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亚洲安全格局与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面临重大调整
传统上,亚洲安全格局是由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所主导;众多小国奉行“骑墙战略”:经济上依靠中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导向一旦转化为现实的政策,现有的亚洲安全格局将可能面临重大调整。
第一,作为亚洲同盟体系基础的美日同盟,其牢固程度取决于本地区的大国博弈关系。
对美国而言,冷战时期美日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应对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后冷战时期,应对中国的崛起及俄罗斯在亚洲的利益成为主要目标。进入到特朗普时期,意识形态划界已不再是美国坚守的基本原则。尽管应对中国的崛起仍然是美日同盟的目标,但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单方面承担维护美日同盟的义务。换言之,美日同盟只是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崛起的一个可选项。
本地区的大国关系是影响未来美日同盟牢固程度的首要因素。在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恶化,美日同盟会更加牢固;反之,中美关系改善,美日同盟存在的必要性就会降低。这一点对美国来说至少是成立的。大国关系中的另一对是美俄关系。按照犹太—基督文明的开明资本主义理念,以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划分,俄罗斯属于特朗普政府所否定的国家控制资本主义模式之列;而以犹太—基督文明划分,俄罗斯则属于美国与西方世界的盟友。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所说:普京总统与东正教教会有密切的关系,他在文化上坚守保守主义,他在车臣和叙利亚展示了与伊斯兰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的意愿,这些都令他成为盟友。相反,默克尔允许逾100万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进入德国的意愿,令美国另类右翼将她视为西方文明的叛徒。特朗普总统就曾将这位德国总理的难民政策称为“灾难性”错误。在这种意义上,美俄关系的改善应是大势所趋。一旦成为现实,亚洲的安全格局与美日同盟的地位都将受到重大冲击。至于未来美俄关系改善的程度与中美俄三角关系的形态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日本为维护美日同盟将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更大的代价。
在日本看来,美日同盟的基础是:美国向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作为交换,日本向美国提供陆海空基地,以维护远东的和平。鉴于中国的崛起和本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日本还期望新时期的美日同盟要实现下述目标:一是针对朝鲜的核威胁制定应对机制。二是构建东北亚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与日本)间的信任机制。三是营造稳定与包容的地区秩序,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四是强化对俄政策的磋商,协调应对克里米亚争端后的对俄战略。很显然,这些目标更多是日本关注的利益领域,而非美国关注的重点。日美对待同盟关系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了变化,利益诉求的天平从美国为主转向了日本为主。
实际上,为配合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美日同盟,日本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设立美国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放松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安全合作、扩大美国的亚洲同盟体系,等等。可以说,美日同盟已经成为日本外交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政策的核心。
即便如此,在美日同盟未来的维护中,日本还需要满足特朗普政府源源不断地“索取高价”。比如,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之后,安倍政府不仅无可奈何,而且还需要接受美日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要求。在未来的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日本开放汽车市场将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美国汽车在日本的销售量不足日本向美国出口的2%。这在特朗普看来是不可忍受的。
第三,中美博弈将决定美国亚洲政策的导向与实施路径。
大国的亚洲政策实际上是对华政策的代名词,特朗普政府也不会例外。迄今为止,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对华宣誓尚未付诸实施,他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电话风波”及对“一个中国”立场的挑战只是其“敲诈式谈判”的一种试探。在亚洲安全格局层面,特朗普政府对华遏制政策可选择的领域至少有以下方面:
一是把台湾作为与中国博弈的“筹码”。“一个中国”立场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也是维护东亚安全格局的前提之一。特朗普政府未来仍然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对华进行“敲诈式谈判”。二是把朝鲜半岛问题作为与中国博弈的“筹码”。朝鲜核问题与部署“萨德”已经被美韩“捆绑”在一起。与以往的美国政府不同,朝鲜半岛问题不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可以与大国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特朗普本人已经向朝鲜领导人发出了会面的信号。因此,在特朗普看来,半岛的所有问题都是可交换的,问题在于对手的“出价”。三是把南海问题看成是中美博弈的重点。在这一点上,中美双方的认知存在巨大的分歧。四是把放松对日本军事化的限制作为遏制中国的手段。中日国力的逆转决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不会改变。奥巴马政府充分利用这种矛盾推动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政府在这方面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五是改善俄美关系,分化中俄合作关系。
第四,特朗普政府放弃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可能会促使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地区安全架构。
长期以来,本地区小国依赖美国所提供的安全架构是一种常态。“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理念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有可能会减少提供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责任,或者把小国的利益作为筹码与大国进行交换。这对本地区的小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建立符合本地区大国与小国共同利益的地区安全架构是一个全新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