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乡试万不可再展：张百熙代表朝官诘责东南督抚

庚子乱后，枢垣缺人，瞿鸿禨和张百熙则是朝野瞩目的有力候选人。有意思的是，作为翰林出身的佼佼者，两人双双主张乡试万不可再展。辛丑年三月初，留京的翰林院编修叶昌炽收到行在礼部侍郎陆润庠的私信，获悉瞿鸿禨的立场：“瞿子玖尚书到秦，言各省士气嚣然不靖，乡试万不可再展，欲分为水陆两途，以秦、晋、陇、蜀、齐、豫、滇、黔由行在乘轺而出，其余各省电简京员由轮船航海，以省材官供帐。”这与崑冈的建议有相通之处。至于张百熙的态度，关晓红已据《德宗实录》，指出张氏认为“停办乡试，有碍大局。请照旧举行，以定人心”。惟张百熙上奏的表面理据与背后考量，支持和反对张氏的力量分野及争议所在，还可深入挖掘探讨。

三月二十六日，张百熙上奏激烈反对乡试展期，认为现在“和局大致已定，一切照常”，乡试“万不可缓”，故请“特下明诏，所有本年乡试饬各省仍一律按期举行”，借以“收涣散之人心，而励颓靡之士气”。其理由如下。

首先，展缓乡试有碍士子进身、工商生计，影响社会安定。因乡试“业经展缓一年”，士子“观光之志更切”，若再展缓，不肖者“不免觖望生事”。“穷乡僻壤，不知时局，轻信谣言，但闻乡试一停再停，必至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且工商各业皆赖省会士子麇集”，销售货物，流通银钱，“一旦无故停科，不独士子无进身之阶，四民皆有失业之患，恐非国家之福也”。

其次，东南督抚以长江票匪滋事为借口展缓乡试，难以成立。其一，票匪源于广东，而广东三点、三合等会更是防不胜防，但庚子前后张百熙在广东“学政任内，按部考试，并无窒碍”。其二，咸同年间局势更糟，但只要有“一隅安堵”，即照例考试。“虽当贼氛甚炽之时，而开科各省仍复帖然如故”，曾国藩“甫克金陵，首行乡试，实见及于此”。故“借考试可以收解散之益，未有因考试而反贻滋蔓之忧者”。其三，“如谓票匪可虑”，则各省防军虽“不足扞御外人，岂并不能弹压内地。况此类匪徒名目，自嘉道以来即已无地无之、无时无之。若如该督抚所陈，是票匪永无净绝之时，即乡试永无举行之日”，恐士民失业而流为匪类，票匪益多，各督抚更将无所为计。此外，“乡试人多易杂，稽察为难”的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各省童试人数也不少，并有较乡试加多者。“若以乡试为必不可行”，难道也令各省学政一律停考正在进行的童试？

最后，张百熙从庚子乱后国势、民心、士心的高度发论，谓国势强弱视乎民心从违，民心从违视乎士心向背，故从来没有“防其士之为乱者”，也没有“因一二人不肖，而遂波及千万人者”。即此次义和团滋事之处概行停考，“尚且分别城镇”，既非“合数省而停之”，也非一省全停，甚至无一府一县全停者。进而，张百熙以代朝廷的口吻责问东南督抚道：“乃以风闻之富有余党，转更甚于有据之义和匪徒，以无事之东南，转更甚于有事之西北。是直令天下士子之心不重为票重为拳，不但驱之为潜图滋事之票匪，且将托名为明目张胆之拳匪矣。各督抚其何术以弭之？朝廷亦将何术以弭之哉？”

如前所述，票匪滋事更多是东南督抚展缓乡试的借口而已，故张百熙的激烈奏词无异于诘责东南督抚借机渲染，意图“欺君”。折上当日，清廷即下电旨，称“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得已”，故令东南督抚再行详细体察本年可否照常乡试，迅速电复，并将张百熙原折抄寄阅看。

此时，瞿鸿禨和张百熙既是军机大臣候选人，不久前又分别卸任江苏学政和广东学政，途经大半个中国来到西安行在，可谓既了解东南局势，又熟悉各地士子动态。因此，他们的意见自然受到清廷重视。进言之，在瞿、张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期待试差的京官反对乡试展期；这些京官背后又有更大一批士人，期待借科举考试谋事。三月初八日，京城风传考试一律停办五年，翰林前辈朱益藩言下即有“不豫之色”，据叶昌炽说，内阁学士秦绶章“则必怒于言矣”。翰林院编修伍铨萃庚子已放云南乡试考官，因奉旨展期，遂折回广东探亲，这时已奔赴西安。三月二十日，伍氏曾拜访张百熙，随后又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议论“东南停乡试”。

更重要的是，孙家鼐、王文韶等当朝重臣均反对东南督抚奏展乡试。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很快得知“寿州（指孙家鼐）主此议”。随后，刘坤一得到的情报表明，“奏展乡试，寿州、清河（指王文韶或陆润庠）均不谓然”。事实上，就在张百熙上奏前一日，他曾与瞿鸿禨先后拜访王文韶，不可能不谈及此事。此外，以张百熙与荣禄的密切关系，上如此重要的封奏，很可能事先已经荣禄首肯。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清廷刚允准东南各省乡试展期，几天后突然因张百熙一道奏疏，便又命东南督抚再议复奏。

因此可以说，张百熙上奏反对展缓乡试，不仅仅是一己之见，也不仅仅是其与瞿鸿禨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还代表了进士出身的朝官群体的意志。该群体上自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堂官，下至翰林院编修、检讨、部院司官。科举制度带给这些进士（特别是其中的翰林）出身的朝官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感利益，其反对展缓乡试实属必然。相对而言，东南督抚与科举考试的利益纠葛要少得多，这也是其坚持乡试展期的原因之一。故而，张百熙洋洋千言的激烈奏词，实乃朝官群体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一再奏展乡试的集结反击。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张百熙为何此时出来挑头？若从政见看，他在此前后有关科举的条陈，系以张之洞戊戌年改科举方案为本，则与刘、张政见相近。若从人脉看，刘坤一系张百熙同乡前辈，张对刘称侄，刘则自称于张“属韩、欧旧谊”。更重要的是，庚辛之交，张百熙在沪与盛宣怀商议后，为与刘坤一、张之洞洽谈，将来内外一心，特意改道襄阳赴陕。张百熙随后致函刘坤一讨论新政，也默契有加。那么，张百熙此时公然诘责刘坤一、张之洞，固由其敢言的本性和南书房翰林、左都御史的特殊身份使然，似与斯时朝廷和东南督抚的权力格局及微妙关系也密不可分。

有意思的是，与张百熙颇有联络的盛宣怀却不以张氏此举为然。四月二十日，张致函盛云：“科场事，弟请一律举行，竟与公所见相反。然揣公意，当系欲借缓办以为变通科举之计，此则适与弟所上条议相符矣。上意当俟鄂督折到，即有明发。”应该说，张百熙此处不无狡辩之嫌，因为从前引其奏疏中看不出借缓办以变通科举的意思。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张百熙抵陕后，即探知朝廷变法宗旨，与他和盛宣怀在沪“所商各节颇多扞格”，虽然开特科等谕旨“颇足以鼓舞群情，而三数有权力者犹不免于锢蔽”，故“亦只好行之以渐耳”。这说明与东南督抚及盛宣怀的急改主张不同，此时朝中掌权者倾向渐改。

可见，张百熙的公开主张，既受到朝中形势制约，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故不无迎合上意及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三数有权力者”之意味。况且，虽然刘、张东南互保居功厥伟，朝廷倚重正深，但据行在归来的吴品珩说，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 心中不无芥蒂。经过庚子事变，清廷权威已经丧失太多。上年东南督抚公然“抗旨”、形同独立自不必说，即刘、张一再奏请乡、会试展期，实亦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朝野上下，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以至于英国汉口总领事都明言，此时东南总督比总理衙门权势更大，即使军机处也不能向他们下命令。因此，洋人固然是当前大敌，但慈禧太后、中枢高层亦不会不留意到东南督抚的尾大不掉。事实上，在复奏新政条陈时，清廷即希望督抚单奏，而不愿其联衔会奏，担心出现“要挟”朝廷的状况。故而，张百熙就举国瞩目的科举问题，用激烈言辞诘责东南督抚，虽尚无中枢高层授意的直接证据，却明显有提振中央权威、迎合最高层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