼顾计算机、电子和原子能等高科技工业。南非工业化第二次战略调整由此拉开序幕，开始进入重化工业时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非的工业技术设备由主要依靠进口，转向自己制造并对外出口，包括工程、采矿、电子工业和石油化工方面的技术设备，工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以上，已建立了较发达的现代工业体系，有较完善的基础工业和第三产业，其发展水平居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进入20世纪80年代，南非二元经济制度（即白人的现代工业经济和黑人落后的农牧业经济）及为维护这种二元经济而长期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导致国际制裁越来越严厉，使南非经济由发展转向停滞。

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南非的成立是南非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历史性节点。随着新南非的成立，国际社会取消了对南非的经济制裁，南非与南部非洲国家的对抗消失，南非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新兴市场。南非总统曼德拉及其后任为振兴经济，逐渐形成立足非洲、快速融入全球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即“蝴蝶型”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南非通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建设和倡导“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推动了其与南部非洲国家乃至全非洲大陆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通过本国金融机构和矿业巨头的投资加强了其在非洲金融服务业和矿业等领域的渗透，对非洲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带动作用。近年来，南非经济虽出现了低增长、高失业、贫富差距悬殊等困难，面临劳动力供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支撑经常项目赤字的外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有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但总体上，在南非实施政治变革的20年间，其宏观经济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势头，社会经济取得结构性进展，并成功跻身金砖国家行列，在世界经济中拥有重要地位，其国际社会地位也日益提升。

五 新兴市场国家现代化道路的经验与启示

印度、韩国、巴西和南非的现代化道路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4种典型模式，这些国家在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给予中国现代化发展以启示。

（一）强化后发优势，克服后发劣势，促进经济现代化腾飞

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有早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经验的“示范作用”和后发国家可以利用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管理经验等，后发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上比早发国家具有优势，发展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实践证明，四大新兴市场国家正是适时地把握现代化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克服后发劣势，促进了经济现代化的腾飞。同时，四大新兴市场国家在把握后发优势过程中又呈现不同的特点：印度的现代化过程以“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其后历经三个阶段，其经济自由化和改革公营部门的力度不断加大，私有化经济不断发展；韩国强调经济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济第一主义”是东亚众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建设的最高原则，同时也保障了韩国的现代化跃进轨迹；巴西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的闭关自守，到打开国门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再到依附中的发展，最后达到自主开放的发展这样一个动态过程；南非在现代化过程中也呈现由依附向自主发展的转变，其发展过程和南非自身的要素禀赋和文化特征有很大关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确地发挥了后发优势并且为其从潜在的能力变为现实的优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中国现代化发展成绩举世瞩目。当前，中国现代化发展进入了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交织的阶段，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各种现实问题，使中国曾经出现的后发优势正在不同程度地流失，中国面临新的潜在挑战。将这种潜在挑战引导转化为未来进一步发展的优势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一阶段充分借鉴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继续发挥利用好后发优势仍然至关重要。

（二）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促进民族经济现代化与外向型经济现代化共同发展

四大新兴国家在经济上取得长足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它们能挖掘和利用自身的潜在资源，也在于它们能挖掘和利用国际资源，并逐渐趋向靠资本和技术来利用世界自然资源。它们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善于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尽量避免完全依靠本国自然资源来利用国际资本的发展方式。

同时，四大新兴国家也十分关注其民族经济现代化与外向型经济现代化的共同发展。民族经济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脊梁，没有强大的民族经济现代化，在日益动荡的国际经济现代化环境中，就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生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基础。同时，如果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利用国外资本，就不可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快速增长，也不利于发展强大的民族经济现代化。

我们必须借鉴四大新兴国家的经验，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关系，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强化国际开放合作，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三）政府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科学合理的干预

四大新兴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注重发挥国家的作用，强化和优化国家干预的经济职能，对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进行规划和指导。如印度政府于1950年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从1951年开始执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每个五年计划中，印度政府都规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指标。为了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增长指标的实现，印度政府对公营经济部门实行指令性计划，对有组织私营经济实行指导性计划，对其他私营经济则实行市场调节。同时，为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印度政府还对经济发展实行比较严格的控制。韩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相继制定了不同时限的发展计划，并在不同时期明确了优先发展部门，引导私人资本的投资方向。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实行“出口第一主义”战略，20世纪70年代其又根据形势的变化有步骤地实施了重工业化战略。巴西也制定了分期五年规划、发展纲要以及行业性发展计划。

同时，四大新兴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手段诱导资源配置。政府均用明确的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向，还通过其他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和法律法令，调节和保障既有的发展模式。如20世纪60年代东亚经济转向出口导向阶段以后，韩国政府向生产出口商品的企业提供优惠信贷和税收，通过调整汇率刺激出口，并通过制定中小企业法、限制垄断法、外汇管理法、外资引进法等法律来维护正常的市场运作。巴西则通过保护性关税和外汇管理政策限制与本国产品竞争的外国制成品的进口，特殊的优惠政策和进口汇率鼓励进口替代部门进口原料、燃料和中间产品等。

综观新兴市场国家的成长与发展，凡是经济现代化发展比较成功、少走弯路的国家，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计划。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必须制定符合国情的科学的分阶段的现代化发展规划，有阶段、按步骤地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同时，要优化政府对现代化进程的干预，处理好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政府对非经济因素的干预，要突出重点领域和对象，抓住一些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问题，特别是要突出发展教育和科技，培养国民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廉洁、公正的良好环境，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发挥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综观印度、韩国、巴西和南非的现代化进程，传统文化对其现代化道路都有深刻的影响。印度属于亚洲典型的佛教亚文化圈，韩国属于亚洲典型的儒教亚文化圈，巴西属于拉美典型的基督教亚文化圈，而南非则属于比较充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影响的非洲文化圈。四地虽分属四个不同的文化圈，但这种文化背景对新兴国家的发展呈现相似的影响力。一是伦理性，把家庭伦理规范扩大到政治、经济领域，使权利、义务通过传统文化塑造为社会关系的一种普遍规范，这种伦理规范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是多样性，四地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有助于其选择符合国情的现代化模式；三是包容性，四地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每一次外来民族的入侵，都给四地文化带来不同的成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使之不断丰富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有积极作用。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法并用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我们现在提倡的依法治国和提升国民道德水平的政策不谋而合，这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次，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是任何一种文化都难以比拟的，传统文化中所要求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观，有助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先进文化相结合，将有效激发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传统文化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