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结构产生了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原有较为单一的社会结构逐渐为多元化、阶层化的利益分配格局所取代。现有社会结构的形成，一方面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等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建设”“社会和谐”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屡屡出现，成了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关键词。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系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一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唯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观点，强调了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十七大更是明确地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自十八大以来，加强社会建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更是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在这一背景下，诸多学者认识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不能仅仅片面地从经济发展一个维度进行讨论，“唯GDP论”的发展观只会进一步导致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协调。因此，对社会质量的研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同于其他社会进步指标，“社会质量”这一概念有着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系统的指标体系，对社会进步的评价不再局限于物质经济领域，而是以人的发展为起点，全面讨论了构建平等、公正、有凝聚力、有尊严的社会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对社会质量的研究，表明发展社会学进入了新的阶段，学者们对社会形态演进的研究，不再以物质经济资源的占有作为唯一的评价，而是真正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以社会进步中“社会人”作为第一视角，从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来测量社会的发展情况。

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其重要理论借鉴意义之一就是提供如何全面衡量现代社会发展的路径。长期以来，在世界各主要国家，GDP一直是评价社会进步的重要测量标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GDP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物质经济水平，但是，非经济因素，如社会公平正义、社会成员的尊严与能动性，则无法通过简单的GDP测算而得以充分的体现。其他指标，如人类发展指数（HDI），都仅仅是对某个特定领域的单一维度的测量，如果用来对社会整体发展质量进行衡量，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与上述社会进步评价指标相比，社会质量理论从构建之初，其含义就直指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政策受经济政策掣肘的局面，希望通过建立以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等多个方面的评价指标，对社会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并对社会政策进行全面的评价。正是因为社会质量理论和其指标体系能够较为全面地对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测量，这一研究范式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更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因此，社会质量理论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并通过一整套指标体系，完整地建立了测量系统来描述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质量的提出，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创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首先，社会治理创新的核心是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我管理水平。这一点与社会质量理论有着相通之处。社会质量理论强调，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同时在制度体制上为社会组织创造更多的空间，增强其能动能力，从而实现对社会成员的赋权，进而提高公众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水平。其次，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背景是，当前我国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凝聚力不足，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而这与20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提出社会质量理论的时代背景很相近。因此，社会质量理论非常注重社会凝聚水平和社会包容水平在对社会整体质量评价中的意义。在社会质量理论体系中，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具有较高程度的社会共识，在意识形态、社会价值、道德信仰等方面应当具有对社会成员认知的整合功能，否则，社会就只能是一盘散沙。同时，高质量的社会还应当有一定的包容性。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对多元性认可，一方面，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可以相互包容；另一方面，任何社会成员不会因为其特定的社会属性被标签化、污名化。只有这样，社会本身才能实现包容性发展，社会群体间才能减少摩擦，社会才能实现和谐稳定。综上所述，欧洲社会质量理论的提出和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提出在社会背景上有相近之处，因此两者在价值取向、核心内涵等方面都有相通之处。所以，研究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对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创新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