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亚里士多德：中道和友爱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生于希腊北部的斯塔吉拉小镇。他的父亲尼各马可是医生，是马其顿王阿敏塔斯的朋友和御医。他的母亲菲斯蒂的家族很富有。公元前367年，他来到雅典，成为柏拉图学园的一员。随后的20年他都待在雅典，始终与学园联系在一起。公元前343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邀请亚里士多德做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在亚历山大出征波斯前夕，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并创办了“吕克昂（Lyceum）”学校。在亚历山大死后，反马其顿情绪高涨。亚里士多德与马其顿人有亲密的和公开的联系。在德尔斐，雅典人剥夺了给予亚里士多德的尊敬并且将载明这个荣誉的铭文碑沉入井底。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回到优波厄亚岛的哈尔基斯，并在这里去世。

在古希腊，没有一个哲学家明确主张宽容是一种政治原则。相反，一方面，他们对其他哲学家持真正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否认这种开放性是建立政体的合理基础。这些思想家各自证明自己的观点，从未迫害不同观点的人，争论社会应该采纳何种具体观点，而不是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宽容所有观点。他们实施宽容，却否认它的理论证明。例如，柏拉图从未提倡宽容是一个政治原则，尽管他作品中某些方面似乎意味着宽容。例如，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检省的生活不值得过——似乎暗示，每个人应该自由地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检省自身，不受他人的干涉。此外，柏拉图拒绝言论自由的观念。在《国家篇》中，他建议国家严格控制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嘲笑民主难以驾驭。但是，有人主张，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民主制提供的自由中生活最幸福，因为只有在这种政体中哲学才能繁荣（而没有统治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这不是柏拉图建议的政体。最接近柏拉图支持的自由的制度化表达是柏拉图《法律篇》中的夜间委员会，其中鼓励被选出的公民在许多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想法，并进行辩论，国家对这些问题有官方的和立法的答案。然而，夜间委员会只在晚上秘密集会，而且它的存在是一个国家机密，其他公民不知道。这种有限的、秘密的自由不是宽容的论据，它意味着不可能公开地宽容公民的不同观点。柏拉图没有简单地支持宽容，因为使好人健康、幸福的自由也会使坏人变得更坏。正义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高贵的谎言。

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明确赞成宽容是一种美德，甚至没有列举它。他的思想中嵌着某些不宽容的细节，例如他不愿承认妇女全部的人性，他支持奴隶制具有自然基础上的论据。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宽容的发展做出了间接却重要的贡献，例如他对本质原则的阐明、其思想中潜在的超文化主义学说、自然法、人是“社会动物”，理想的政府关注共同善、美德是习惯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他的宽容证明基于以下两点：应用于政治生活的中道学说，政治友爱观念。

（1）应用于政治生活的中道学说

在《政治学》第一卷中，亚里士多德确立了更高贵的对于较低级的统治，宣称“灵魂是以专制的统治来统治肉体，而理智对欲望的统治则是依法或君主统治”。实现正义和德性的公民功能与城邦的灵魂对应，提供财富和物质必需品的公民功能与城邦的身体对应。按照专制的等级统治原则，亚里士多德建议最好的国家把追求城邦身体利益的人（例如农民、商人和工匠等）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亚里士多德实际的政治途径建议政体应该为大多数人而设。“对于大多数的城邦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政体，以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什么是最优良的生活。当然我们既不能着眼于超出芸芸众生的德性，也不能着眼于以优越的自然禀赋为先决条件的教育，或者着眼于令人称心如意的完美政体，我们考虑的范围仅限于大多数人都有可能享受到的生活和大多数城邦都有可能实现的政体。”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分析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这是两种有缺陷的政体，其中国家身体部分的利益和数值上的多数占主导地位。亚里士多德对这些有缺陷的政体如何运作的建议是：政治体制“应使人们甘愿并能够接受，而且要易于实施”。亚里士多德批评了《国家篇》中苏格拉底推论的一个前提：城邦愈一致便愈好。城邦不仅是由多个人组合而成，而且是由不同种类的人组合而成。种类相同不可能产生出城邦。他主张，伦理信念上的一致对于共同体的和谐与稳定不是必需的。在判断令人满意甚至偏离的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时，他表示不应忽视中道。“那些自认为德性仅为他们所奉行的那一种的人往往会走向极端，他们浑然不知其所作所为对一个政体的影响。”因为钩鼻或塌鼻，一只鼻子偏离了完美，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优秀的鼻子，也仍然看上去是一个鼻子；但是，如果把过程推到极端，首先它会失去属于鼻子的比例，最后因为钩鼻或塌鼻被推到极端而不再成其为鼻子。“寡头政体或平民政体，尽管离最优秀的政体相去甚远，但也不失为充分可行的政体；但如果把两者各自的主张推向极端，首先会使政体劣化，最终自然会不复成其为一个政体。”

（2）政治友爱观念

政治友爱观念即团结观念。“当城邦的公民们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选择同样的行为以实现其共同的意见时，我们便称之为团结。所以，团结是就团结起来要做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关系到双方乃至所有人的目的的大事情，而说的。”

为了实现这种团结，争论应该聚焦于采取的手段，并努力就所有人都满意的某个后果而不是最终原则达成一致。因此，人们寻求不同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不输不赢政策，而不是原则或政治派别的胜利。亚里士多德称这种团结为“政治友爱”。政治友爱使得宽容成为每个共同体的一个价值。它并不要求公民在道德或政治意识上一致，只要求他们愿意就以下一点达成共识，即为了建立共同承认的善而采取的特定行动。目的是为了获得所有人都认为好的后果，而避免一般被认为坏的结果。他强调友爱在更大的共同体中达成稳定与和谐的价值。他指出，在友爱使公民承认彼此的善的地方，正义不是主要的和不可缺少的。

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出发，一个人可能发展出宽容“没有原则的”哲学基础。对与我们亲密的人的爱使我们宽容他们，因为我们以他们的个人性为傲，即使当我们并不分享他们的价值，或赞成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宽容与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事业、娱乐、宗教或博爱事业的人，因为我们重视目标和与他们一起共享的活动。再进一步，我们宽容与我们共享公民身份的人的观点，在这个共同体中，共同善影响每个公民的善，每个人的善都会包含共同善。

亚里士多德要求公民只是在涉及每个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他的政治友爱概念提供了一个私人领域，其中公民可以体验他们的差异。就其不强求公民之间的一致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概念类似于现代的宽容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