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语言、人口状况研究

苏联的民族语言教学

苏联共有128个民族（1989年人口普查确定），是当时世界上民族最多的国家之一。1989年，苏联的主体民族是俄罗斯族，占全苏总人口的50.8%，其他民族占49.2%。各民族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苏联各民族分别使用属于印欧、阿尔泰、高加索、芬兰-乌拉尔、古亚细亚、汉藏等不同语系的130多种语言。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语言（非俄语）的使用和发展问题，特别是民族语言在教育领域的使用和发展问题，历来在苏联的民族问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苏联时期，不同民族语言的使用状况（包括在教育领域的使用和发展）由于受语言政策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总体上讲，在苏联时期，民族语言在各个领域包括在教育领域的社会功能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对此，我们应给予客观的描述和评价。

一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民族语言使用简况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在语言方面推行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语言同化政策，把俄语定为“义务国语”并强制推广。“实际上，这就是硬要俄国其他各族居民使用在俄国居民中占少数的大俄罗斯人的语言。每个学校都必须讲授国语。一切官方文牍都必须使用国语，不能使用当地居民的语言。”在这种政策下，沙皇政府对很多少数民族语言首先在法律上不予以承认。如1897年俄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其境内有126个民族，实际使用130多种语言，却只承认有75种语言。沙皇政府规定，在法庭、官方或正式场合只许使用俄语，不许讲本民族语言。在民族地区的学校，也严格禁止使用民族语言，而主要使用俄语教学。如在卡尔梅克地区，不仅禁止用卡尔梅克语教学，甚至禁止学生用本族语讲话。1863年，沙皇政府禁止在立陶宛使用拉丁字母，实际上是禁止用立陶宛文出版图书和从事教学活动。同年，沙皇政府还禁止印刷和发行乌克兰文、白俄罗斯文的出版物，禁止用乌克兰语演出，等等。这种政策执行的结果，是使俄国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使用范围十分狭窄。如在全俄用民族文字出版的书刊只有19种，很多民族在十月革命前没有自己的高等学校。亚美尼亚语言文字的历史虽长达1500年，但在亚美尼亚地区都没有一所高等学府。在为数不多的中小学里学习的也主要是非土著民族的孩子，如1914年，在巴什基尔的4778名学生中，巴什基尔人只占0.25%。另外，十月革命前俄国文盲率很高，少数民族的文盲率更高。如吉尔吉斯人中识字者仅占0.6%，塔吉克人中占0.5%，土库曼人中占0.7%，乌兹别克人中占1.6%，哈萨克人中占2%。卡尔梅克人中仅有4.9%的男人和0.2%的妇女识字。总之，沙皇时期由于政府严格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生存和发展，尽量缩小它们的社会功能，所以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

二 苏联时期民族语言在教育领域的发展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尽管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还十分严峻，但俄共和苏维埃政府立即对苏联民族语言功能的发展问题（首先是教育领域的发展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列宁和斯大林签署的《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明确提出废除任何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保证少数民族的自由发展，当然也包括任何民族的语言发展。1918年10月，俄罗斯联邦人民教育委员部在关于少数民族学校的决议中，要求民族学校的教学应按照俄罗斯统一的教学大纲用本民族语言进行，还提出要为革命前无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在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和1923年俄共（布）十二大通过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决议中，都强调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巩固使用本民族语言”。决议要求建立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的教育体系。

1919年末由列宁签署的《关于扫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居民中的文盲的法令》，对苏联民族语言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个法令规定，国家所有8～50岁不会读写的居民，必须学习识字，消除文盲，至于学本族语还是俄语，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意愿而定。为了发展民族教育，推动扫盲工作，不仅建立了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还组织编写和出版了部分少数民族文字的教科书。当然，当时由于有些民族的文字还不够完善，教师数量少、质量差，民族语言一般只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教学中使用。

随着民族语言教学体系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一些民族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创建了本民族学校的民族，面临着民族语言教学师资力量严重不足的状况，因此，民族师资力量的加速培养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1925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发布了旨在“为非俄语民族学校培养师资”的法令，决定大力培养民族语文师资。根据这一法令，一些高等学校成立了民族语系。如喀山大学成立了马里语、乌德穆尔特语、楚瓦什语分部，萨拉托夫大学成立了布里亚特-蒙古语系。1924/1925学年，有36所师范学校培训民族语文师资，1930年发展到85所。1929/1930学年，仅俄罗斯联邦就建立了8所民族师范学院，24所俄语学校设立了民族系，当时有学生4000名。

为了更好地实施民族语言教学和语言平等政策，苏联政府还十分重视为没有文字的民族创制文字工作，以及对虽有文字但文字难学或文字不完善的民族文字进行改进和完善工作。十月革命前，各民族文字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只有七八种较为完善。有些文字复杂难学，不利于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有必要进行改造。最早改革的是穆斯林民族使用的突厥文字。到20世纪20年代末，除俄语、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亚美尼亚语和犹太语外，其他文字都实行了拉丁字母化。二三十年代，苏联政府还为主要生活在北方和远东地区的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了52种文字。新文字创制和完善后，很快出版了一批用苏联民族语言编写的教科书。1925年，俄罗斯用34种民族文字出版教科书，1929年又发展到56种。从全苏总的出版情况看，1928～1934年已用86种文字出版书刊，印数增长了31.5倍。民族文字书刊的大量出版，不仅繁荣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为民族语言在教育领域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实施以上措施的基础上，民族语言教学得到了迅速发展。如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罗斯联邦民族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非俄语学校的增长速度高于俄语学校。到20年代后期，民族语言教学工作呈现繁荣景象，如鞑靼语学校所占比率由20年代中期的34.8%提高到54%，而同期俄语学校所占的比率从49.6%下降到37.4%。到20年代末，非俄语学校民族语言教学不仅仅限于小学一、二年级，有的已发展到高年级。与1928/1929学年相比，在1929/1930学年俄罗斯联邦自治共和国中用本民族语教学的学校增长了83%，用本民族语学习的学生增长了104%。另根据1927年对全苏学校的统计，用民族语学习的学生数量也明显增加了。如1926/1927学年格鲁吉亚的绝大多数学校使用本族语教学，此外还有359所用其他语言教学的学校：128所亚美尼亚语学校、87所阿塞拜疆语学校、63所俄语学校、36所希腊语学校、27所奥塞梯语学校、11所德语学校、3所犹太语学校、2所艾索尔语学校、1所波兰语学校和1所库尔德语学校。同一学年，在阿塞拜疆，72.3%的学校用阿塞拜疆语教学，14%用亚美尼亚语教学，9.6%用俄语教学，4.1%用其他民族语言教学。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民族语言的社会功能在各个领域包括在教育领域的扩展，随着各民族对族际语俄语需求的增长，苏联政府在民族教育中逐渐加强了俄语的教学工作。虽然早在20年代下半叶俄罗斯就为非俄罗斯民族如乌克兰人、鞑靼人、楚瓦什人、马里人等的民族学校建立了第一批俄语课大纲，规定学生要学习俄语口语、读俄语书报，并以生活实践为目的掌握文字，但在当时的学术文献中，无论在语言描写方面还是在语言政策等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研究者们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上，没有把俄语的发展问题放在首位。但从30年代初开始，在各种文献中已能明显看到对掌握族际语俄语重要性的评价。很多学者认为当时用民族语学习的大多数中小学毕业生，没有熟练地掌握俄语，这对其进一步的深造和族际交往造成一定困难，因此在一些共和国内通过了有利于广泛普及俄语的规定。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在其1938年的决议中也明确规定：“非完全中学（7年制）毕业的学生无论在口语方面，还是在书写方面，应该能够用俄语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掌握独立利用与其年龄相应的书籍的技能，以及掌握俄语语法，掌握通过某些作品熟悉俄罗斯文学的技能。”另外，为了便于民族学生掌握俄语，把新创或改制的拉丁文字普遍改为俄文字母，而且相当多的民族文字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的十几年间改变了数次，这使得一些民族学生转到用俄语教学的学校学习。

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民族教育中虽然加强了俄语教学，但至30年代末，各加盟共和国土著民族的学校教育仍基本上使用民族语言教学。如在1938/1939学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个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学生用本族语学习。同时，俄语被作为一门课程在所有加盟共和国土著民族学校中教授，所以俄语在学生中的普及率有了明显增长。在各自治共和国中，整体而言，除个别共和国外，使用民族语教学的学校数量和用民族语学习的学生数量也都增加了。与俄语相比，这一时期民族语在学校范围内的功能发展仍具有明显优势。当然，这一阶段一些人口较少民族的新创文字依然主要在低年级的教学中使用；由于使用不理想，故一些民族文字（约25种）停止了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有关“各民族语言平等”和在教学中平等使用民族语言的规定还是很明确的。如1957年4月18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的《寄宿学校条例》第17条规定：“学校教学按照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用学生本民族语言进行。”1959年12月29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的《八年制学校条例》第12条规定：“学校的教学用学生的本族语言进行。在使用多种语言进行教学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家长有权决定选择哪一种语言进行教学。在用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自治专区的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里，学生可自愿学习俄语，如同在俄罗斯学校里学生可自愿学习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或自治专区的语言一样。”

1970年9月8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的《普通中学条例》第3条规定：“给予学生用本民族语言学习的条件。学生的家长或代理家长有权为子女随意选择用符合其要求的语言进行教学的学校。除教学所用语言外，学生可以自愿学习苏联其他民族的语言。”1973年7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和各联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第4款规定：苏联全体公民“有选择教学语言的自由，可用本民族语言或用其他民族语言进行教学”。1977年苏联宪法中规定公民拥有“平等使用各种语言的权利”，在有关的教育法令中也有类似规定。可见苏联有关“语言平等”的法规是十分明确的。

但是，在苏联有关语言问题的政策中，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倾向，即明显偏重于俄语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起到了明显的导向作用。如1959年11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联合通过了《关于加强学校同生活的联系和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制度的提纲》，该文件第19条规定各民族学校可以使用本族语教学，同时又特别强调“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中等学校必须学习俄语”。这种“必须学习俄语”的规定无疑带有强制的性质。尽管提纲规定，家长可以为其子女选择必修的语言。但在当时中等学校中普遍存在本族语、俄语、外语三语教学并存的情况下，加之苏联的绝大多数高等学校特别是理工科学校一般都使用俄语教学，这就使得家长不可避免地要为孩子选择俄语学校。另外，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偏重于俄语的倾向更加明显。如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决议和本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均称俄语是苏联各族人民的“第二本族语”。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对俄语的推广几乎成为一种运动，民族语言的发展问题实际上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当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要求国家的每个成员掌握其他民族语言，特别是被人们普遍使用的族际交际语，这是正常现象，就是说提倡“双语制”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如果在“双语制”的口号下把每个人的语言行为局限在除学习本族语外还必须学习某一特定语言即俄语的范围内，甚至把这一做法意识形态化，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不能不说是有悖语言使用自由原则的。

在以上语言政策指导下，战后阶段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语言的教学规模没有进一步扩大，基本上仍保持在原有水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加盟共和国大多实行本民族语、俄语或其他民族语言的双语、多语教学。如在乌克兰，教学语言除乌克兰语和俄语外，还有摩尔达维亚语、匈牙利语和波兰语；在乌兹别克，还有塔吉克语、土库曼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在哈萨克，还有朝鲜语、塔吉克语、乌兹别克语、维吾尔语；在吉尔吉斯，还有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在塔吉克，还有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哈萨克语；在亚美尼亚，还有阿塞拜疆语；等等。资料表明，绝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在1965～1972学年，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无论是用土著民族语言学习的学生数量，还是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数量都有所增加。仅在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数量有所减少（94.8%和90.9%），而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用土著民族语言学习的学生数量降低了（93.8%和85.8%）（见表1）。从调查资料看，与自治共和国相比，六七十年代加盟共和国内土著民族语言的教学状况变化不是很大。如在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等共和国中用土著民族语言学习的学生数量在1972/1973学年与在1965/1966学年基本相同；在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个共和国，由于人口的过快增长用民族语言学习的人数增加了40%～70%；但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用本族语学习的学生人数减少了7%～15%。从上可见，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加盟共和国土著民族语言在学校领域内的社会功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对于自治共和国而言，民族语言的教学情况从战后起发生了明显变化。整体上讲，从战后直至苏联解体前，各自治共和国的民族语教学一直呈下降趋势，而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数量却有了很大增长。如在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和科米，用俄语学习的学生数量在1967/1968学年与1938/1939学年相比，相应增加了8、12、17倍；在楚瓦什、北奥塞梯和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增加了3.5～4倍，在其他大部分自治共和国增加了约2倍。自治共和国中用俄语学习者人数的增长，使土著民族语言在学校范围内的使用受到严重削弱。用俄语学习者数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30年代末相比明显增加的同时，学校中用民族语学习的学生数量总体有了大幅度减少。当然，这种状况在不同的自治共和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一些共和国如科米、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北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尔梅克等，用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被陆续关闭，民族语文只作为一门课程讲授。如60年代初卡尔梅克所有的中小学从一年级开始都改用俄语授课，卡尔梅克语言文学仅被作为一门课程学习。用卡尔梅克语教学的最后一所学校于1963年被关闭。不过在70年代初，鉴于一些民族表现出加强用民族语言教学的愿望，如图瓦、巴什基尔、雅库特、布里亚特和鞑靼等民族的语言教学工作有所加强，用这些民族语言学习者的比重也有所增加。

20世纪70年代初全苏用55种民族语言进行教学，在少数民族最多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有46种民族语言被作为教学语言或被作为一门课程教授（见表2）。

20世纪80年代，随着俄语在全苏普及率的进一步提高（1989年为62.3%），各加盟共和国用民族语言学习的学生数量普遍有所减少，特别是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减少的幅度更大。在自治共和国如车臣-印古什、达吉斯坦、北奥塞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尔梅克，在自治州阿迪格和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学校教学全部用俄语进行。当然，在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自治州以及北方的一些民族区，土著民族的孩子从6岁或7岁起在学前班用本族语学习。但是，不管孩子用民族语学习的年限长短或者是否把它作为一门课程学习，全俄罗斯所有的学校从1年级开始到10年级都学习俄语（作为课程或教学语言）。

苏联解体后，各民族都致力于本民族语言文化恢复和发展问题的解决，民族语言的教学状况又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新特点，这不是本文所涉及的范围，所以在此不加以探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区分苏联民族教育发展过程中民族语言教学进展的几个阶段。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是第一阶段，这是苏联民族语言教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语言平等和在教学中扩大使用民族语言使用范围的法规，使民族语言在教育领域内的功能史无前例地扩大了。这一时期，在处理民族语言教学和俄语教学的关系方面，明显突出了民族语言的地位。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是苏联民族语言教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民族语言教学在保持原有水平甚至有些民族语言教学范围有所扩大的情况下，在语言教学中增加了俄语教学的分量，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民族语言和俄语双语教学并重的阶段。当然，在这一阶段，由于苏联各民族的具体情况不同，双语教学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苏联民族语言教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苏联解体前。这一阶段在处理民族语言教学和俄语教学的关系方面，明显偏重于俄语教学，民族语言教学由此受到很大的削弱，一些民族地区甚至完全停止了用民族语言教学，民族语言文学仅被作为一门课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