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哲学”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语的“爱智慧”（Philosophia）。因为这个词的初始意思“爱智慧”本身就没有确定讨论的主体，所以哲学家们现在对“哲学”仍然没有给出统一的定义，可能以后也不会有具体的统一定义。但是我们可以描述性地说明：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所表述和界定的事情或事物，就是人类为了提高认识思维能力，为了使自己更有智慧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换句话说就是，希望自己的智慧能够帮助自己了解客观世界，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得到更符合自己期望的结果。

在西方，古希腊人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从那时候开始，西方哲学就成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西方哲学的历史也就代表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

在东方，“哲学”这个词最初是由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在他的著作《百一新论》中，首先用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而后，康有为等人从日本将其介绍到中国，从而逐渐替代当时“玄学”“形而上学”等词汇，最后成为“philosophy”在中国的专有名词。

在中国古代，人们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始认识自然中的规律，并能够适应自然规律对生活节奏进行调整。于是有了后来所记载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思考、总结，把对于日常的现实事物、自然规律归结为“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这应该是中国关于“哲学”的最早定义。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以欧洲哲学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存在一定差异，造成这种东西方哲学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个地域哲学的不同的发展过程。

如同中国哲学来源于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行为的思考，进而进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总结一样，西方哲学也从认识自然开始。古希腊哲学中，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用“水”“火”“空气”的观点解释世界万物，这只是对自然的单纯认识。但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哲学的发展就倾向于“改造世界”，或者说希望哲学能够给人的行为提供指导。那时，西方哲学就从“爱智慧”转变为现在的“体现智慧”。“体现智慧”正是科学的特色——科学就是抛弃了对于智慧的单纯追求而转向对于智慧作用的需求。

中国的哲学发展与西方不同，这或许和没有经历希腊的国家灭亡、希腊哲学开始转向罗马哲学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转变有关。一直到宋明时期，中国传统上的哲学才真正开始由“认识世界”转到“指导思想，改变世界”上来。在这之前，中国的哲学以及当时的中国人一直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式的自然规律中，进行着理解世界、适应世界的活动。人类明白了太阳的东升西落，白天黑夜的区别——这就是理解世界；而后做出符合这一系列区别的行为：太阳升起就进行工作，太阳落下就休息睡觉——这就是适应世界。宋明时期，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则是一种对于“改变世界”的期望。这可能是受当时随基督教等宗教进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思想的启发，并且使中国哲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这一大步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有争议的一步——从“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看，当时中国的哲学发展已经落后于西方，这种思想上的落后，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化变革不得不直接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中国哲学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改造世界”的哲学，而是把传统哲学篡改为适应西方、适应中国现状的“适应”哲学。这就导致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后期，出现了与世界文化发展格格不入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学者们就只能寄希望于西方的科学。

而这也就是现在东西方哲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东方哲学中的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处在“适应世界”的阶段，一直没能进入“改造世界”的阶段。

“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是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同时也是哲学家一直在探索的问题。

通过对“认识世界”的思考，人们开始探索什么是知识，知识有什么性质，有什么规范，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就成为哲学中知识论的部分。

通过对于“适应世界”的思索，则延伸出了“究竟什么是人”“人应该怎么对待社会”——人与社会的适应关系，这就是哲学中的伦理学。

而在“改造世界”方面的“哲学再分析”，又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索我们改造的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样的构成，这个世界的过去以及将来又都如何，这就是哲学中“本体论”以及“宇宙论”的部分。人类对于“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一系列思考，以及对于这整个过程的再次思考，就构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而一系列“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行为以及一系列的“思考”的活动过程，则被人们不断地记录下来，这些记录是“哲学史”。

“哲学”与“哲学史”有联系，但是二者并不等同。哲学不是哲学史，哲学史同样也不是哲学。黑格尔曾提出的“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命题，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哲学史是符合哲学的，更确切地说；黑格尔强调的是人类应该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史，解决哲学史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两者并没有本质的联系。哲学史仅是哲学者以及哲学事件的历史，最多加入了这些学者的思维，它是对于以前人们思想的记录。这些记录仅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它在“适应世界”以及“改造世界”上起的作用极小，有时候“认识世界”的作用也仅限于认识“过去世界”“思想世界”——对于认识“现实世界”的作用也很有限。

哲学史是前人的哲学经历，对于当代人来说，那些都已成为历史。而“哲学”，也就是我们所期望掌握的“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哲学不是科学，哲学也不是宗教，哲学更不是历史。

首先，哲学不是科学。现代科学知识，能够指导我们处理一系列问题。但是，科学知识不能处理所有问题。而哲学则是我们处理所有问题的凭证，我们处理所有问题的方法都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哲学。

哲学不是宗教。以前，或许还可以用宗教替代哲学，但是现代文化的基础是与宗教存在严重冲突的科学。面对这个以现代文化为指导的世界，用宗教性哲学指导人的行为，已经无法达到“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

哲学更不是历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哲学史不是哲学的原因。每一个人都应拥有自己独特的“哲学”，并以这个哲学为标准处理日常的一切事务。哲学史只是把历史上一些拥有特殊含义、对人有特殊价值的独特“哲学”记录下来，它讲的都是特殊的哲学。这些带有个人印迹的特殊哲学并不一定适用于这个社会，更不一定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哲学史不是哲学，但是我们可以从对哲学史的了解中更加明晰自己的哲学，使自己能更明白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才能适应这个世界并改变这个世界。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通过将历史上那些具有独特“哲学”的哲学家与自己进行对比就能够知道自己的不足。歌德也曾说“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拥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中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绝不会有多大成就”。如果不借鉴别人的案例、行为、思想，我们就不可能让自己得到提高。本书就是希望我们在对哲学大师的了解过程中，逐步提高自己的哲学思想水平——在“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方面有所提高。

高尔基曾经说：“如果学习只在于模仿，那么我们就不会有科学，也不会有技术。”在对于大师的行为方式、思想方法进行了解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联系现实生活，并对其进行哲学上的分析，才能最终达到我们的目的。正如高尔基所说，单纯的“模仿”并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在看这些大师的哲学记录时，思考他们的行为的同时，也要思考自己的行为，并将二者进行对比，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对我们以后处理别的事情有所启示。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哲学的过程。做到这些，其实就已经开始步入哲学的殿堂了，这也正是本书的目的之一。子思说：“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希望读者通过阅读本书知道错误、改正错误，从而明白正确、施行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