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其所处的时代休戚相关。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完成时代赋予的崇高使命，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它应时而生，也因时而变。正确回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研究，紧紧抓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客观分析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趋势，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明确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回答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创立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趋势，自然科学有了新的发现，这一切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回答。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一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l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转折时期。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据统计，从1870～1900年的30年间，世界钢产量从63万吨上升为2830万吨，生铁产量从1400万吨上升为4100万吨，铁路长度从21万公里上升为79万公里，石油产量从80万吨上升为2000万吨。”此外，机械制造、轮船制造等行业也都发展良好。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转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就出现了卡特尔这种垄断组织的最初形式。1873年，爆发了一场席卷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作为应对危机的一种手段，垄断组织得以迅速发展。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过一个总结，他指出：“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原有的各种社会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日益尖锐化了。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加强了对无产阶级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榨取高额垄断利润，进行大量资本输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进行最蛮横的剥削和奴役，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同时，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德国、美国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采取最新技术发展生产力，实力逐渐超过原先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反，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提出了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政治要求。当时的德国外交大臣伯·毕洛夫在国会中公开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德国等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政策严重威胁到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得利益，双方冲突不断，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突出。

必须承认，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重重矛盾，但是，正如斯大林所说：“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垄断组织的出现，虽然没有彻底解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是确实缓解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从1873年经济危机以后一直到1900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反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 工人运动的新趋势

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各国工人运动，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组织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得到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增长。这就造成一种假象：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似乎已“消失”，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似乎已经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似乎已成为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和平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合法”斗争，特别是议会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在此以后，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工人相继争得了普选权。1891年，拉法格被法国工人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893年，盖得、瓦扬等12名在工人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也被选入议会。同时，公司制这种新型企业组织形式被广泛采用，工人阶级有机会参与企业的管理与经营。所有这些新变化似乎表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已消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教条”。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运用“渐进”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却成为一种时尚。

再次，从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来说，从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一直到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欧洲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工人运动向纵深发展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之后，各国资产阶级不同程度地调整了统治策略。一方面，有限度地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行资产阶级改良政策，给予下层民众较多的福利和较好的政治待遇，使大部分民众得以在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下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大量财富中的一部分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从而使一些工人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家”蜕变为工人贵族。工人贵族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使他们不再主张采用暴力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从而使他们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工人运动的新趋势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应该坚持还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怎样才算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无产阶级如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应对这一挑战？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做出及时的回应和科学的回答。

三 自然科学的新发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特别是在物理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1895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了X射线；1897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发现了电子；1898年，波兰的居里夫人发现了镭。X射线、电子和镭这三大发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把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从宏观领域推进到了微观领域。在过去，物理学所研究的主要是人用肉眼能够看到的由原子所构成的实物在地面上的低速机械运动，而现在，却是人们凭肉眼看不到的原子自身内部的奥秘了。

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给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带来了严峻挑战。一些自然科学家由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新发现面前感到迷惑不解。在这种情况下，唯心主义大肆宣扬所谓“物质消灭了”“唯物主义靠不住了”等谬论。披着科学外衣的马赫主义者更是如此，他们利用自然科学变革所提供的新材料，从认识论上把物理学关于物质结构的概念和哲学关于一般物质范畴的理论混淆起来，说什么唯物主义讲的物质就是原子，是构成物体的最小单位，是不可分、不可入的。现在发现原子不是最小单位，它是由电子和原子核构成的，物质不存在了，因而唯物主义不能成立了。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不能正确对待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引起唯心主义泛滥。例如，就连波格丹诺夫这样的党的理论工作者，也公开地把物质世界说成混沌的世界，强调这一世界“唯心主义表现着人的心灵中社会性较多的情绪对社会性较少的情绪的胜利；进步的理想是社会进步的趋向在唯心主义心理中的反映”。瓦连廷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中写道：“对世界的科学说明‘只有在唯物主义中’才能得到确实可靠的论据，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虚构，而且是一种荒谬的虚构。”总之，当时党内的一些理论工作者甚至思想家，都非常“自豪地引证着‘现代认识论’，引证着‘最新哲学’（或‘最新实证论’），引证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或者‘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哲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本来可以推动人们的思想向前发展，然而由于理论思维的缺陷，一些人的思想陷入了危机。他们由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出发，否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陷入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困境中，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产生了怀疑。

如何回答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所引发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疑惑？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都是摆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十分重大的时代课题。

四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

如何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工人运动的“新趋势”、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做出科学的回答，成为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时代课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个对时代问题做出新回答的是伯恩施坦。

1896～1898年，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最主要的理论家之一的伯恩施坦，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论文，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教条”进行公开“批判”。随后，在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文中，他进一步将自己的观点系统化，声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必须对它进行系统的修正。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伯恩施坦深知这一点，因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全面否定。他将新康德主义视为摆脱“教条”的思想武器，主张“回到康德去”。他声称：“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伯恩施坦还企图通过否定劳动价值论，摧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他断言：“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归宿，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伯恩施坦通过诋毁这一理论而试图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词句今天已经如此过时”。伯恩施坦还极力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有伸缩性的，它完全可以“和平地”而无须借助“暴力”进入社会主义。

列宁曾经深刻指出：伯恩施坦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的宣言”。列宁认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新变化在工人运动中的反映。历史已经证明，每当国际工人运动陷入相对低潮时，各国机会主义者便会一起攻击“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面对这股逆流，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卢森堡、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先后参加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理论斗争。其中，卢森堡站在了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最前沿。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修正主义是在发展的口号下，采取所谓新的形式和语言公开，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阶级性和革命性。“人们应当不为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揭露伯恩施坦的理论中隐藏着的内核，而这恰恰是我们党内广大的产业无产阶级迫切需要做的事情。”

可见，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变种，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是时代交给列宁的重大任务。正是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同国内外资产阶级理论和同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列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科学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新的历史时代的经济、政治状况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活力，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那么，为何是列宁，而不是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回答时代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呢？这既与俄国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有关，也与列宁独特的人生经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