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旨趣
本书旨在探讨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下的癸卯、甲辰两科会试，及其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后的进士群体在清末民初的出处进退与最终命运。
科举制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实为中国古人的一大发明，
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至深且远。清季西潮东来，中国在中外竞争中连遭挫败，国势阽危。浸淫“穷则变，变则通”古训的国人，因而越来越多地希图走上变革旧制、引进新法的富强之路。迨庚子事变，中国创巨痛深，痛定思痛，清廷下诏变法。清末新政的历史帷幕就此拉开。
面对国势危急、需才孔亟的现实，新政从何入手？其中首要的是作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改科举的方案业已颁布，只是政变旋作，旧制悉复。1901年8月28日，清廷再发诏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顺序。就乡试、会试来说，集中体现为：（1）废除八股文、试帖诗；（2）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道，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随后，政务处会同礼部拟定变通细则，推出辛丑科举新章，而沿用已久的防弊妙法——誊录制度——亦遭废弃。至1905年科举制被突然停废，辛丑科举新章在两科乡试、两科会试以及生、童岁、科试中得到了贯彻与实践。
细致考察辛丑科举新章及其在癸卯、甲辰两科会试（以下简称癸、甲会试）中的落实，就不难发现，与乾嘉以降几十科会试相较，这两科发生了不可谓不大的变化。考试内容引入了“新学”时务，八股文格式、试帖诗弃而不用了；场次及题量的调整，使位居末场的四书五经在考试中的重要性急遽降低，史学与“新学”时务的分量则明显增加。所以，癸、甲会试的独特意义，不仅在于它们是中国漫长的科举史上的最后两科，更在于它们是应时而变的两科会试。
同时，清末新政伊始，在科举新章出台前后，重开经济特科、遍设学堂、鼓励游学、重建京师大学堂的诏书也次第颁行。很明显，为了获得应时人才，当局从改旧制（科举）、兼行新制（学堂、游学）两条途径努力着。因此，癸、甲会试的特殊性，不仅在于考试内容、文体及场次与此前大为不同，也不仅在于破天荒地未在北京考试，而借闱河南开封贡院，更在于具有清末新政下学堂和游学正在蓬勃兴起的时代背景。可以说，癸、甲会试烙有前所未有的新政改制印记。而科举与学堂此消彼长又胶着缠绕的复杂关系，也与科举改制的走向和科举制的最终命运密切关联。所以，不论从其在整个科举史上的独特地位和意义着眼，还是从改科举、兴学堂的新政改制视角来看，癸、甲会试都有被细致研究的充分理由和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当辛丑科举新章在1902年八月举行的乡试中首获实践之后，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学之时，十一月初二日，清廷鉴于“学堂初设，成材尚需时日，科举改试策论，固异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诣。进士为入官之始，尤应加意陶成，用资器使”, 遂定扩大科举改制之策，于是变通新进士章程，令自癸卯科开始，新进士中修撰、编修、庶吉士、各部主事及内阁中书，皆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接受三年学堂教育。此举延续了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在调和科举、学堂的同时，亦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在当时造成了广泛的讨论和反响，不同程度地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轨迹和人生命运。
1904年春，癸卯科进士中近百人进入京师大学堂特设的进士馆学习，新科进士的学堂教育正式开始。新进士中的即用知县，也被要求进入各省课吏馆接受培训。可以看出，进士馆之设直接变革了翰林院庶吉士在庶常馆学习三年，考试散馆的制度，也部分调整了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学习三年期满，由本衙门奏留的制度。因此，进士入学之举，革新了会试、殿试、朝考分发后，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无疑是继辛丑科举新章之后，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事实上，暗中推动诏开进士馆的瞿鸿禨、荣庆等人，恰亦是朝内主持改科举的大员。在士绅舆论眼中，进士入学也被视为调适科举、学堂关系之举。
在我看来，清末新政开始后的科举改制包括相互配套的两个方面，即科举考试新章与进士的“新学”教育，其相对完整的图景尚不清晰。科举改制在乡、会试中的具体实践，诏开进士馆的曲折及进士馆的实际运作，尤有认真清理之必要。在比较恰当认识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考试实践及其困境所在、朝野反响之前，科举与学堂的关系，科举改制对士子的影响以及士子的回应，改科举制度设计的利弊得失，改科举到废科举的历史转变，仍有不小的讨论余地。
进言之，从癸卯、甲辰两科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群体，值得特别关注。此辈大多中学已有根柢，并略识西学，经由策论及第，知识结构里有中有西，整体看来，与此前的进士群体已然不同，而与剧变时代中西新旧杂糅胶着的时代特征正相吻合。由于新进士学堂教育的新制，许多癸、甲进士有了在进士馆肄习法政、理财等“新学”的经历，不少人更赴东西洋游学或考察。如此新政改制，使诸多癸、甲进士成了特殊的一代：科举知名士，学堂（包括游学）肄业生。
不仅如此，癸、甲进士在清末最后几年亲历了废科举、改官制、预备立宪的新政浪潮，随后又见证了从帝制到共和的千年未有之变。民初政局纷扰，思想日趋激进，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激烈反传统。此后三十年，又有外敌入侵和两度“改朝换代”的剧变发生。
那么，在中国这一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士大夫传统的国度，癸、甲进士作为最后的士大夫精英群体，其在清末民初的剧变时代有着怎样的调适因应和浮沉进退？其对清末民初的政治与文化变迁产生过什么影响？在此过程中，该群体又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和转型？最终命运若何？这些均是意义重大但纷繁复杂的问题。探讨这些相关问题，无疑有助于深入理解清末民初政治、教育和文化的递嬗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