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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搅乱了的解读
——“中国道路”的实然与应然
李德顺
摘要：能够区分“实然”与“应然”，是一种基本的哲学思维能力。中西方的思维传统不同，导致在“中国道路”问题上“有无”与“是非”之间混沌不分，引发了某些毫无意义的争论。“道路”是从实然走向应然的过程。我们只有学习继承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学会结合“实然”来把握“应然”，才能走出传统经学主义的话语迷宫，为创造性地理解和探索中华民族振兴的正确道路提供有效的思想文化资源。
关键词：实然；应然；中国道路；经学主义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讲好“中国精神”和“中国道路”，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目标。当我们力求为之提炼阐明一些基本理念的时候，不能忘记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讲、所求的，究竟是“实然”的层面，还是“应然”的层面，或者说，我们讲的是一种“事实”描述，还是一种“价值”取向。对于想要讲道理的人来说，在这个问题上要自觉保持一定的分寸感。
一 中西关于“是”和“应该”的不同思路
能够区分“实然”与“应然”，是一种基本的哲学思维能力。要说明你对某件事情的某种主张，就要交代它是从哪里得出来的。具体说，就是这种主张是观察真实的历史所得出的描述性事实判断（为此须有确切的证据），还是从现在的体会和需要出发所提出的规范（评价、倡导）性价值陈述（为此须给出合理的理由）。
在西方哲学史上，区分“实然”和“应然”、“是”和“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学过哲学的人都应该记得“休谟问题”。“休谟问题”是说，传统哲学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本来是在讲“实然”、讲“是什么”的，但是讲着讲着，突然就跳到了“应该”怎样上去了。这里的中间环节、过渡条件是什么，却没有反思、没有交代。休谟认为，实然与应然之间，其实并没有因果联系。
“休谟问题”震动了哲学界，难倒了一大片人。按照罗素的总结，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思想混乱的根源，都是由于分不清“实然”和“应然”、“是”和“应该”，从而把对“世界的本性”的描述和理解，与对“最佳生活方式”的追求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后来很多哲学家、科学家、逻辑学家们，一直在围绕“是”和“应该”的关系，就“是否能够以及如何从 ‘是’过渡到 ‘应该’，从 ‘实然’走向 ‘应然’”的问题，进行探讨和争论。
从问题的提出就可以知道，西方哲学的主导思维，是要遵循一种“以实然引导应然”的路径和走向，即主张先弄清“是”的实然，再考察能否及如何过渡到“应该”。多数西方哲学家倾向于相信存在这样的过渡联系，并具体关注着过渡的逻辑。为此他们也提供了很多说法。其中实用主义是一个极端，它认为说到底“是”就是“应该”、“事实”就是“价值”、“真理乃是一种价值形式，而逻辑判断则是一种评价”。但也有人，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罗素、艾耶尔等，则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从“是”到“应该”的过渡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是”属于存在范畴，“应该”属于价值范畴，而价值只能是情感的、非理性的，不能从理性中推出。因此关于“应然”的构想，必须将其从科学领域剔除。“科学不讲‘价值’”, “关于 ‘价值’的问题完全是在知识的范围以外”。
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通过这一思维路径的争论，结果都突出了“‘是’和 ‘应该’的关系”问题本身，推动了思考的自觉和深化。我们看到，西方对这个问题的觉悟，催生了现代文明的许多重要因素，如科学、民主、法治的理念和实践探索等。这个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但中国传统的思考路径似乎与西方相反，主要是一种“以应然引导实然”的走向：经常是先确定了“应该”是怎样的，然后选择一定的实例来证明它就是“实然”，以此来强调价值规范源自“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并相信万物之实从来就是如此。
例如一个最经典的表达，是孔子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他把“贵贱”这种表示价值（应然）的概念，说成是“天地之性”，即世界的本然。那么，何以见得这是世界的本然，而不是人自己标榜的呢？荀子为此所作的论证和解释也很经典：“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那么这个判断的根据，即衡量贵贱的尺度，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按照儒家的仁义学说先验地设定出来的。
当然，强调“人为贵”，从道义和动机上看总是好的。但是对它的论证，却是一个逻辑上独断式的自我循环。实际上，在自然界很难说固有这样的秩序。相反，人们倒是可以依据同样的逻辑，说“人是最为天下贱”的。比如道家的老庄就认为，世界万物本无贵贱，而标榜仁义道德，则恰恰意味着虚伪、堕落和卑贱。按此思路产生的传统吉祥物——皇家图腾龙凤，就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的神物，是一个形象化的典型。
同样，古人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也是一个把“应然”当作“实然”来述说的命题。争论中的各方，无论主张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又或是善恶兼有论，都不理解“善恶”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并非任何存在者固有之“性”。孟子说的“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只是作了比拟式的论断，并无分析论证。水性之“实然”（向下），何以就直接支持了人道之“应然”（向上）？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持续了两千多年，至今也无法形成定论。原因就在于其中一直缺少对实然的正视，并无科学的理解和反思，只是一味用举例、比拟、宣示来代替论证而已。
上述思想代表了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即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即善即真，即真即善，真善不二”，相信只有善的才是真的，恶的必定是假的。这就从与西方相反的路径上，混淆了“是”与“应该”。这种混沌不分，经常导致重应然而轻实然，从而形成了一种不能直面现实、习惯以愿望代替现实的心理状态。这是我国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一个普遍性的缺点。
二 “道路”是从实然走向应然的过程
中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不同，他们在描述与评价“中国道路”的问题时，出现了各种在我看来毫无意义的争论，把一个很清楚的现实问题搅得很乱。因为认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而加入的争论者，无论他是站在西方立场还是中国立场，对“中国道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往往都未注意区分这里的“应然”与“实然”。
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程，无论成功的表现还是未成功的表现，都属于与西方“主流国家”有所不同的一个独立的探索和实践过程，这本身构成了一个“实然”的现实，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人们产生分歧和争议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它的评价：是否正确、有效、有益且可持续等。用评价来回答“是否有一条中国道路”的存在论问题，就会文不对题，大家无法达成共识。因为评价的标准显然是多元的、主体性的，立场不同，评价的结果必然不同。
能够代表“中国道路”的，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经典表述，莫过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那么，这是在讲已经实现了的东西呢，还是在讲应该努力追求和实现的目标？邓小平的表述中，既有“实然”的根据，也有“应然”的规定，可以说包含了实然与应然的现实统一。但这里的“实然”根据，并不是指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的现实，而是指凝结在历史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包括中国对改革开放前后的事实所揭示并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种“从反面证实了其必然性意义上的实然”；而这里的“应然”，也就是由之得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追求和实现的核心价值才是实质。所以总的说来，其重点是讲“应然”。
我们在讲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清楚并说明基本的、完整的“实然”：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目前的实际情况怎样，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多远；哪些成就和经验可以作为基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会成为阻力；等等。对这些只能实事求是，不可以想当然，更不可用主观愿望代替现实。然后，才能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讲“应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核心价值追求；如何面对目前的问题和挑战才是合理有效的；应该怎样提炼和明确必要的理念、规范；等等。总之，这里既有“实然”问题，也有“应然”问题，而更尖锐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我们怎样从“实然”中看到“应然”的路径，用“应然”去引导“实然”，而不是解构和回避“实然”。
目前，这个层次的表述非常需要反思和提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理论表述，迫切需要以现实中实实在在的问题、需要和条件为依据、对象和源头，不能只根据零星杂乱的现实碎片，就坐在屋子里凭空想象，简单断言事情应该怎么样，每个人应该怎么样，国家政府应该怎么样……我们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可犹豫动摇。
从“实然”中认识“应然”，是科学理性思维的一项原则。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对人类未来美好社会的应然设想和追求，而恰恰在于，马克思是把未来的光明前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看到的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它造就着相应的因素和条件，培育着相应的主体，实践着这样的历史必然进程。这才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特征。所以说，要学习继承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就要学会结合“实然”来讲“应然”。
实践也证明，脱离了“实然”去讲“应然”，不是抓不住中心，就是使“应然”变成空想、空话。要知道，世界上属于“应然”的好东西总是有很多，甚至无穷无尽。凭着善良美好的意愿，人们也总是可以提出无限多种“应该如何”的设想和要求。但是，人们在提出“应然”的时候，常常对“何以应该如此”缺少缜密的思考和可行性论证。就像医生尚未对病人的病情作出清楚透彻的诊断，也不管需要什么样的康复条件，就急于开出一堆药方，结果多半无效一样。总之，“应然”如果不在“实然”中有基础、条件、动力和约束的话，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们固然应该有理想，抱有关于“应然”未来的坚定信念。但如果脱离了“实然”的基础和环境，只能带来对现实的不满足，使“实然”和“应然”互相抵消，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如何前进的积极启示。当人们不知道“应然”的可能性和条件性，看不到在现实中“应然”的东西是怎样不断地发生、成长和聚集起来的时候，就可能陷入一种焦虑动摇的心态之中，步入一种缺乏建设性的理论困境。有些人一看见今天的某些“实然”现象，就总是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讲得让人垂头丧气；一旦讲起“应该如何”的理想状态时，则是一味天马行空，纵情发挥，不着边际，仿佛要一口吃个胖子，结果却让人手足无措。
有时候，关于现实问题的争论（如民主、法治、普世价值等）难以深入，其原因往往在于你说的是“实然”，我说的是“应然”，这样我们就讲不到一起。如果我们在一起，想要探讨你说的“实然”如何走向我说的“应然”，我们就要学着交流，相互理解，分享经验，如此才能达成共识。我们需要自觉把握的，是怎样创造条件从“实然”走向“应然”，这就首先需要找准从“实然”到“应然”的过渡条件和过渡环节。这才是我们理论研究和总结经验的重点和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接地气”。
学习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也是如此。比如，我们觉得外国的有些东西比我们的好，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差距。但是，如果我们只看人家的成果，只会羡慕人家今天的状况，却不注意人家是如何取得这样的成果的，更不关心人家昨天曾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现在还有哪些麻烦，这就是没有搞清楚完整的“实然”。这就好像是有人看见邻居家的花园很美，自己却不会去学习别人怎么种花养花，只是想把人家的花园搬到自己家来，或者干脆自己搬到他家花园去居住。这种“坐享其成”式的“应然”目标，当然是不大能行得通的。
我们学界的种种“西化”和“复古”心态，往往也是如此。不能只想从前人或他人那里得到“好的成果”，即符合自己认为“应然”的东西，却不注意它们是在怎样的“实然”条件下形成的，更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造就“好”的过程。无论是“西化”还是“复古”，思想认识中的毛病，其产生原因都在于看不见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的路径，不理解从实然走向应然的实际过程，并且“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
在阐述中国道路和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问题时，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一个历史的中国，一个在现实中走向未来的中国，要立足于对这个历史进程的深刻反思，不要离开这个根基，漫无边际地去堆砌“好词”。“好词”是无限的，可以堆砌很多，但是，“好词”再多，如果没有历史足迹，没有逻辑层次，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所以，我们不必纠缠于概念和话语，而要在探索中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基础、条件、表现方式和发挥作用的机理等方面下足功夫。这就是贯彻历史唯物主义。
三 “中国道路之争”的致思之误
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如果不能理清“有无”和“是非”之间混沌不分，思绪就一定会被搅乱。目前国内学界存在两种偏向。
一种是片面地以西式思路和话语说事，以西方已经形成的结论和取得的成果为标准，每当中国现实与其“应然”不符，这些人便会产生各种疑虑，甚至否认“中国道路”，而对中国现实中某些可解读为“符合”其“应然”的现象，则倍加赞赏，鼓励有加。
其误所在：对西方“实然”的了解不完整，忽略其达到应然过程的漫长和曲折，亦不知决定中国过程（实然走向应然）的“主体”，注定是自为、独特、“无与伦比”的。
另一种是以中式传统思路和话语说事，多以自己脑子里的“应然”为根据，把现实过程中的某些片段“无限上纲”，或认为其符合既定目标的已然成果，因此尽力维护，或者认为其已完全偏离其“应然”道路，须重新规划。
其误所在：对自己脑子里的“应然”没有反思和批判，缺少以“实然”为根据的自我纠正，更不善于依据“实然”的条件和进度，将“应然”划分出相应的阶段和层次，以寻之蹈之。
上述两种偏向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脱离中国的“实然”来讲“应然”。学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传统的经学主义治学方式有关。有些人不仅自觉地以经学主义方式去治“国学”，还把它推广开来，用于治“西学”、“马学”，乃至批评现实。
经学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崇拜权威，迷信经典；学统至上，门户森严；规范主义，结论在先；剪裁历史，话语迷恋；蔑视大众，远离生活。
以对“文革”和“改革”的评论为例。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文革”与“改革”，他们都把其与自己肯定或否定“中国道路”的结论联系起来，试图证明自己认定的“经典”，却无意说明从“文革”到“改革”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深层逻辑。
例如：改革造成的现实利益的变动（实然），必然使不同地位的人们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和方略（应然），依“强力意志”来操控的权力体系，这必然成为矛盾的焦点。那么面对这样的实然，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应然”？
年轻人对“文化大革命”（实然）的兴趣，被社会两极势力利用来转移目标，使“掩盖还是挖掘历史垃圾”成为热点。而区分实然和应然的客观理性愈加式微，真正与今天有关的问题更被遮蔽。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我们今天最应该总结的“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转移了对“民主法治”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