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历史定位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再认识

孙乐强

【内容提要】本文从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和工艺学三重维度入手，全面评述了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诠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深化和发展关系，并从根本上全面总结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内涵及其哲学意义。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 工艺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 黑格尔

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已凸显为当前国内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在此，本文分别从古典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哲学、工艺学三重维度入手，全面剖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语境及其哲学效应，以此来深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关系以及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

一

1843年，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方法和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影响，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性，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结论。由于此时马克思并不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他根本无法理解黑格尔得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逻辑前提。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虽然正确，但不够深入。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深入了解政治经济学，也是在此之后，马克思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里，他以人本主义逻辑为基础，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为社会主义提供合法性论证。这一手稿的理论贡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首先，此时马克思只是初识古典经济学，因此，他根本无法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社会认识论，而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之上，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劳动诠释为异化劳动，将整个社会诠释为一种压制人的异化王国。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哲学批判。其次，在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大段引用了舒尔茨的著作，并将其判定为一位像斯密一样的国民经济学家，即“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实际上，这是马克思的一种误判。在舒尔茨看来，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需要，因此，当他看到古典经济学仅仅强调物质需要，而忽视精神需要时，恰恰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尖锐批判，认为它们“只关注物的世界、产品的堆积和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不愿基于人性来探讨生产活动的本质”。就此而言，舒尔茨并不是一位“见物不见人”的国民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基于生产运动来诠释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人本主义者。因此，当马克思把舒尔茨列为批判对象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后者的理论逻辑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这一点直到后面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有所改变。最后，除了继续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之外，马克思集中分析了黑格尔在劳动问题上的缺陷。他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于是，马克思主张将对象化与异化劳动区分开来，肯定前者，批判了后者。这一做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1）黑格尔的确是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来谈劳动的，不过，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肯定这种劳动，而是要从根本上全面扬弃这种劳动。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立场的诊断还不够全面。（2）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确只分析了抽象劳动的积极意义，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作用；但是，一旦跳出《精神现象学》，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不仅肯定了抽象劳动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揭示了它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比如《法哲学原理》（马克思之前就读过这一著作）。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马克思此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3）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为什么会把对象化等同于异化，又为什么要同时扬弃对象化和异化呢？实际上，这绝不是单纯的观念逻辑，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通过古典经济学，黑格尔已充分认识到，在现代市民社会中，随着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的生成，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必然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二者是同一个过程，因此，是不可能只要对象化，而不要异化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主张将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虽然正确，但显然不够深刻。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西方学界又将其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了便于与西方学者对话，以下简称《大纲》），马克思才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伟大之处。

1845年，马克思第二次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学，先后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等，这为后面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这种革命的重要标志。具体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肯定了市民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开启了一种与自然唯物主义不同的社会认识论；然而，他们的缺陷在于，始终坚信市民社会的盲目发展能够自发地产生一个“善治”社会，从而预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超越性。黑格尔虽然批判了这种自然主义历史观，主张超越市民社会，但是，他的整个逻辑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的，企图通过主观颠倒的哲学逻辑来超越客观颠倒的经济王国，陷入观念创造历史的窠臼之中。而那些以黑格尔为基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更是阉割了历史存在的物质基础，将意识夸大为历史的主宰者。针对这些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了尖锐批判。他们从物质生产和分工入手，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实现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概括，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也颠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辨性，既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观，也扬弃了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哲学革命。

不过，在这里，也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1）实际上，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国的云霄上，而是在尘世的物质生产中，只有从物质生产出发，才能科学地解剖历史。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逻辑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此时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选择从物质生产和分工入手来解剖社会历史发展呢？或者说，如何理解舒尔茨、拜比吉、尤尔与此时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债务关系呢？

针对这一问题，舒尔茨的传记作者瓦尔特·格拉布指出，此时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得益于舒尔茨，后者基于当时的市民社会，得出了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认识，并以此来解释之前的历史发展，从而“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观”。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我认为，这一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夸大之嫌。

首先，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可以发现，生产和分工的确构成了这一文本的两种不同话语的基础：生产和生产方式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解剖历史的出发点，而分工则构成了他们划分四种所有制以及批判现代市民社会的实证基础。因此，单纯从形式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受到了舒尔茨的影响。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又存在不可忽视的质性区别：其一，在方法论上，舒尔茨的《生产运动》是从历史统计学入手，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生产状况所进行的一种实证-静态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思路，这种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他根本无法透视生产本身所包含的矛盾运动，从而无法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而马克思则基于科学抽象，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机制，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辩证法。其二，舒尔茨主张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将其诠释为一种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是一位地道的人本主义者；而马克思则认为物质生产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活动，它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多重内涵，因此，不能先验地从人性入手来界定生产的本质，而应当从生产活动出发来解剖社会关系的内涵，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诠释。其三，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上，舒尔茨认为后者是高于前者，唯有从精神生产（特别是宗教）入手，才能找到摆脱贫困和阶级分化的可行之路，这在本质上又重新回到了唯心主义的怀抱之中；而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完全根源于物质生产，“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从而在根本上瓦解了精神和观念的自主性，实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舒尔茨在内）的尖锐批判。其四，在政治立场上，舒尔茨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从生产和分工来解剖当时的西欧社会，目的并不是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相反，而是力图以分工的永恒性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永恒性，以此来分化和麻痹无产阶级大众，从而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终极辩护；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从生产和分工入手，是为了解剖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因此，他虽然抓住了分工这条线索，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论证劳动分工的永恒性，而是证明它才是导致无产阶级“自我异化”的主要根源，进而主张彻底消灭劳动分工。

其次，从思想史来看，拜比吉和尤尔也对此时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拜比吉和尤尔从工艺学入手，揭示了现代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及其内部结构的微观考察。为此，马克思曾在《布鲁塞尔笔记》中认真摘录过两人的著作，并在《评李斯特》中重点引用了尤尔的论述（不过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引用的）。因此，当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出物质生产和生产力这条线索时，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当然了，也应包括李斯特）。

最后，在分工逻辑上，舒尔茨和拜比吉都紧紧抓住了生产力这条线索：前者将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混为一体，用以诠释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而后者则以劳动分工为轴心，重点阐述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工厂）。不过，他们的共同缺陷在于，都力图通过分工来理解机器大生产的运作机制。在这点上，尤尔值得肯定，他既超越了舒尔茨和拜比吉，也超越了斯密。而此时的马克思显然没有达到尤尔的高度，而是像舒尔茨和拜比吉一样，仍然借助于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工业，再进一步来讲，此时他根本没有能力辨别尤尔与拜比吉、舒尔茨之间的本质差异，更不明白这种差异所蕴含的理论意义。不过，与他们不同，在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分工却被赋予了双重意义：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交往关系不断扩大的集中体现，更是引发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的阿基米德点。

（2）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在经济学水平上，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他们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认识是否已经彻底成熟了？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但这绝不是说此时唯物史观已经彻底成熟了。恩格斯后来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笔者认为，这一定位并不是恩格斯的谦虚，而是一种尊重事实的严谨态度。据实而言，此时他们的经济学水平远没有达到李嘉图的高度，而是停留在斯密的层次上：他们解剖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逻辑并不是前者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后者的分工逻辑。由于分工，人的内在力量即生产力转化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化力量，人的自主活动即物质生产转化为摧残生命的奴役活动，而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转化为压抑人性的强制交往，由此引发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分析在总体上仍然停留在外在的交换或交往关系上，没有深入生产过程。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与黑格尔、舒尔茨、拜比吉一样，都是以斯密的分工逻辑为基础的，是后者在哲学和工艺学上的具体延伸，区别只是在于：舒尔茨和拜比吉肯定了这一逻辑，并以此来为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而马克思和黑格尔则是要超越和扬弃这一逻辑（前者走向了历史和革命，而后者走向了观念和上帝）。

从这一思路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必然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来看，他们至少犯了三重错误：完全从物的形态来理解产业资本，将其诠释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把资本的生成史与资本的现代史完全混淆了起来；把商业资本当作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资本，完全不理解商业资本的历史地位。于是，资产阶级社会被理解为商业资本占据主导的社会形态，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追逐利润的“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而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种功利关系的理论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以此来看，此时他们对现代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完全是以商业资本为基础的，这与李嘉图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后者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将现代社会诠释为工业资本无限制地追逐增殖的过程，由此揭示了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关系。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决定了他们此时不可能形成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更不可能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解剖，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成熟批判了。

（3）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此时马克思有没有彻底颠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有没有彻底瓦解和终结近代形而上学？笔者认为，此时他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只完成了第一步，即从一般历史观出发将精神王国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瓦解了观念逻辑的自主性，这对于指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辨性已然足够，但无法彻底终结形而上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从根本上彻底颠覆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即资本本身，显然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就像他们后来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科学抽象，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解剖资产阶级社会提供方法论指南，但它本身并不能代替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研究，因为仅仅停留在“生产一般”的层面上，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的，此时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判定就是明显例证。那么，这种不足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表明，此时他们还无法从内部超越古典经济学，形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次，这意味着，此时他们还无法科学解剖近代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理解不了近代形而上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同谋性。换言之，此时他们的经济学储备，还不足以使他们科学解剖现代市民社会的生理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揭示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基础，因而也无法从根本上彻底瓦解资本逻辑，并最终终结近代形而上学本身。再次，这表明，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同谋性的剖析还不够深入。一方面，此时他们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诠释为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虚构出来的“虚假的观念体系”，忽视了它与经济意识形式（比如拜物教、价值观念等等）之间的辩证关系，无法从根本上揭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另一方面，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内在本质，再次证明了黑格尔用国家理性来扬弃近代市民社会的虚假性：前者不仅无法保障市民社会的良好发展，反而会使其沦为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这一观点无疑进一步深化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来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原理。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无法像黑格尔预期的那样扬弃市民社会，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发展，但它对市民社会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反作用？它与资本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做出深入回答。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此时他们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机制，颠覆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建立了历史辩证法，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揭示黑格尔哲学和近代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更没有从根本上彻底瓦解这一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但这绝不意味着此时他们的历史观已经彻底成熟了：在工艺学和经济学上，他们并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建构出更加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哲学上，他们只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尚未完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解剖，因而未能彻底揭示并颠覆黑格尔哲学和近代形而上学的世俗基础。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后面的著作中完成的，这种理论上的澄清，为我们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义，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要完成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就必须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寻求，因此，他坚定地沿着经济学研究的康庄大道继续前行，随后写下了《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在这两个文本中，马克思在哲学和经济学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实现了从交往关系到生产关系的转变，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突破了从物的维度，将资本理解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实现了对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法论的双重批判，并试图以尤尔和拜比吉的工艺学理论为后盾，诠释分工和机器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等等。但不得不承认，此时马克思在经济学上并没有真正超越李嘉图，在工艺学上也没有克服尤尔和拜比吉的内在缺陷。经过《伦敦笔记》，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工艺学上均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在之后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和著作中得到了明确体现。那么，如何定位这些经济学著作的特质呢？在《大纲》的最后一个笔记本（第七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下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的题名。这表明，马克思一开始是打算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他的经济学巨著的，并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随后马克思开始着手第2分册的写作。但随着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对第2分册做了一些调整，力图“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出现，这也就是后来独立出版的《资本论》。从这个角度而言，不论是作为正标题还是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代表了马克思对他的“鸿篇巨制”的根本定性。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用“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命名自己的著作呢？它的出场具有何种意义呢？它与前期的哲学批判存在何种关联呢？澄清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质至关重要。

第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以及古典政治经济的双重批判。（1）从理论维度来看，这是将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科学的迫切需要。与庸俗经济学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事物的外在表象，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这一点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独特贡献，他们所开创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一般、社会唯物主义和科学抽象方法等，也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要资源。但由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方法论上的不彻底性，政治经济学尚未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马克思说：“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一旦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充分爆发了出来，政治经济学就会遭遇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界限，后来古典经济学的解体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意味着“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将它从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2）从现实维度来看，这是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客观需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各种外在假象深深遮蔽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关系。马克思不由地感慨道：“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要想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生理机制，就必须采取“政治经济学批判”，层层剥离那些外在假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本身的批判。（3）从政治立场来看，这是建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需要。恩格斯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完全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而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必然要对这一立场进行彻底批判。“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因此，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意味着对“副本”和“原本”的双重批判，即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本身的批判。（4）从最终旨趣来看，这是彻底终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作为一门学科，政治经济学绝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定产物。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也必将走到尽头。就此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只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要彻底终结一切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那么，如何实施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后期研究，马克思认识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资本，它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主导逻辑。那么，何谓资本呢？马克思指出，它具有双重规定：一方面，它是一种客观的抽象的社会关系。作为价值-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绝不是形而上学思辨的产物，而是资产阶级社会生活本身呈现出来的一种“现实的抽象”，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能动的自我运动、自我增殖的过程。作为一种交换手段，一旦流通过程结束，货币也就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力；而资本则不同，它必须不断地超越自身量的限制，实现自我增殖，一旦到了这一步，资本也就克服了货币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就此而言，资本之所以不同于货币，并不仅仅在于前者是一种本质性的生产关系，更在于它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运动，即自为的价值增殖过程。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必然会把一切可以吸纳的东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殖民，从而建构了一个自主运行的客观系统：所谓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的孕育过程，即死劳动吮吸活劳动，实现自我增殖的过程；而流通则是资本的生活过程。通过这种转型，资本也就一步步地掩盖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成了一种自我繁殖的神秘性存在，最终在生息资本上达到了顶点。“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它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于是，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伪主体（资本）的孕育、生产和生活系统，而真实的主体则沦为这个系统的螺丝钉，整个世界成了一个物统治人的、客观颠倒的物化王国。因此，马克思认识到，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必须进行资本批判。也是由此出发，他揭示了资本的运行机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界限，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实现了对“副本”（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原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批判，开启了一场全新的范式革命。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批判，无疑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这也是他最终选择“资本论”作为正标题的原因所在。

第二，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超越。黑格尔虽然批判了市民社会，但这种批判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因为他仅仅将市民社会界定为需要和劳动相互依赖的体系，这在本质上还停留在斯密的层次上，虽然他也看到了资本的存在，但他并没有从中引出资本批判，就此而言，黑格尔并没有真正触及现代市民社会的内在本质。而马克思则清楚地看到，资本才是现代市民社会的统治基础，它的根本目的绝不是满足人的需要，而是实现自我增殖。因此，要实现对市民社会的彻底批判，仅仅停留在交换和需要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其推进到资本批判的高度。也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从根本上彻底超越了他的唯心辩证法和国家哲学。

（1）关于劳动对象化与异化关系的再思考。此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实际上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从前者来看，这是劳动的对象化过程，但从后者来看，这是劳动的异化过程。因此，就本质而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恰恰是劳动对象化和异化过程的有机统一，它们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过程，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因此，“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逻辑还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价值预设，那么，到了这里，他则清楚地意识到，劳动异化绝不是基于人性逻辑推演出来的思辨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颠倒现象，“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到了这时，马克思才真正理解黑格尔为什么会同时肯定对象化和异化，又同时否定对象化和异化。但这并不是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对象化和异化的区分没有意义了，恰恰相反，解放的逻辑就是要打破对象化和异化的同一性，彻底推翻使它们沦为同一过程的社会根源即资本本身，最终消灭异化，使物质生产真正回归到对象化的层次上。（2）对近代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再认识。此时马克思意识到，近代唯心主义之所以把观念当作历史发展的根源，并不只是一种理论虚构，而是有着客观的社会基础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者，资本本身就是一种幽灵般的抽象关系，因此，近代唯心主义所强调的观念或绝对精神，只不过是对这种客观抽象的理论反映，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头脑中加工过的物质关系而已，如马克思所言：“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以此来看，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内在同谋的，要彻底颠覆形而上学，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本身。从这个角度而言，从前期的形而上学批判转到后期的资本批判，反映了马克思理论逻辑的深化。（3）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经济意识形式的再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称为“虚假的观念体系”，把自由、民主、平等称为统治阶级的理论虚构。然而，通过后期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认识到，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建立在经济意识形式之上的，后者并不是一种理论虚构，而是资本运作机制必然产生的、具有客观效力的思维形式，如价值观念、拜物教等：正是由于他们把资本理解为一种永恒的观念或自然物，他们才会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和自然性；同样，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妄想，而是价值规律的理论反映。就此而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经济意识形式绝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同构的。因此，要完成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必须深入世俗社会之中，揭示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进而将意识形态批判转化为经济意识形式和拜物教批判。从这个角度而言，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内在同构的，或者说，资本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经济意识形式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四位一体”，其中资本批判是核心。（4）如何颠倒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黑格尔把思维当作事物的造物主，把现实事物的运动还原为观念的运动，这的确是一种颠倒的神秘化的形式，但是这种神秘化的背后也包含它的合理性，即从事物的否定性和暂时性方面来理解事物自身的运动和发展。因此，要彻底颠倒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单纯依靠所谓“主谓颠倒”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根本上揭示事物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这一任务，实现了从唯心辩证法到历史辩证法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揭示资本本身的辩证法，即资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推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向前发展，并最终导致资本逻辑的颠覆的。就此而言，《资本论》恰恰是这一任务的最终完成，在这里，黑格尔的观念运动被转变为资本的辩证运动，后者不再是思辨的，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呈现出来的一种客观运动，从而在根本上彻底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这个角度而言，从历史辩证法到资本辩证法的转变，是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内在要求，也是其理论深化的必然结果。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那么，这种颠覆恰恰是在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终完成的。（5）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再认识。黑格尔认为，个人理性是盲目的，它不可能实现个人与集体的和解，只有超越个人理性，上升到国家理性，才能真正克服市民社会的伦理分裂。但问题在于，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逻辑并不是个人理性，而是资本的增殖逻辑，因此，借助于作为伦理整体的国家能够超越资本吗？答案是否定的，这只能是一种颠倒的观念逻辑。马克思深深地意识到，在资本居于统治的社会中，国家，不论是其统治职能还是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在本质上都是服务于资本的，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守夜人”，因此，被黑格尔视为普遍伦理的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是与资本内在同谋的。就此而言，黑格尔所开出来的药方，即用国家理性来超越市民社会，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象，根本不可能解决现代市民社会的弊端。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马克思指出，既不能依靠观念，也不能指望国家，必须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彻底打碎一切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届时，国家职能将逐渐实现从阶级专政向社会管理的转变，并最终趋于消亡。也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本质，实现了对后者的彻底批判与超越。

第三，对工艺学及其哲学效应的全面阐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工艺学存在何种关联呢？这一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恰恰被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注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因此，要想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必须全面揭示资本内在矛盾的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单纯停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一般层面上，是行不通的，必须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清晰诠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形式，并在不同阶段中澄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不同内涵，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最终预判。从这个角度讲，工艺学的研究视角尤为必要，它是研究生产力发展形式的根本突破口，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得以展开和深化的重要前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不同形式，但他并没有真正厘清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而是像拜比吉和舒尔茨一样，用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工业。到了《哲学的贫困》，马克思力图站在尤尔的肩膀之上，来区分工场手工业和自动工厂，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仍将分工视为自动工厂的轴心，远没有达到尤尔的高度；同时，在机器和工具的区分上，完全陷入拜比吉的陷阱之中。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已经明确肯定了尤尔的理论贡献，并在此基础之上，清晰界定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生产的本质区别。他指出：“在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中，是生产过程适应工人，其中劳动分工居于主导；在机器大工业中，“主观的分工原则”已经消失，居于主导地位是资本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已经明确意识到尤尔与拜比吉、舒尔茨之间的理论差异，并以前者为基础，实现了对拜比吉和舒尔茨的超越，同时，也进一步深化了他前期的理论逻辑。

到了这里，问题并没有完结。既然尤尔早就明确区分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差异，那么，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尤尔呢？首先，尤尔只是基于生产力维度区分了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进而将二者对立了起来，认为工场手工业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而机器大生产才是真正与资本相配套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过于强调二者在生产力形式上的对立，忽视了它们在生产关系上的统一性。据实而言，在《大纲》中，马克思并没有克服尤尔的这一缺陷，而是像后者一样，将二者对立了起来，结果，工场手工业被理解为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的形式，而机器大生产则被判定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唯一形式，这一缺陷到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得到全面克服。此时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虽然二者在生产力发展形式上存在重要差异，但就生产关系而言，它们又是内在统一的：不论是工场手工业还是机器大生产，它们都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有效形式。其次，在机器和工具的区分上，尤尔和拜比吉一样，都是从动力的标准入手的：由动物力或自然力驱动的是机器，而由人手推动的则是工具。这种划分显然是错误的，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二者的差异给出了系统的论证。再次，尤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始终是第一位的，科学是第二位的，劳动是最低等的。随着资本与科学联合的不断深化，机器体系将会逐步缩减劳动，并最终代替劳动。基于此，尤尔认为，机器体系的普遍发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而且更有益于工人：它是将后者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达到自由的根本保障。这一观点显然混淆了机器体系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在马克思看来，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从一般层面来看，机器体系的确有利于劳动解放，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会将机器体系和一般智力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属性，实现对劳动的全面剥夺：不仅会将妇女、儿童乃至整个家庭置入资本的车轮之下，而且也使整个产业后备军全面屈从于资本的统治。因此，机器体系是不可能自动实现劳动解放的，唯有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机器体系从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为劳动实现从手段到目的（自由活动）的转变，提供根本保障。

那么，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厘清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表明，马克思若要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仅仅停留在分工逻辑上，显然行不通了，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超越了分工阶段，达到了机器大生产阶段。因此，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超越分工逻辑，站在机器大生产的高度，全面分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就此而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发展，恰是这一逻辑深化的必然结果。其次，就阶级斗争理论而言，许多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后期完全陷入客观逻辑之中，放弃了前期的阶级斗争线索，实际上，这是一个重大误解。既然机器大生产消灭了主观的分工原则，因此，再像《德意志意识形态》那样，基于分工逻辑来引出阶级斗争，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沉降到机器大生产所引发的矛盾运动之中，以此来引出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也就解释了马克思后期为什么会过分突出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体线索，强调从机器大生产所推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所导致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资本积累危机，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也只有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从前期“两个必然”到后期“两个决不会”的重要转变。再次，这也意味着，要真正把握马克思劳动解放理论的精髓，既不能依托异化逻辑，也不能基于分工理论，必须从机器大生产出发，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为劳动从资本关系中解放出来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摆脱了资本限制的机器体系，将成为节约劳动时间的真正利器，届时，在机器生产的帮助下，人们只需要极小部分劳动就能满足全社会的生活需要，这将为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从手段到目的的转变，成为一种更高级的自由活动，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范式。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要揭示资本的运行机制，还要揭示资产阶级各种意识形态和意识形式的生成机制。就此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资本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经济意识形式批判的统一，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性批判。

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而且也是对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全面批判。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支撑，马克思不可能实现对近代形而上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全面超越。就此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了对“双重颠倒”的彻底批判：不仅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颠倒”的批判，也完成对黑格尔哲学的“主观颠倒”的批判。这也再次证明，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只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而是对后者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因此，当柯尔施断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面取代了前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时，恰恰走向了极端，将二者线性地对立了起来。

第三，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以工艺学为前提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说：“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因此，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首先是一种现代性批判，这种批判不仅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且要基于工艺学的发展线索，站在生产力发展的制高点上，全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界限。从这个角度而言，工艺学本身就是蕴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的，缺少这一点，仅仅停留在商品-货币或分工层面，根本无法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更无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必然要求基于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形式，来推进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不过，在这里，必须澄清一点，虽然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相反，他想要在打碎前者的基础上，重建一种全新的现代性。就此而言，马克思绝不可能是后现代主义的同路人。

最后，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是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维度的有机统一，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而且也是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的全面批判，更是无产阶级革命旨趣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