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2016年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双双低迷，经济增长前景不明，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并存，世界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但从2017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看，同步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做出正确判断，在面对挑战和困难的同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上，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研究制定因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周期，同时继续推动全球宏观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2016年世界经济仍旧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机构并存、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速双双见底，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交织并存。但从2017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看，同步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的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面临诸多挑战的同时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中国因素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日益扩大。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做出正确判断，在面对挑战和困难的同时，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推动建立全球经济宏观协调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上，以“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引，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构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需求的供给结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重要作用。

一 2016年处于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依然疲弱，新旧矛盾交织并存

尽管金融危机已经过去8年，世界经济复苏仍不稳定，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弱化，对世界经济的拉动力不足。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世界经济新旧矛盾交织，经济增长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

（一）全球经济增长仍将疲弱，真正复苏前景尚不明朗

1．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速双双新低，增长引擎弱化

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较快的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更快的贸易增长，反之亦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增速也在同步下滑，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和国际贸易增速双双出现新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1%，比2015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2017年为3.4%，比2016年上升0.3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WTO）2016年9月27日发布的报告大幅下调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至1.7%，这将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幅，2017年的增长预期则为1.8%～3.1%，全球贸易下降幅度大于世界经济下降幅度。国际贸易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国际贸易增幅日益放缓表明国际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反过来又制约了全球贸易的增长。2016年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对贸易增长放缓原因的模型估值和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增长放慢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复苏不振。与2003～2007年相比，2012年以来实际贸易增长下降的3/4归因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尤其是投资不振。未来五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回升有限，全球贸易疲软可能还会持续，原有经济增长动能弱化，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尚未形成，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不明朗。

2．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继续下滑

处于世界经济增长新低的2016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集体下滑，据IMF2017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15年发达经济体增速为2.1%, 2016年预计下降至1.6%, 2017年有可能恢复至1.9%。

（1）美国经济不如预想的好

2015年美国经济增速为2.6%, IMF2016年连续四次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至1.6%，比上年低1个百分点。近两年来，美国经济复苏相对强劲，但时强时弱，总体看并不如预想的好。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6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美国GDP总量分别为182816亿、184501亿和186512亿美元，上半年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仅为1.1%，第三季度美国实际GDP同比上升2.9%。尽管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经济还有亮点，但美国经济中存在的诸如劳动力市场、劳动生产率和债务等方面长期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美国大选闹剧和特朗普上任将会加大解决美国长期结构性问题的难度。

首先，从劳动力市场来看，2016年美国失业率一直维持在5%以内，但实际上美国劳动力市场远不如其就业数据显示的那样乐观，根据一项由美国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xpress Employment Professionals联合参与的哈里斯美国失业民意调查，有近一半的美国未就业人口已经放弃求职，而长期失业的人数甚至更多。大约59%失业两年或以上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已经停止求职，而失业者当中总体放弃求职的比例达到43%。最近几年美国失业率持续在低位，主要归因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据统计，2007年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6.4%, 2015年一度跌至62.6%，创1977年底以来的新低，2016年11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为62.7%，仍处于40年的低位。其次，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劳动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对一个国家创造财富能力的终极考验。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6年第二季度美国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按年率计算下降0.5%，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下滑，创1979年以来劳动生产率下滑时间最长纪录。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表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劳动者工资增速将受到限制，实际工资增长更是不尽如人意的。据统计，美国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每年收入是5.3657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5.4万元，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经通胀调整后的数据，这个收入水平几乎与20年前一样。美国贫富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全部财富的40%集中于1%的人群，而中间阶层却在不断萎缩。最后，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目前，美国债务总规模已经超过19万亿美元。200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率为35%，现在则为75%，增加了1倍还多。

可见，美国经济复苏并不稳固，不过美国大选出现了11月奇迹，特朗普提出系列重振美国经济的施政纲领，如这些政策真正得到落实，尤其减税政策，这将推动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美国经济有望进入复苏通道。

（2）欧洲经济出现了“三个没有想到”

201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2.0%，根据IMF2017年1月预测，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仅为1.7%，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2017年预计增长1.6%，比2016年要低0.1个百分点。2016年欧洲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即欧洲经济增长与其他国际问题交织对欧盟经济复苏带来了负面影响。一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使得欧洲一体化进入实质性倒退通道，会降低资源流动和配置的效率，对欧洲经济长期内在增长造成严重拖累；受英国脱欧驱动，欧元区一些国家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孤岛主义浪潮兴起，政治风险持续增加，将加剧经济失速风险、债务通缩风险和银行业风险，从而全面恶化欧洲经济的复苏环境。工银国际在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经济回顾与展望》系列报告中指出，2017年，欧洲将迎来一体化真实倒退之元年，欧洲经济凛冬将至。二是德意志银行风险问题。2016年以来德意志银行股价大幅下跌。2016年初德银报出2015年净亏68亿欧元，随后仅2016年1月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就跌去26%，年初至今缩水40%, 9月底更曾创下11.19美元的最低价。德意志银行问题之所以引发关注，源于其在德国、欧洲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特殊角色，IMF在2016年6月的报告中称德银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中系统性风险最重要的贡献者，其风险对于全球金融体系的传导不可忽视。三是难民潮问题。难民危机使欧洲社会不堪重负，引发社会动荡，欧盟财政面临短缺，拖累欧洲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由于难民政策不得人心，德国总理默克尔支持率持续下滑至45%，为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展望2017年，由于凝聚力衰退、经济基本面疲弱且地缘政治震荡，欧洲市场的吸引力将渐次下降，欧洲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短期内经济复苏难有起色。

（3）日本经济增长比预想的还差

2015年日本经济增长1.2%, 2017年1月，IMF预计2016年日本增长0.9%。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进入了第三个衰退的10年。日本内阁数据显示，受外需下降和国内消费乏力拖累，2016年日本第一、二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0.5%和0.2%，凸显尽管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刺激和央行宽松政策，但日本这个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仍然疲弱。日本消费支出约占其GDP的60%，消费支出持续低迷是日本经济不振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日本家庭支出环比增长0.7%，第二季度家庭支出也较低迷，环比仅增0.1%；企业支出方面，日本企业第二季度资本支出下降0.4%，为连续第二个季度减少。受消费疲软影响，安倍晋三推迟了原定于2017年上调消费税的计划。从日本经济增速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三年多来并没有实现日本经济持续复苏，安倍经济学难以奏效，日本经济难以走出疲弱增长状态，IMF预计2017年日本经济增长将微弱上升至0.8%。

3．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分化明显

根据IMF最新发布的报告，201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4.1%, 2016年预计为4.1%, 2017年有望继续上升至4.5%。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发达经济体，如表2所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2010～2017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长率为5.2%，是发达经济体2.8倍。二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2008～2014年，无论是按照汇率法还是按PPP加权计算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在60%以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度高达50%以上。

尽管如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分化。

亚洲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仍将保持较高速增长。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7.6%，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IMF预计2016～2017年两年印度经济增长仍将维持在6.6%和7.2%。中国经济增速2015年为6.9%, 2016年前三季度均为6.7%。IMF两次调高了中国经济增速，从6.3%调至6.5%和6.6%，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5%，尽管中国经济增速在下滑，但仍维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2015年东盟五国经济增速为4.8%, 2016年预计仍将维持在4.8%, 2017年有望上升至5.1%。

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经济衰退减弱，2017年有望实现增长。2015年俄罗斯GDP较上年萎缩3.7%, IMF预计2016年俄罗斯GDP萎缩有望减弱至0.6%, 2017年有望实现1.1%的增长。巴西方面，2015年巴西GDP衰退3.8%, 2016年IMF预计萎缩3.5%，比2015年上升了0.3个百分点，2017年巴西经济增长有望实现0.2%的增长。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些非洲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增长前景不明。201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为零，IMF预计2016年将衰退0.7%, 2017年有望回升至1.2%；尼日利亚2015年经济增长2.7%, 2016年预计萎缩1.5%, 2017年有望恢复增长至0.8%；南非2015年经济增长1.3%, 2016年预计仅增长0.3%, 2017年上升至0.8%；撒哈拉以南非洲2015年增长3.4%, 2016年预计仅增长1.6%, 2017年有望回升至2.8%；广大低收入发展中国家2015年经济增长4.6%, 2016年预计增长3.7%, 2017年预计增长4.7%。

（二）全球经济发展中新旧矛盾交织并存，经济增长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

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凸显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长期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世界经济新旧矛盾交织，增长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在增加。

1．低利率与低增长、低通胀交织并存

金融危机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作为一种非常规的、临时性货币政策被美国和日本采纳，受这一政策影响，全球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都实行了宽松货币政策，并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全球竞相货币贬值导致了全球低利率乃至负利率蔓延，2015年和2016年12月美国分别升息，目前美国联邦目标利率维持在0.5%～0.75%，仍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欧盟扩大了宽松货币政策规模和范围，并维持低利率（再融资利率为零）不变。英国央行利率决议维持在0.25%的低水平上。日本央行2016年9月20～21日召开了货币政策会议，不仅宣布量宽的政策和负利率不变，而且还进一步修改了有关QED政策框架，量化质化宽松措施由货币基础转移以控制孳息曲线为新的政策框架，并推出十年期国债利率目标，承诺维持该利率于零水平附近，如果日本未来扩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负利率政策还将加深。一般意义上，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低利率会出现通货膨胀，推动经济增长。但世界经济走势却恰恰相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央行纷纷进入“大放水”的QE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全球很多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却陷入“通缩”威胁中。如图1所示，2015年发达经济体CPI仅为0.27%，不仅低于2014年底的2%，更远远低于1990～2013年全球通胀11%的平均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增长乏力、深层次问题突出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需求不足，通缩风险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据美联储2016年10月的预计，未来三年美国通胀率为2.6%。日本的通胀率更低，根据日本产经新闻10月报道，受日元走强和油价疲软以及消费支出低迷影响，日本央行可能调降2017财年的消费者通胀率预估，从1.7%调降至略超过1%的水平。2016年10月公布的欧洲央行对专业预测机构调查显示，2016年欧元区通胀率预计为0.2%，低于之前预估的0.3%，到2021年欧元区通胀率将触及1.8%。值得注意的是，在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交织的背景下，竞争性货币贬值导致的低利率乃至负利率的负面效益正逐步凸显，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就是典型例子，由于长期的低利率和负利率，银行没有盈利点，这使得银行业发展面临很大挑战，不利于经济增长。

2．高债务与高杠杆交织并存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债务风险整体处于不断上升通道中。据IMF2016年10月发布的全球财政监督报告，截至2015年底，包括广义政府、住户和非金融企业在内的全球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总额已膨胀至152万亿美元，创新的历史纪录，比21世纪初的规模多出1倍多，占同期全球GDP的225%（见图2）。

公共部门债务，即国家主权债务约占1/3。根据IMF的数据预测，2017年全球债务总量将继续上升至67.31万亿美元，奔向70万亿美元大关，整体规模十分庞大，相当于同期3.5个美国的经济量，或5.4个中国的经济量，或27.4个印度的经济量。从占比看，2016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84.05%，这一水平不仅远高于60%的国际警戒线，也高于2008～2015年危机时期的均值（71.89%）, IMF预计，2017全球政府债务占比将上升到84.63%，表明全球主权国家债务风险仍在持续扩大。目前，美国的国家主权债务规模已接近20万亿美元。日本债务占GDP比重在240%以上，欧盟平均也占95%，而且欧洲的一些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仍面临国家债务危机。私人部门负债约占2/3（近100万亿美元）。自2008年以来，美、欧、中、日、英五大经济体中，除了中国企业部门债务在2009年以来仍持续猛增之外，其余最大的四个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已经大幅度降低，但这是以恶化政府部门负债为代价的。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官方公布的中央政府债务率仅为16%，如果加上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56%，但企业债务风险正在加剧，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为249%。

高债务与高杠杆是相伴相随的，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处于相同的债务周期，但全球债务规模之大，可能会触发前所未有的去杠杆化过程（即削减债务水平）。全球经济低迷与高额债务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一方面，低增长阻碍了去杠杆过程；另一方面，债务增长使实际债务负担和杠杆率增加，从而拖累经济增长，并导致通货紧缩。

3．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交织并存

今天，国际贸易“规则之争”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博弈的焦点。近年来，美国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与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三大谈判，进行贸易战略部署，搭建美国从双边、区域到诸边、多边的全方位的贸易格局，其实质是重构国际贸易新规则，重新执掌国际贸易主导权。尽管特朗普在选举期间声称要撕毁一切贸易协定，反对TPP，赢得选举后也明确提出要退出TPP，但这并不表示贸易规则之争已经结束，而表明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之争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加剧。

与此同时，世界上反贸易政治论调高涨，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粉墨登场，美国此届大选两位总统竞选人都反对自由贸易，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更是提出撕毁一切贸易协定，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要向中国征收45%的税收。赢得选举后，特朗普百日新政里面提出的7条保护工人的措施中，前4条都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关，第一，宣布与NAFTA重新谈判或者按照Article 2205文件退出协议。第二，宣布退出环太平洋合作组织TPP。第三，让财政部长标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第四，让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团裁定所有对美国工人不公正的非正当的国际贸易举措，引导美国工人利用美国的国际法来终止这些不正当的贸易。可见，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升温。在世界经济形势低迷、经济增长动力缺乏的情况下，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竞争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交织并存，可能会给全球的经济带来拖累。

4．全球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与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交织并存

结构性改革对提高生产率和潜在产出、促进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作用。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的一项重点议题就是结构性改革，为了实现G20国家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G20杭州峰会就《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达成了共识，各国将致力于结构性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使G20经济体更具创新性、强劲、有韧性。

在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已经开始并加速。这突出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制造业的用工成本迅猛上升，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成本优势逐渐显现，中国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转移。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8年以来，“中国大陆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累计上升了71%”。据统计，非洲国家的人均月工资为154美元，印度尼西亚的人均月工资为100～150美元。可见，原材料成本、土地成本等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新一轮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这些成本优势明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当前全球制造业新一轮产业转移趋势还表现为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这主要是受发达经济体创新驱动战略影响。麻省理工学院（MIT）2012年的研究表明，33%的海外美国企业考虑将制造业务迁回本土，目前惠而浦、福特汽车等部分制造业的一些组装业务都已迁回美国。据美国“回流倡议”机构2016年4月统计，自2010年2月以来，回流企业和外国投资共在美国国内创造了24.9万个新工作机会，仅2015年就达6.7万个。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回流美国企业中，60%是从中国回流的。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近期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中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竞争力排名第一，美国位居第二；未来5年内，中国将被美国超过。2016年4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研究报告也认为，在不计算交通成本的情况下，美国制造业与中国制造业在工资和能源成本等上的差距已从10年前的14%缩小至现在不足5%，到2018年，美国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

可见，全球结构性改革和新一轮产业转移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对我国来说，更多的是挑战。在高端制造业回流欧美和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的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新趋势下，我国要防范实体经济凋敝的风险，谨防在新一轮全球资源配置和产业链重组过程中出现产业空心化。

5．逆全球化思潮与全球化深入的内在冲动力迸发交织并存

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赢得大选、德国十万人示威反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全球范围内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浪潮兴起，给人以全球化遭受重大逆转的强烈印象。全球化正在出现逆转的观点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全球化已死。

实际上，与之相反，全球化正在进入超级全球化内在冲动力迸发阶段，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与互联网革命的结合，导致了世界经济形态、经济表征与产业链接方式产生颠覆性变化。世界经济两种基本形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连接成一体，形成新的实体经济形态，世界经济表征呈现出网络状态和链状连接，制造业不再是原来的一条生产线、一个工厂或者某几个工厂叠加完成的制造过程，而是通过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产业链的连接、价值链的连接、服务链的连接以及信息链的连接，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和产业体系。信息作为一种要素禀赋进入流通，成为流通中最大的变量，若干制造业企业变成一种链状的存在，呈现不同国家产业链的组合，不同区域服务链的组合，覆盖全球信息链的组合。与此同时，互联互通带来的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革命，超越了自然和政治地理边界，发挥实际效用的功能连接网络线将取代名义上的政治国境线，正如世界曾经从垂直整合的帝国体系走向扁平的独立民族国家体系，未来世界正步入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主导下的互联互通全球人类新文明体系，即全球化4.0时代。在这样的体系中，原来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将会通过共享的供应链和价值链连接起来，使现有资源和要素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流通中实现增殖，并将推动世界从行政隔离走向互联，从民族分割走向融合，形成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全球化社会和全球人类新文明。

6．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下降与相对贫困人口增加交织并存

过去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世界经济增长，全球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不断下降。如图3所示，按照世界银行2015年最新国际贫困线，即每人每天1.9美元的标准，全球贫困人口数量从1990年的18.5亿人，下降至2013年的7.67亿人，贫困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从1990年的35%下降至2013年的10.7%。世界银行预测，2015年全球贫困人口将进一步下降至7亿人，贫困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继续下降至9.6%。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世界就业和2016社会前景趋势报告》显示，尽管自1990年以来，全球极端（绝对）贫困率减少了一半多，但是全球贫困问题依然严峻。目前，近1/3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和中等贫困人口有了工作，但他们主要从事一些低技能工作，无有效的社会保障。据估计，全球仍有近20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3.10美元，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是超过36%。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标准不断提高，但贫困人口数量在不断下降。1985年中国扶贫标准仅为人均年收入206元，2001年提高至872元，2007年提高至1067元，2015年提升至2855元；与此同时，贫困人口规模不断下降。从1985年的1.25亿人下降至2015年的5575万人。据统计，1978～2010年的30多年间，按照中国扶贫标准，中国累计减少2.5亿贫困人口。参考国际扶贫标准，中国共减少6.6亿贫困人口，同期，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7.26亿人，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93.3%来自中国。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90年的60%以上，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率先实现比例减半，2014年下降到4.2%。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返贫尤其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减贫取得成效的同时，发达国家相对贫困人口也在增加，尤其是在欧洲。据ILO估计，受难民潮等移民因素影响，2012年发达国家的贫困人数已超过3亿人。妇女和儿童是遭受贫困影响最严重的两大人群，约有36%的发达国家儿童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美国反贫困任务也很艰巨，金融危机后，美国贫困人口从2008年的3980万人上升至2014年的4670万人。按照美国由两个成年人与两个儿童组成的家庭贫困线24306美元的标准，2015年美国仍有4310万贫困人口。贫困是“无声的危机”，贫困人口增加尤其是相对贫困人口增加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是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恐怖主义蔓延、环境恶化、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等重要根源之一，也会严重阻碍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7．一些国家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交织并存

随着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持续低迷不仅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困差距不断扩大，而且使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民众获得感普遍下降，造成社会撕裂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日益凸显和加剧。当前，两极分化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已成为美国国内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危机和政治难题。美联储主席耶伦将贫富收入差距不断增大的现象称为“当前美国社会最令人烦恼的趋势之一”。据美国新经济联盟2016年初发布的调查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口占有了全国40%的财富，而80%的人口仅拥有大约7%的财富。这1%的人口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平均财富差距超过20倍以上。中产阶级队伍萎缩，据统计，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人口首次降到50%以下，“橄榄形社会”的“腰围”正在缩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研究报告也印证了美国中产阶层收入陷入停滞的现实。报告显示，2000～2014年，美国229个大都市区中有203个出现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情况，而与此同时上层富裕阶层和底层贫困阶层的队伍却都在壮大。美国中产阶层萎缩的背后是多数大都市区的家庭收入持续下滑。2000～2014年，229个大都市区中有190个出现家庭收入中位数下降的情况。从全国范围来看，2014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比1999年低了8%。贫富差距扩大使美国民众所坚持的“美国梦”等文化和价值观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社会分裂、撕裂严重。欧洲也是如此，近年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难民潮问题更使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给经济增长带来难题。

二 2017年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分别进入低速增长和经济全面转型发展的态势，将在新的机遇和挑战中继续前行

（一）全球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分化

经济基本面决定各国货币政策的走向，由于世界经济增长依然缺乏内在动力，2017年的货币政策仍然会延续2016年的发展趋势，除美国外，宽松货币政策依然会是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基调。

自2014年11月美国退出QE开始，美元逐步走入上升通道，2015年美联储加息一次，按原来预期2016年美联储将加息3～4次，市场提供的明确信号也表明美联储美元加息条件不断加强，但最终仅在12月加息一次。实际上，美国经济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经济增速和通胀率都偏低，美国货币政策仍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美联储加息能够提振美元，却可能损害美国经济增长；或者放任美元下跌至能够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关口。不过，新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试图提振美国经济，“特朗普通胀”预期上升，并将加快美元加息进程。但从2017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看，美元加息仍将是一个渐进的缓慢过程。

欧、日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仍将继续保持或扩大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3月，欧洲央行将欧元区主导利率下调至零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下调隔夜贷款利率和隔夜存款利率分别至0.25%和-0.4%。之后欧洲央行一直没有推出新的宽松措施。在欧洲央行2016年10月20日举行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上，欧洲央行继续维持目前的宽松货币立场以帮助提振经济和刺激通胀回升，每月800亿欧元购债规模将持续至2017年3月底。2016年12月欧洲央行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同时决定将资产购买规模缩减200亿欧元至每月600亿欧元，并将延长QE计划至2017年12月，可以看出，2017年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仍将保持。日本方面，自日本央行推出货币宽松政策以来，目前利率水平已非常低，加码宽松的余地并不大。2016年11月1日，日本央行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维持当前货币政策不变，维持对超额准备金-0.1%的利率，维持将10年期国债的利率控制在0.0%附近的利率曲线管理政策，维持每年新增900亿日元ETF和J-REIT（不动产投资信托）的资产购买规模。可见，日本宽松货币政策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主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面临更大挑战。由于国际储备货币中美元占比高达63%，美国的货币政策对国际资本流动有导向性作用。随着美元进入上升通道，美、日、欧货币政策博弈使在全球石油和黄金价格下跌中与商品挂钩的新兴经济体面临更大风险。新兴市场可能因此面临更大的风险。虽然2016年上半年以来，日本、欧洲、英国央行相继宽松货币释放的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兴市场资金外流压力，但短暂的提振并不足以化解其困境。美元加息频率缓慢，但仍处于加息通道，一旦美联储加快货币政策调整步伐，新兴市场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二）传统贸易保护主义和非理性贸易保护倾向抬头

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低迷总是相伴相生，互为因果的。金融危机后，迅速升温与扩散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主要根源之一。根据WTO（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增长报告，2008～2015年国际贸易平均增长率仅为3.1%，低于此八年间全球GDP平均升幅，与危机前十年国际贸易平均增长6.7%、比GDP增速高出约3个百分点相比，国际贸易对全球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减弱。另外，随着全球宏观经济持续不振，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也不断加大。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2008年10月到2015年底，全球总共实施了超过5000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除了关税壁垒、禁令和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被重新采用外，出口鼓励政策、紧急贸易救助、政府采购优先权、政府补贴及本地化要求等新保护手段，也是层出不穷，变本加厉。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数量比2014年激增了50%，全年推出的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是自由贸易措施的3倍。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属于G20成员的发达国家尤其严重。根据WTO统计，自2008年至2016年5月，G20经济体采取了1583项新的贸易限制举措，仅取消了387项此类措施。在2015年10月中旬到2016年5月中旬，这些经济体采取了145项新保护主义措施——月均将近21项，达到2009年WTO开始监测G20经济体以来最严重的水平。G20成员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5%和全球贸易总量的80%，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带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影响非同小可。金融危机后，一向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国家，自2008年以来对其他国家或地区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占G20成员贸易限制措施的四成左右。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四天就推出一项，数量和密度都无能出其右。从2016年、2017年两年看，由于发达国家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浪潮兴起，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更有可能粉墨登场，特朗普大选期间多次声称中国是汇率操纵国，要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45%的高关税。尽管特朗普大选期间的竞选口号不一定会转变为现实的政策实践，把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也缺乏根据，但不难预测的是，未来一个时期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会上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球有1/3的贸易救济措施直接针对中国。据商务部统计，自1995年WTO成立以来，共有48个成员对中国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共1149起，占全球同类案件总数的32%，中国已连续21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可见，贸易保护主义将给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挑战。IMF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表明，如取消现有关税会使生产率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从日本的0.3%到韩国的7%不等。

（三）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黑天鹅”事件将持续发酵，新的“黑天鹅”还有可能继续飞出

2016年世界风云变幻，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外交的格局进一步演化，美国大选闹剧中特朗普出乎美国社会精英和主流媒体评论赢得大选；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以后菲律宾政策风向骤变；韩国突然变脸，部署萨德系统；英国脱欧，德国德意志银行濒临破产，难民潮危机等都出乎意料。

2017年是全球大选年，政治风险仍将继续释放。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调整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事件的影响仍将持续发酵。另外，英国脱欧影响也将持续发酵，作为欧元区的三大核心国家，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稳定将接连遭遇民粹主义势力的强劲挑战。2016年12月4日，意大利修宪公投被民众否决，意大利不确定性因素加大。2017年法国面临总统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极有可能进入第二轮选举。当前荷兰当政的联合政府将受到民粹主义、移民问题和反欧盟浪潮的严峻考验，将在2017年3月15日举行大选。德国也将在2017年9月进行议会选举，从2016年地方选举结果看，德国两大传统政党日趋衰落，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则高举反移民的纲领连战连捷，跃升为最大反对党。此外，2017年中国将召开中共十九大。目前看，除中国政局稳定可预期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出现类似2016年“黑天鹅”事件的可能，并且这种不确定性风险正在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新的不稳定风险。

（四）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处于低速增长阶段，2017年可能步入增长速度底部，中国经济增速也在走低，但是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机构并存、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的动荡期、转型期、变革期和调整期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也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新技术在不断突破，新旧规制、新旧动能正在转换，新旧业态、新旧产业和行业正在快速替代。

全球新技术革命将加快发展，信息技术、新技术与互联网革命结合，对传统业态和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传统的制造业态将向以智能化、柔性化、即时传输和通过流程再造实现全过程服务化为主要特征的下一代制造业态转变，智能制造成为未来制造业的发展趋势。互联网革命将产生下一代的贸易业态，E国际贸易与其他贸易形式并存，将成为主要贸易方式，据埃森哲和阿里巴巴研究院共同完成的研究报告，未来几年全球会有20亿人加入以EWTP为平台的E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下一代服务业态已经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在很多领域开始呈现，服务业态的智能化、需求的个性化、移动互联网化和基于移动终端的消费需求将决定消费市场的集成，成为消费的主流方式。下一代的农业业态也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农业会形成订单农业，会使食品安全成为业态革命的方向；农产品的生产流通全过程信息的透明化和可追溯体系，将使农业业态发生革命性变化。农村电商将成为农民买卖的重要流通通道。下一代的数据集成、协同的新业态，发端于互联网，继而形成数据集成，再进一步发展到云服务、云计算，统称为大数据。未来大数据的存储、大数据的交易、大数据的生产和对数据的分析，将生产出激增的数据产品，这种数据产品将成为可以创造价值和附加值的交易品，直接交易数据将成为一种趋势，形成巨大的交易市场，数据将从储存、应用转向市场交易要素禀赋，谁占领了数据协同集成和交易的高端，谁就能创造巨大的数据消费需求。

互联网引发的业态变革，实质上是在互联网革命时代的一场经济形态、传统业态、经济链接状态的根本性变革，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战略机遇，主动认识、把握、引领和创造更高级形态的互联网经济，适应新时代并引领新时代，将有利于将这一重大历史机遇转化成创新驱动力，转化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竞争中的新优势。

（五）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重塑出现新亮点

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正在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其中，金砖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作用明显加强，2016年9月金砖国家在G20会议上召开了金砖国家的会议，2016年10月，金砖国家在印度果阿召开了金砖国家峰会，发布了《果阿宣言》，为全球发展再次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同步，金砖机制经过10年发展已经日趋成熟，成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之一。展望未来，我们认为，金砖国家中的中国、俄罗斯、印度，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中俄印的大三角的战略关系，使新兴经济体作为整体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经济治理的另一个亮点是新经济和创新驱动正在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的动力和新空间。正如G20提出的创新驱动倡议，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3D打印、人工智能、航天航海、生物医药等新技术不断涌现，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产生科技革命、思想革命、组织革命、管理革命、业态革命、商业模式革命，这一系列新技术带来的革命会使世界经济寻找到新的突破方向。金融危机后，一向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成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角，但新技术导致的业态革命、组织革命、管理革命、商业模式的革命，要求全球经济治理秩序、规则必须为之改变，这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的冲动和动力。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中国也正在形成一个持续推进的、具有非常明确导向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比如《中国制造2025》，比如“互联网+”，比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比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互联网+政务”等，这既是寻找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是为全球经济复苏创造新动力和新空间，还将逐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有利于世界经济长远健康发展方向变革。

三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保持中高速，仍将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增量的最大贡献者，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中坚力量，发挥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保持在25%以上。尽管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力转换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常态，但中国正在实施更为开放的对外政策，构建自贸区网络体系，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更多的国家共同建设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开放的中国为世界经济服务增添新动力，仍然是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一）中国力量不断增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位居前列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制造业、货物贸易大国，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如图4所示，自2010年以来，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的统计（利用汇率法计算的结果）都表明，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在25%以上。

201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在25%以上。迟福林在中国改革论坛暨2016年新兴经济体智库年会上指出，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交织在一起，双向相互影响增强。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增大。估计未来5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保持在25%～30%。中国力量正在不断增强，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消费拉动

中国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也是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6.4%。进入2016年，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进一步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中国消费产生的巨大力量不仅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也拉动了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自2013年开始我国出境游人数、境外旅游消费额连续三年位居全球第一，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超过13%。据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年度统计数据，中国2015年全年出境游人次已达1.2亿人次，中国游客2016年境外旅游消费额高达2150亿美元，同比上涨53%。另据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WTCF）发布的《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2015～2016）》，最近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0%，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中国出境游客对世界旅游市场和一些国家经济增长功不可没。据世界旅游旅行理事会数据，由于中国游客激增，日本2015年来自境外游客收入同比大增49%。冰岛2015年旅游业收入大增19.4%，远超该国整体经济涨幅。

2．投资拉动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外直接投资也在不断增长。如表4所示，近年来中国境外非金融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投资总额和增速都在快速增长。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迈向新的台阶，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8.3%，占全球流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0.4%上升到9.9%。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仅次于美国（2999.6亿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1286.5亿美元），并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额（1356亿美元），实现资本项下净输出。据商务部统计，2002～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5.9%, “十二五”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390.8亿美元，是“十一五”期间投资额的2.4倍。

201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快速增长，据统计，1～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55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0696.3亿元（1617亿美元），同比增长55.3%。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境外企业对东道国税收和就业的贡献增大。据统计，2015年中国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的各种税金达311.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2.9%，雇用外方员工122.5万人，较上年末增加39.2万人。

3．贸易拉动

尽管受全球贸易放缓的影响，中国依然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是12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出口情况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我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升至13.8%，比2014年提高1.5个百分点，201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提高最快的一年。据海关统计，201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4.33万亿元，比上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万亿元，下降2%；进口10.49万亿元，增长0.6%。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同比虽仍然下降，但从季度情况看，呈现逐季回稳向好态势。其中，第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分别下降7.2%、6.3%和8.3%；第二季度，进出口、进口值分别下降0.2%和1.3%，出口值增长0.6%；第三季度，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分别增长1.1%、0.4%和2.1%，底部企稳的迹象初步显现。中国市场对全球市场的重要性不断增加，2014年数据显示，中国进口占全球出口商品的10%，为第二大出口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中东、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出口市场。中国的进口需求涉及全球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一般消费品和电商等多个市场，这为诸多产品生产国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和丰厚的利润。对于超过1/4的贸易伙伴而言，2013年中国大陆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该贸易伙伴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例）已经是2003年的2倍以上。如图5所示，2013年澳大利亚、南非等大宗商品出口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占总其出口的比例是2003年前的4倍以上；加拿大、巴西和智利等国则是2003年前的2倍以上，乃至3倍；同时，中国大陆市场对欧美和日本的重要性也明显升高。

（二）站在道德、道义制高点上的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将引领世界经济开创新局面

中国经济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中国方案开始走向世界就是典型明证。在2016年9月杭州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发展理念首次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上转化为发展方案，为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提出了振兴世界经济的中国方案。峰会形成了一系列共同声明和机制化的安排，比如G20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G20集团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G20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年G20集团创新行动计划，G20创新增长蓝图，G20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G20贸易部长会议声明，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公报，杭州行动计划，等等，这些共同声明和一些机制化安排，显示了中国方案对引领世界发展或者引领世界舆论导向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这同时也说明，拥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经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努力，正在重新迈向世界舞台中心。

中国提出的倡议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积极响应，特别是“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目前，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我国同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除了57个创始成员国外，目前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已经超过20个。到2016年底，亚投行成员国将超过90个。可以看出，当前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交融影响加深，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

总体来看，尽管中国经济也存在诸多挑战，但中国力量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在继续增加，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正在走向世界。展望“十三五”，新常态下中国将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未来5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5年；未来5年也是全面夯实“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实施的5年，中国与沿线60多个国家的项目、战略和规划的对接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GDP总量占美国GDP总量的比重有望从现在的60%左右上升到80%左右，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望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是，中国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需求，创造更多的投资、市场和增长机遇，中国将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并形成在国际社会更高地位和更大的影响力。

四 美国大选后不确定性增加，相关政策调整将从正负两方面产生溢出效应

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落下帷幕，特朗普赢得新一任美国总统选举，全球资本市场随之起伏，日本股市大跌逾5%，为6月英国退欧公投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中国香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2.08%；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开盘大跌逾2%，一度下跌2.5%，创下6月27日以来最大盘中跌幅；美国标普500指数期货、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均一度触及熔断，道琼斯期货一度跌800点。同时，大选结束后，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日本财务省、央行、金融厅等都在当日下午举行会议讨论美国大选结果。可以看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美国政治变动牵动全球。从2017年乃至更长时期看，作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深度分化背景下上任的美国总统，两届政府的断层和断裂必然会使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调整带有诸多不确定性风险，而这必然会对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特朗普的一些政策会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利好。如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把主要目标放在美国国内，对外全球战略收缩，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也是符合全球利益的，美国经济搞好了，会拉动世界经济增长。具体来看，特朗普提出的中产阶级税务减轻和简化法案，是一项旨在通过减税和简化税法使得GDP增速达到4%、产生2500万个新工作的经济计划。他提出，美国的商业税率会从35%降到15%，数以万亿美元的美国企业海外资金会以10%的速度回流。特朗普政策的推出，将推动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美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低税天堂或避税天堂，这可能导致全球资本和产业向美国流动，并改变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要素重组和产能合作的方向，使美国成为发达国家搭载的产业和资本集聚最大平台。

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挑战。特朗普奉行“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将不利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具体而言，他在百日新政中提出的保护美国工人7条措施中很多都带有孤立主义和反自由贸易的倾向，例如，宣布与NAFTA重新谈判或者按照Article 2205文件退出协议；让财政部长标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让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团裁定所有那些对美国工人不公正的非正当的国际贸易举措，引导美国工人利用美国的国际法来终止这些不正当的贸易。这些都表明美国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将不利于全球化健康发展。他在百日新政中还明确提出，将撤销对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的高达10亿美元的资助，将这笔资金用于修复美国水资源和环境基础建设。如是，《巴黎协定》和中美气候变化等合作协议的落实将受阻。

五 对策建议

在当前和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多变，外部环境严峻。对此，中国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做出正确判断，在面对挑战和困难的同时，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推动建立全球经济宏观协调机制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国家的事情上，以“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引，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认识、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供给结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继续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重要作用。

（一）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

聚焦国内，以国家“十三五”规划和“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继续落实为强大动力，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重心，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主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序推进配套体制、国企、国际收支等重大问题的改革，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积极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E国际贸易，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以便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形成对我国持续发展有利的国内外互动互补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占据价值链的中高端，使我国的产业能够迈向中高端，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中高速，使经济增长素质能够逐步提高。同时，要妥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平稳增长。

2016年，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进展顺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去产能流于形式上的推动和行政化的推进，以致出现落后产能“死灰复燃”、把先进产能视同过剩产能去掉的现象。去产能不仅是减总量，更应在调结构上下功夫，通过产业升级保持产业竞争力，在积极开展产能国际合作的同时，也要防止产业空心化。应密切关注产能过剩问题发展的新动态，对过剩产能问题开展深入调查，全面摸清产能过剩的总体情况，从应对新一轮国际冲击和占领产业制高点的角度，完善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发展先进产能、有效产能和优质产能。去产能还要妥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能只在文件上说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际工作上却向计划经济和政府替代回归，应更多地采用市场化手段淘汰不适应生产力的落后产能，政府作用则更多地体现在通过社会政策兜底来解决失业增加等“市场失灵”问题上。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着力在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去杠杆的重点是降低企业负债率，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帮助企业并购重组、调整结构和提高竞争力，避免形成债务紧缩的恶性循环。补短板关键在于持续扩大有效供给，重点在推进城镇化、产业改造升级、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增强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迫切需要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一是抓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解民间投资长期遭遇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二是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更好地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和投资的乘数效应，培育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激发的消费和投资新动能。三是制定适应E国际贸易发展的外贸管理体制机制。当前我国外贸形态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跨境电子商务正向E国际贸易方向发展，并将成为下一代主要贸易方式，应破除体制机制性障碍。应以更优品质的产品、更加丰富的新业态、更便利的服务，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支持E国际贸易等领域新消费发展，在消费升级中释放需求潜力。

（二）研究制定因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

中国与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增强，外部风险会通过各种金融和风险传导机制影响中国国内经济，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制定因应新形势的一揽子战略，拉长我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增长的周期。

1．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当前除美国外竞争性货币贬值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仍在加码蔓延，美国加息进程可能加快，一些金融风险还在集聚，存在发生突发性金融风险的可能，这就要求我们对内稳步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对外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对内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质量，更加有效地把货币政策效益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的动力，为实体经济服务。对外高度重视和防范输入性、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在保持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稳定的前提下，建立由央行主导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巩固和提高各专业监管部门的微观审慎监管能力，形成两类监管分工合作、协调有效的整体金融监管体系。还要加强和国际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沟通和协调，建立宏观货币政策协调机制。

2．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当前，各国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很宽松，面对全球性的高债务风险和高杠杆风险，应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适当扩大财政赤字，相应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可由中央银行认购，用于国企注资，降低国企杠杆率，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要把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区域发展政策和产业政策支持的方向，定向、精准支持，着力解决产业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3．要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

我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但近年来我国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使得我国制造业优势正在下降，我国制造业正呈现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高端制造业向欧美国家回流的现象，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过快、过度的转移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还将加大产业空心化和实体经济凋敝风险，加剧资本外流。因此，应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以应对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风险，形成以我国东西部和周边国家为重点地区的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供应链的重构和新的产业布局。

4．要积极应对政治因素导致的经济风险，尽早制定和研究应对方案

当前全球面临诸多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2017年全球的形势更加复杂、更加多变，在外部因素可能导致内部压力加大的情况下，要形成国家的整体战略、整体推进来应对外部风险，使我国经济能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能找到突破点，在越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找到经济发展新的引擎，使中国经济在2020年能够实现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为我们到2050年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打好基础。

（三）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继续主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中国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成为举足轻重的经济体的今天和未来，中国也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今天中国继续作为追赶者更需要开放思维与行动，未来中国迈入“无人区”，成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同样也需要开放。一个拥有开放心态和修为的大国才能真正体现自信、自尊和自强的胸襟，也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信任。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通过双向开放形成更高层次的资源配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统筹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引进来”承接国际资本，通过“走出去”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使中国成为全球要素重组和产业集聚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平台和载体，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国家竞争力特别是制造业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要继续主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当前，在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表象下，全球化正在深入纵深发展步入4.0时代，原来分散、断裂和割裂的资源、生产、服务和消费将会通过全球共享的供应链和价值链连接起来，使现有资源和要素在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流通中实现增殖。

首先，要关注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逆全球化趋势，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未来发展趋势，继续支持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和亚投行等造福世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坚决抵制某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展示一种更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义利观。

其次，我们要加快突破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全球布局，要以“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推进为抓手，逐步形成“以周边国家和地区为基础、以沿线国家为主线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体系”。同时，要加快发展和推进E国际贸易，适应全球贸易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以期在新的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

再次，加快双边和多边自贸区谈判。加快推进中美BIT和BITT谈判，继续积极推进中欧FTA谈判。要积极推动RCEP进程，在TPP和TTIP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加快协调RCEP与FTAAP二者关系，协同推进；加快构筑自贸区网络体系，建立立足周边、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全球的自贸区网络；加快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健康发展进程，提升我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构建区域治理新机制，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谋得更大利益。

最后，继续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试点改革，以国内自由贸易区为改革试验田，进一步深化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投资准入简明化、政府监管中立化等方面的改革，积极参与创建更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加快完成与美国的BIT谈判，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四）继续推动全球宏观治理体系变革，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随着新兴经济体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全球治理和全球秩序改革与完善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我们要继续推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形成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联动机制。

一是推动全球形成引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共识，通过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引导世界经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努力营造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氛围，探索各国在汇率政策、贸易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上与有关国家展开磋商和协调具体行动；健全完善联合国、IMF、WTO、世界银行、OECE等传统机制，继续推行G20、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等新机制和新平台，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机制的健全完善。

二是探索建立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指标体系和约束新机制，设置一些各国遵循的确保全球和本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红线，降低“以邻为壑”政策出现的概率。通过指标体系的设计，约束主权国家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避免世界经济从一个恶性循环走向另一个恶性循环，引导世界经济复苏的方向向着健康的方向、合理的方向发展，形成新的规则和秩序。

三是对已经形成的各国共识，要加快推进落实和跟踪评价。要积极推动全球落实G20共识，推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砖五国形成金砖国家的行动计划和长效机制，要动态跟踪落实情况并及时进行评估。

参考文献

陈文玲、颜少君：《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陈文玲：《上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第88期《经济每月谈》。

陈文玲：《上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第85期《经济每月谈》。

陈文玲：《上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分析》第82期《经济每月谈》。

陈文玲：《未来中美关系：挑战与机遇》第89期《经济每月谈》，发言《面向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发表在2016年《智库财智》和《经济要参》上。

陈文玲、颜少君：《2015～2016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全球化》2016年第1期。

陈文玲、颜少君：《把握“新常态”:〈2014～2015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ubdued DemandSymptoms and Remedies, October 2016.

WB, Commodity Markets Outlook: Weak Growth in Emerging Economiesand Commodity Markets, January,2016.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5.

WB, Poverty and Shared Prosperity: Taking on Inequality, World Bank Group.

（撰稿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教授颜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