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一 抱病审读

在1988年8月中央党史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胡乔木和杨尚昆、薄一波等就提出尽快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的希望。当时还考虑最好能写出一部篇幅不太大的党史简本，以便于广大干部、党员阅读。1990年3月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杨尚昆、薄一波再次提出这个希望。恰好建党70周年的日子临近，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节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简称党史研究室）1990年5月就集中力量进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工作。1990年底写出全部初稿。胡乔木很支持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在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后，他对秘书说，他今后唯一的工作是搞党史。批准党史研究室的报告后，他打算亲自主持这部书的定稿工作。但是，迅速恶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按预定计划来做这项工作了。

从1991年1月起，胡绳约请龚育之（中宣部）、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党史研究室有关同志（沙健孙、郑惠等）一起进行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6月又约请王梦奎（国务院研究室）参加。这项工作相当费力，本应在建党70周年之际出版的这本书，直到7月25日左右才大致定稿。

胡绳等人感到，这部书稿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的认可，不能安心出版。而这时胡乔木在北戴河休养，精力很差。胡乔木怕这本书达不到必需的水平，要求胡绳等人考虑，是否先以某种非正式的形式出版此书，并只在内部发行，以便修改得完善一些再正式出版。

胡绳于7月28日前往北戴河面见胡乔木。建议他先看一下第七、第八、第九章书稿。这三章写的是1956年八大以后30多年的事，是比较难写好的部分。八大以后的十年曲折很多；“文革”十年是悲惨的十年，但这时期也并非漆黑一团；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中，却又出现了两任总书记的严重错误。如果这几章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问题了。胡乔木表示同意，但说按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很难说定用多少时间能够看完。胡绳请他从容地看，不要妨碍他的健康，反正党的诞生纪念日已经过去了，无须赶时间。

胡乔木还是抓得很紧，只两天，就把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看完了。到8月2日上午，他不仅已经把第七、第八、第九章看完，还看了“结束语”。当天中午，就派人把看过的稿子送给胡绳，并约胡绳第二天去他那里。这部分稿子有20万字，胡乔木只用了不到5天时间就全部看完，并且在稿子上批注了许多意见。

8月3日，胡乔木在北戴河住所110楼会见胡绳。胡乔木首先高度评价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要胡绳转告北京的同志。胡乔木说，要立即报告这时也在北戴河的杨尚昆，请他召集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会议，批准出版这本书。接着，胡绳同胡乔木就书稿上的一些问题进行商酌。

8月8日，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会议批准了这本书的出版。胡乔木在会上提出，他要为这本书写一个题记。他说：“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会后，胡乔木在写题记的同时，还陆续对他读过的几章提了一些补充意见，有些是书面写给胡绳等人的。他又读了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现”，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

二 修改定稿

胡乔木所提修改意见和亲笔所做的补充修改，写下了他对党史的许多真知灼见，为这部书增添了光彩，也减少了书中的疏漏，极大地提高了这部党史著作的质量。贯穿在这些修改意见中的根本精神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胡乔木所提修改意见和亲笔所做修改的地方很多。这里只能举一些例子，读者可从一斑窥全豹。

在第三章讲到30年代初临时中央对“左”的指导思想有所突破的那一段文字中，胡乔木特意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临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中，也多少出现这种变化的征兆。张闻天1932年10月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并且强调：‘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坚决的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和公开的方面去。'”

第七章“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第二节评论1957年反“右派”斗争，书中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这句话中，“甚至无中生有的”这几个字是胡乔木加上去的。虽然只是加了几个字，却使这句话成为真正具有概括性的论断。与此相关，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第一节中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为题的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原稿是“造成更加广泛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产生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和紧张气氛”。胡乔木对此批注：“文革不能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因这种斗争本身是捏造出来的。”据此，这句话改为：“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第七章第三节以“八大二次会议”为题的一段中，原稿有一句话评论八大二次会议前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胡乔木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够，在原稿校样上加写了一段话，后来又经考虑把这段话做了改写。胡乔木改写的这段话是：“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了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于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方面的影响。”这里所说的两方面的影响是：第一，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这一章第六节中在以“科学、教育、文化政策的调整”为题的一段末尾，提到周恩来、陈毅1962年3月在广州的讲话反映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原稿对此未做进一步的评论。胡乔木加写了一段话：“但是，党中央对思想政治上的‘左’倾观点没有作出彻底清理。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明确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这种情形是后来党对知识分子、知识、文化、教育的政策再次出现大反复的预兆。”这段话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也使人们看清了这个问题发展的前后脉络。

这一章第八节在关于八届十中全会一段中，最后讲到八届十中全会后，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发展，另一方面还能继续进行经济上的调整和恢复的任务。胡乔木加上这样一个结语：“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但矛盾是暂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了。”这句话真有画龙点睛之妙。

对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胡乔木做了多处修改和补充。其总的意思都是必须完全否定这场所谓“革命”。例如第三节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失败时，原稿中说，由此而揭露出来的“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什么结果？什么前途？‘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胡乔木在这里接着加写了好几句话：

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继续革命”？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反之，“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个例子也许足以表明，议论虽然不可以过多，但在必要的时候就应当有足够的鲜明性和彻底性。在第八章末尾，原稿中说“‘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不应该这样做的深刻教训”，胡乔木把这句话改成“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和其他类似错误的深刻教训”。

在全书“结束语”的“曲折的经历”一节中，说到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时，原稿说：“一般地说，在这方面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特殊地说，中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也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胡乔木感到这样说太简单了，他在“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的完备的经验”后面加写了“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各国党和人民都必须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然后把“特殊地说”以下一句改为“中国由于是一个与任何欧洲国家不同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而又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并且对于照抄苏联经验有过十分痛苦的教训，这就更不允许照抄别国的经验”。这样的修改补充，显然使内容丰富、充实得多。

在“结束语”中“四十二年来的巨大成就”这一节原稿“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成就，又要看到自己的不足”处，胡乔木加批注说：“需要有一大段话说明中国现在仍是落后的，与发达国家差距不但很大而且有越来越大的危险，以强调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三部曲的紧迫感。”按照胡乔木的意见，书中加写了一大段话，说明现在还落后，必须以极大的紧迫感朝乾夕惕，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于胡乔木的改笔和意见，胡绳和写作班子的同志认真研讨，精心修改，8月20日前终于全部完稿。

三 撰写“题记”

8月15日，胡乔木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的“题记”完成。这是一篇议论风生、文辞优美的短文，是他一生中最后亲笔写成的一篇文稿。全文只2000字，却显示了一个党史大家和辞章大家的才华和功力。

“题记”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做了高度评价。他写道：

这三章确是比较难写好的部分……客观的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必须是怎么样。我读了这三章，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

同时，胡乔木也委婉地指出此书尚需继续努力的目标。他说：

当然，这部书并不是十全十美。党的七十年历史如此丰富，在一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不可能说得面面俱到，这是显而易见的。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详，必有所略。但取舍详略之际，考虑间有未周，在所难免。而知人论世之处，作者颇具匠心，究难悉当。至于编辑性的差错，恐怕更少不了。无论如何，写这样的书而能写成这样，是不容易的。虽然文出多人，稿经数易，终得集合众长，统一条理，成为一家之言。积年余之功，竟初创之业，尤属可贵。

文章从指出可能存在的不足，又落笔到肯定和赞扬上面。但作者又转笔就“初创之业”展开议论，一方面说明此书“并非白手起家”，另一方面自然地说明它的材料与观点的来源，写来曲折有致，游刃有余。这段文章最后说：“在这以前，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同样的书，的确没有写得同样好的书。”可说是赞扬备至，但用语又是那样的平实，读者读到这里是会很自然地予以首肯的。而从赞扬的字里行间，从事党史工作的人员，也会很自然地领会胡乔木对党史著作的期待，在受到鼓励得到启迪的同时，自然会下决心不懈努力，去达到胡乔木在这篇文章中为党史著作立下的标杆。胡乔木写了一辈子文章，深得个中三昧，这篇抱病写成的短文，堪称杰作。怪不得他的文友、著名文论家钱锺书由衷地称赞：这是一篇写得很优美的文，真是“文章老更成”啊。

四 在出版座谈会上讲话

1991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出版发行，订数达到500万册。在此之前一个月，也是在胡乔木指导下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发行，订数达20万册。两本书成为广大干部党员学习的材料。

1991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举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座谈会。胡绳就两本书的编写过程和指导思想以及对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做了说明。薄一波在座谈中说，历史证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两本书结合党的历史经验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有说服力的论证，是很有意义的。

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讲话，肯定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它并不满足于重复或者引申已有结论和研究成果，作者就党的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细节独立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两本党史著作深受读者欢迎，胡乔木非常高兴，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景，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胡乔木指出，读书界很需要这样的书，读者很需要了解党的历史，而这两本书编得比较认真，质量也比较高，能够满足读者的需要；两本书的订数和发行分别达到500万册和20万册，这说明只要有为广大读者需要的好书，读者是愿意读的；这两本书的出版不仅对党史界，而且对整个学术界、出版界，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党的宣传教育工作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胡乔木说，这两本书的成功表明，我们的学术界、理论界是有工作能力的，他们可以写出更多的好书来。现在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提出要求和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