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从田野中出发

王斌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族群体育与认同建构——对黑泥屯演武活动的田野考察》，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杨海晨以其田野调查写就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在当年答辩之时，就有评审专家寄希望他在日后能够进行修改并出版，我也对他一直做如此期望。在我们看来，作品的出版面世，一来是作者将多年心血向读者所做的汇报，二来是将自己的观点向学界的宣扬。这种汇报与宣扬，对于加强学术交流、提升学术创新是极有必要的。哪怕这种加强与提升是因为对文章中的观点进行争鸣所引起的，也都必将对推动学术发展多有裨益。幸好，海晨没有让我们的期望落空。在完成答辩两年后，我终于很高兴地听到他说准备出版此书，并请我作序，我欣然应之。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采用田野调查法进行研究的很常见，但在体育领域真正使用该研究方法的并不多见。田野调查法在体育领域的运用，最早可能始于2005年，当时陈华博士的《传统体育与人类适应——因纽特等民族的体育人类学研究》（2005年）、罗湘林博士的《村落体育研究——以一个自然村落为个案》（2005年）、李志清博士的《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以桂北侗乡抢花炮为个案的研究》（2006年）等都运用了田野调查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海晨来我这里攻读博士学位前一直在桂林工作，并已经从事了一些田野调查的研究。以其对学术动态关注的敏锐性，必然不会忽略曾被费孝通等中国人类学先驱所关注过的八桂大地所蕴含的丰富的体育文化。同时，前人田野调查研究的运用对其也一定有所启发。因此，他向我征求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意见时，多次提到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谈到了自己在基于田野调查后对“民族”“族群”“民族体育”的一些看法，还试图从理论上提出“族群体育”这一概念，并希望基于前期的积累、关注兴趣以及地域优势，做一篇田野调查的学位论文，逐步论证这些设想。我了解海晨是一个能够沉得下去、扎得下根的人，对于这样能够深入田野的年轻人的学术构想，我通常是抱以十二分支持的。于是，我们多次一起讨论将来博士论文的关注点、努力方向及注意事项等。选好研究对象和主题后，他就时常下到广西南丹黑泥屯中去进行参与式田野考察，并通过电话或邮件跟我聊一些田野调查中灵光一现的想法。

人类学是以田野调查起家的，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来说，已然超出了方法论的范畴，部分人类学家认为，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唯一特征。我显然不敢苟同这样过于绝对的观点，但很赞同英籍人类学家塞利格曼（G. G. Seligman）的观点，他认为田野调查之于人类学的重要意义不亚于“殉教者的鲜血对于教会”，田野调查是“与人们所熟悉的死与再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在学术成长中，一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死了，一个职业的人类学者诞生”。因此，我认为称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者成人礼的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将更为恰当。海晨选择了其沉浸十余年的异文化之地——广西红水河流域为田野调查点从事研究，进行了一名人类学者“通过礼仪”的历练。我很欣慰他走在了一条脚踏实地的人类学者成长的道路上。在该书中，他通过对红水河流域的南丹县黑泥屯演武节近4年的间断性田野考察，采用纵向的历时性、横向的共时性以及隐含的模式比较的历史比较法，对演武活动的形成、发展、变迁及构成整个“演武剧场”的各部分参与人员的主位观点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经他研究发现，演武活动经历了从构筑族群边界到跨越地方传统的历史转变。现代社会中，人们在出席演武活动过程时，最重要的是再生产了社会关系。通过这样的个案所折射的逻辑外推，他提出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实际上是在工具理性作用下建构族群关系的载体，与西方社会把体育看作一种生活方式的价值理性观念有本质的区别。基于此，海晨从个案角度印证了文章开头提出的“族群体育”这一概念。应该说，这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现问题，然后通过田野实践去探索问题的答案，进而螺旋式地发展理论的做法，是学术研究的正途，值得称道。

当然，我也意识到，海晨的这篇博士论文其实只是一个开始，他作为一个体育科班出身的学生，在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方面尚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在关于民族志的书写问题上，更需要努力地学习。鉴于此，我推荐他去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吴毅教授那里继续做博士后研究。吴毅教授是学界大家，其深邃的学术思想、独具一格的华中乡土派叙事体民族志风格、精湛的田野调查方法等，对海晨的专业发展必将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此外，理想的族群体育研究地点可能要数闽台、中缅、中越、中朝、中蒙、中哈、中俄等跨界（境）族群生活的地区，他们同源异流，如果对这些跨界（境）族群的体育参与情况进行研究，将更能较好地理解体育在物理“边界”的作用下对于认同的“建构”作用。红水河流域在传统时期属于边疆，但建立稳定的民族－国家后，红水河流域已然属于内地，依据巴特（Fredrik Barth）的“族群边界”理论以及王明珂的族群“建构论”观点，该处并不是一个适合进行“族群”研究的最佳地点。可能正是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海晨已经把后续的关注点从西南的红水河流域转向了东南的闽台地区，最近他在跟我讨论时提到，希望从闽台民间体育文化记忆的角度入手，去研究由体育所衍生出的族群认同问题，并由此思考民间体育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价值及其实践等问题。很明显，这一设想延续了演武活动的研究，但已超越了演武活动。老师对于学生的最大期望莫过于他们在学术山峰上越攀越高，很欣喜，我发现海晨已经从黑泥屯的田野中出发，走向了更适合关注族群体育问题的地域了。

作为导师，我在此处对海晨的论文做评判并不太合适，因为我怕以自己的情感替代了对论文的评价。为此，我在本序中只是向读者介绍了该书的形成背景、作者的研究动态，并很简单地介绍了该书的内容。至于从读者的角度又带出哪些新的思考与问题，社会评价如何，最终还要交由读者们阅读后予以反馈。既然如此，我还是就此打住吧！

是为序。

2016年7月于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