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济南惨案与国民党军队政工制度的剧变
【摘要】国民党军队政工部门的隶属体系经历了四次大型变动。每变动一次，政工机构的职权、事务范畴就更动一次，而且呈现政工权力逐步递减的趋势。其中，“济南惨案”的副作用极大地动摇了政工制度的根基，最终使得其政工制度因功能衰竭而告终。
【关键词】济南惨案 国民党军队 政工制度
【作者简介】李翔（1972～），男，湖北潜江人。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军事政治史。
1928年日帝悍然出兵山东，妄图阻止国民政府军队北伐，在长期反帝宣传的作用下，官兵反日情绪激升。侵略者炮制的“济南惨案”（下称“济案”）对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度不下于清党。济案后，蒋介石采取妥协对策，而军委会政训部反帝态度的激进丝毫不下于前期北伐，政训部的高调反日宣传受到国民政府的限制，一些部队将领和部队政训部也对蒋的妥协策略深感不满，政训部的反日标语则被公安局撕下。平津克复后，国民政府大规模裁撤各级政训部，加之济案的副作用，国民党和政治工作渐渐分离，各级部队将领对武力的信奉越来越强烈，政治工作者在部队官兵心目中沦为“卖狗皮膏药的”角色。
一 反帝宣传的误区及国民政府的校正
自两党合作起的反帝宣传，对于什么是帝国主义、反帝对象是谁、普通在华外国人员与帝国主义有何关联等缺乏清晰的区分与解释。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受反对基督教运动宣传的影响，反帝运动指向外国在华非武装人员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从1927年1月底起，外国人开始逃离湖南，“常德的洋人决定关闭自己的企事业离湘，事情是从教会学校、医院等单位开始的”。
随着前期北伐的飞速进展，将反帝运动指向外国非武装人员的情况不仅没有得到遏止，反而从工农主导转向军人主导，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是1927年3月底的南京事件。第二军、第六军等3月24日进入南京，身在南京的郭廷以回忆：“第六军专找洋人麻烦，抓洋人游街，所有教会、教会学校（包括金陵大学、天主教学堂）、领事馆、外人住宅区都被抢劫烧杀。其实不只军人骚动，事端一起，也有很多不良分子趁火打劫，我住的附近，有两个人去抢东西而被打死。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思威廉和军人争执而被打死，英领事负伤，结果英美军舰开来炮轰南京。”事件爆发的根源，其一在于因列强近百年对中国的侵略而激起的民族怒潮；其二与国民政府多年对反帝运动解释模糊有关。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实际上在反帝的指向上一直很不清晰，普通官兵习惯性地将反帝与打杀外国在华人员甚至非武装人员等同起来，而将反帝运动最关键最正确的要素，即反对并修订不平等条约搁置在一边。
看到反帝运动有滑向盲目排外的危险倾向，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都有校正航向的举措。1927年6月9日，在郑州天主堂，汪精卫对第四方面军全体官长发表演说，批评农工运动的幼稚行径，指出挽救之道，要求武汉政府“解释打倒帝国主义的意义，免除对个人的行为”。汪的这一表态很值得品读：演说地点不在军营，而在天主堂，说明汪希望官兵与民众正确理解反帝涵意，国民革命与尊重外国信仰并不构成冲突。10天后，演说特别在中共控制的《汉口民国日报》连续两日刊载，也包含着汪利用媒体宣传解释什么是正确的反帝运动的目的。
为杜绝后期北伐再出现打杀外国在华人员的事例，1928年4月5日，国民党中执会发布北伐宣传大纲，在大纲“完成北伐的意义”这一部分援引孙中山的反帝目标，特别阐述废除不平等条约、缔结新约才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关键。大纲界定反帝与盲目排外的区别，并将盲目排外归结于中共的挑唆，谴责共产党自掺入国民党以来，目的唯在鼓动自杀的仇外，“使中国成为苏俄东方的附庸，因此所谓打倒帝国主义最实际的废约运动，反被虚伪的口号所掩蔽”。大纲告诫全体官兵省念总理遗言，在北伐军事进行中，不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努力，以达三民主义建国目的。宣传大纲总结以往反帝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其特点是过于理性。
政训部人员出发前，方觉慧提醒他们不要中了日本人的奸计。“在未出发以前，所有的标语宣言小册子等，都不提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北伐军从徐州出发时，蒋再三通令保护侨民，一再告诫全体官兵，竭力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禁止做反日的宣传，并停止一切有碍中日邦交的宣传活动。克复兖州后，蒋再训令各军政训部：“切实保护外侨，并对于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一切有碍中日邦交的宣传，一概不准发帖，并随地表示和平。”到达济南时，共有十几个军的政治部张贴的标语，却没有一张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甲午战争以来，特别是“二十一条”以后，民众对日本的愤恨节节上升。自1924年起，国军通过国耻纪念日等宣传渠道，进一步将英日两国丑恶的侵略行径系统地灌输给每位官兵。在国民革命的宣教话语体系中，奉系张作霖就是勾结日帝贩卖中国主权的最恶劣军阀。与前期北伐不同，后期北伐有可能是，也被媒体宣传为统一中国的最后一战，自然激起官兵消灭军阀、统一全国，从而间接打击日本侵华的斗志。从国际法衡量，日本出兵山东，尤其是从国内调集军队出击，就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国军有权击退任何侵略者。
后期北伐军事进展的快捷，不亚于前期北伐。4月11日下总攻击令，十余日内，国民党军队克复兖州、泰安等军事要地，4月30日攻进济南。神速进军不但出乎张宗昌和孙传芳的意料，也出乎日人的预期。受北伐形势的影响，官兵对日本出兵山东极为愤慨，反日情绪高涨。为平息军人反帝怒潮，谭延闿4月28日到国民革命军军官团讲演《知难行易》，告诉1400余位军官：“日本帝国主义者现在已经派兵到山东来了，他表面上说是保护他的侨民，实在是帮助他的走狗张作霖来阻碍我们的革命军。”但谭不是为了激起军官们的仇日怒火，而是以广州国民政府解决沙基惨案为例，劝阻军官团放弃即刻对日本开战的念头，从长计议，将来再为国家出力。30日，军委会政训部遵循中央党部指示，确定低调对付方针。
二 反日情绪的爆发与济案后的政治工作
南京政府尽管预先采取各种对策，避免给日帝提供干涉北伐的借口，但官兵高昂的民族主义怒潮并未因此而消停。贺耀组的第四十军被日帝认为是挑衅日军的主要当事方，军官王微将贺部的激进举措归之于：“贺氏包庇很多共产党的部下，清党后仍然没有完全清除，他的部队在山东曾贴出很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这颇能投合一般青年的意向。”王微的回忆与何思源的记述有明显的出入，当时各军并无权力擅自印刷标语口号，所有宣传品都由军委会政训部统管，当然不能排除个别军队政教人员的私自行事。不过，王微下面的回忆比较可信：“革命军临济南之前，我军都接获通报，务必特别谨慎。日本向我济南交涉员交涉，抗议我方招贴侮辱日本的标语，第四十军政工人员于是不再写标语，改画图案：打倒☉，画一圆圈点上一点，雇百姓在租界上大事张贴。人人看了心里有数，日本人吃了说不出来的闷亏，革命军与日军关系更加紧张。”这与蒋介石的一再叮嘱以及政训部禁止张贴反日宣传品的指示是吻合的。
北伐军队进入济南时，“纪律非常严明，不但各国侨民没受惊恐，就是我国的居民也毫未受扰乱。日兵划定防御线，戒备森严，可以说是庸人自扰。但是日兵这种举动，还有其它意义，因为在商埠地区内，张宗昌还有许多秘密的枪库及军用品厂。我们曾经破获了一个，内藏有子弹百数十万发，炮弹七八万发，大炮两尊，其它军用品多件，并且还藏张宗昌的兵士数百名”。何思源的这段话语很有说服力，那么多国家在山东都有侨民，为何其他列强没有出动军队刺激北伐官兵的感情，而单单日本不仅从青岛调兵，还从本国增派重兵呢？日帝其实必然考虑到，向中国增兵会激起北伐官兵对日本更为强烈的怒焰，这难道不会使日侨更没有安全保障吗？在日兵划定的商埠区域，确凿无疑地发现阻碍北伐进程的武器装备以及人员，日军如此恶行，怎能不激起中国官兵的愤恨与过激言行！
5月3日惨案发生后，蒋告诫全军将士：“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往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能洗雪。”6日，蒋再令各级政训部：“兹因外交关系，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及发生误会起见，我军各级政训部，在济南城厢附近，一律禁止张贴标语，并即纠正宣传工作，仰即知照。”其实5月3～4日，驻在山东省银行的军委会政训部前方办事处，未得蒋的指示，即迅速采取措施平定事态。何思源时常打电话到城内政训部，命政教人员向各民众团体及各军劝告，不要宣传与张贴标语，更不要召开露天大会，以免引起重大交涉。为记录日军的暴行，何3日下午派郑重出外摄影，被日兵看见，拘往日军司令部，照相机被没收，所照相片十余卷全部被毁，还挨了一顿毒打。5日，何再派胡石佛带一勤务兵，穿便衣前往胶济路车站附近照相，又被日兵发现。勤务兵被击毙，胡腿部负伤。7日，办事处在猛烈炮火下继续工作，组织济南各界五三惨案后援会，只注重调查、抚恤及国际宣传工作，并不攻击日兵，以免激动感情惹起大祸。9日，何思源命令政训部同人集中岗山。10日，由岗山退至泰安。
政训部前方办事处派回人员，前往首都等地宣传惨案真相，军委会政训部5日下午针对济案召开第六次部务会议，决议根据中央党部及国府指令行事，对事件采取镇静态度，听候中央解决，勿提激烈口号，并防止反动分子捣乱。国民政府要求总政训部：“须知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须先歼灭其工具军阀。”7日，宣传队携带《五七纪念宣传大纲》《二十一条之经过与内容》《济南日本逞凶告民众书》等宣传品分赴首都各处散发及演讲。下午2时，政训部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提交“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建议，议定9日举行追悼大会，请求中央对于民众反日运动勿加禁止，并通告各机关开追悼会下半旗，休业半天，以志哀悼。会议决定严重警告外交部长黄郛慎重对日交涉，提倡民众襟上悬挂黑布白字反日标语，并由政训部工作人员先行实行，由艺术科筹备表演济南惨案戏剧。通令各级政训部劝告民众绝对不用日货，并极力宣传对日经济绝交，政教人员不用日货，否则以违反党纪论。从济案后的对策来看，军委会政训部似乎难以接受镇静处事的指令，甚至通过警告国府外长的议案。从衣服上悬挂反日标语、禁止使用日货、不许禁止民众反日运动等提案，仍然能够看到自1924年起革命外交的“余韵”。黄郛因为党内元老及舆论的抨击，被免去外长职务。济案后，国民政府实际上把清党后残余的民众反帝运动强行压制了下去，可以说济案是以前革命外交与以后政府外交的转折点。出现这种结局的关键，国内因素是国民政府放弃了运动民众的结构框架，国际因素是国民政府丧失了强大邻国苏俄的援助。
12日，方觉慧命宣传处即日编撰《国仇半周刊》《不平等条约一览》。下午4时，政训部决定设置检查仇货委员会，由南京特别市党部负责指导，政训部辅助，并由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监护。政训部通令全国党员民众及各机关人员，须一律着中山服，取缔长衫马褂，通令全国国民均须佩带国耻纪念章。13日，宣传处遵照中央意旨，标语用纸采购国货。为压制住军委会政训部的反日怒火，15日，蒋派遣何思源回到南京，到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报告济案经过情形，午后政训部职员齐集大礼堂听候何训话，略谓“日本不但要亡我国家，并且要灭我种族。我们为统一中国计，只好容忍一时，将来再算总账”。同日，军官团《革命军人》刊物发表时评《复仇的准备》，同样要求全体官兵卧薪尝胆，积聚力量以备将来。
19日下午4时，政训部举行第八次部务会议。《国仇半周刊》自第3期起，已将国际方面所有反对田中的舆论尽量记载。政训部并拟编撰《济南惨案实录》，内容拟分各方舆论、应付态度、济南惨案事实经过、惨状摄影等。戴季陶所编《三民主义背景》《三民主义浅说》已经付印，尚有《不平等条约》即将印发，约有15万字的《革命的五月》也已编就准备出版。惨案发生以后，南京各机关团体集会很多，平均每天总有3处开会。23日，政训部编出《五三惨案实录》《不平等条约概观》，以示不忘国耻。26日下午4时，总政训部举行第九次部务会议，五卅、六三纪念节的宣传品已拟好待刊。该日得到中央电话：“以后所有纪念需用宣传品，皆由中央制定颁发，如自行制定，须先呈请中央审定。”看见所贴标语常被巡警撕去，政训部决定向公安局交涉制止，并要求保护宣传品。31日，兖州行营召集政训部科长联席会议，催促中央恢复民众运动，调查战地政务，处置土豪劣绅。自26日起，蒋意识到进一步收紧政治宣传的必要。面对政训部的反日宣传，国府决定由中央管制纪念宣传品，降低宣传热度。公安局与政训部在标语上的冲突，实质是革命外交与政府外交两种道路的冲撞。公安局是治安强力部门，它对政宣事务的介入，说明政府决定把民众反帝运动纳入社会治安体系。治安部门对反日运动的压制开始于济案，以后随着日帝侵略的升级，治安部门与民众反日运动的矛盾也渐渐升级。徐州会议不许空提“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以免引起民众反感，可能随着战局的进展，政训部前方办事处觉察到了民众运动的冷落，催促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处置土豪劣绅。围绕济案的曲折演进以及针对土豪劣绅的态度变化，说明政工人员体会到了民众运动与反封反帝的相互促进作用，而政工人员反帝反封的态度已经和国民政府的既定策略产生冲突。这就表明，要使反日情绪转入低潮，避免招致土豪劣绅对革命的“破坏”，国民政府必须设法冷却民众运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军委会政训部加以调整。
三 济案后政治工作逐渐名存实亡
蒋在后期北伐开始之前，一度希望恢复以往的政工制度，政工机构的大幅扩容就是这一想法的最好证明。各级政工机构随部队扩展而扩展，专就第一集团军而论，增设的军师政训部超过前期北伐全军政工机构的4倍。增设机构必然需要增加人员。此外，宣传总队编制定额达1200余人。需要既多，且甚迫切，除各级政工主官以军校出身为原则外，其他干部不能不降低条件放宽尺度，录用普通学校毕业学生。或由各方推介，或临时举行报考，来源既不一致，素质自有参差，且来不及施以严格训练，学术能力与个人品德不能与前期北伐出身军校者或具有革命认识、基于革命热忱而志愿参加工作者可比。这些政教人员的言论、行动、待人接物、平日私生活表现，都不如前期北伐政工人员，不能为部队官兵模范，政治教育的推行有时不能获得官兵合作，政工人员在部队中的精神地位随之降低。
两党合作时期的北伐，政工人员对内负责宣教意识形态和监察军队行政，对外负责民众运动，既是部队里的师傅，又是发言人及党的代表，部队官兵不能不接受管教，服从领导。清党后，党代表制无形废止，政工人员对部队的监察权丧失，对部队人事行政无权过问，即使偶有所见，也仅能以旁观地位，提供意见供部队主官参考。在行军作战中，对官兵政治教育又不能按序实施，只能利用机会偶作精神讲话。而且第二、三、四集团军政治教育根本不受军委会政训部的节制指挥，双方只有象征性的隶属关系，即使第一集团军的政训部门也已成为部队将领的附属，政工事务几乎集中于对外宣传，甚至对外代表部队的资格也被限制，政工人员的身份由部队监护者，降格为部队宣传员。国民政府对民众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越来越持保守态度，政工人员与群众的连接也被斩断，因此后期北伐时期，政工人员内不为官兵尊敬，外不为群众重视，想要保持前期北伐的声誉，自然是白日做梦。
政治教育原本是国民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党与政工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对内训练与对外宣传，尤其是对敌斗争，必先由中央党部确定路线、制定政策、提出政治口号，然后军委会政训部据以推行，求其实现。这是保证国民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环节，也是党巩固革命阵营，掌握革命武力的必然途径。前期北伐的标语、口号、宣传大纲、政治指示，均由中央党部针对革命形势适时颁行。清党使党代表制无疾而终，党与政治工作逐渐脱节，党逐渐不过问政治教育，政工人员也逐渐与党脱离。虽然后期北伐国民党中执会颁布《北伐宣传大纲》，但宣传品的印制、审查一概交由军委会政训部统一执行。尽管自5月23日起，由国民政府管制宣传品，但党与政治教育的关系已经形同虚设，国民党逐渐放弃对政治教育的导引，政工人员也不认为与党有何特殊关系。上述症结的出现可能在于，整个军队越来越信奉军事力量的万能，军事长官对一切事务的干预越来越强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高级将领，在国家政治事务中的分量越来越重，部队党务和政治教育统统附属于各级部队将领，官兵对于武力的信奉越来越凌驾于意识形态之上。
济案发生后，政工人员从广东一路喊来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能再喊，反要转过头来说服官兵，抑制感情冲动，平息意气用事，致使唯一的对外宣传工作也遭受打击，政工人员似乎在部队中迷失了方向。后期北伐的异常顺利，又使得部队将领感觉不到政治教育的功效，再加上军事人员与政工人员的龃龉，就使部队将领越来越把政治教育看作累赘，讥讽政工人员为“卖膏药的”即起于此时。这些都说明，政治教育的尊严渐渐流失干净。军委会政训部对于国民政府低调宣传的微弱抵制，也被军事长官看作“其较幼稚或别具用心者，多慷慨昂激，露于言表，甚至对统帅部容忍退避之决策，亦有所批评，是无异对情绪极度冲动之官兵，火上加油，危险孰甚？”政治教育既然不再有威严，不再享有监察与副署权，再加人事摩擦，经费困难，政工地位遂一落千丈。
此外，一些将领对惨案后蒋的对日妥协对策开始表露不满情绪。日军不仅动用大炮，每天数万发轰击济南城，并向城周围20里外村落烧杀奸淫，人民死亡殆尽。5月10日，日人占据雒口、党家庄、大崮山，并攻击崮山以南的中国军队，蒋命令国军不准还枪，官兵非常愤懑。第二集团军指挥官孙良诚给师长梁冠英下达还击日军命令：“如发现日人及其便衣队，即格杀勿论。”各级政训部贯彻蒋的指示，疏解官兵抗日情结，防止对日冲突，但究竟压不住心中积恨，纷纷通电揭露暴日罪行，第四路军政训部通电：“……蹂躏我主权，侮辱我国体，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应急起力争，为政府后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主权。”第26军政训部通电：“……置我国体于何地，视我同胞如犬马……务望全国同胞，一致奋起，雪此国耻。”济案之前，在反帝问题上官兵态度基本一致。孙良诚违抗蒋的旨意下达反击日军命令，说明国军官兵对反帝问题有了与中央不同的看法。蒋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济案后充实政工体制，向官兵解释低调外交的必要性，日后安内攘外政策的推行也不会遭遇那么多的抵制。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官兵反日情绪进一步高涨。济案是蒋放弃革命外交的重要标志，这可能是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直接后果，说明蒋越来越单一地依赖军队抵御列强侵略。从某种意义上说，1936年西安事变的种子在济案时期即已埋下。
为避免济南驻军与日军爆发大规模的武力冲突，蒋下令城内各军及政工人员撤出城外。7日，在泰安城内召开军民联欢大会，欢送蒋总司令继续北伐。蒋和政宣人员一样穿着普通军装，戴着青白红三色袖章，告诉与会人员：“日本人是帝国主义，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继续北伐！”蒋对济案息事宁人的处理方针，从军事作战的角度讲是正确的，它使北伐军队没有过多在济南耽搁，而是迅速北上并很快克复北平与天津。即使政治宣教非常低调，但日帝对北伐的干预反而刺激起北伐官兵的斗志。12日，国军全数渡过黄河。17日，克德州。31日，克保定。6月4日，张作霖乘车出关，被日本人炸死于皇姑屯。5日，北伐军和平占领北平。12日，和平占领天津，关内统一。计自4月7日徐州誓师至6月中旬底定华北，前后不过2个月零5日。6月14日，蒋代表中国国民党往北平西山碧云寺祭奠孙中山，敬告北伐完成。12月，张学良宣布易帜，归附中央，全国实现表面统一。
四 军委会政训部的裁撤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展，国民政府也在快速地削减政工人员，压缩政工机构。退出济南后，政工人员继续从事宣传事宜，如黄通在泰安附近做宣传，之后再调到兖州、磁县。平津克复后，黄通等人等了几天，接到“北伐已经完成，学生回学校去上课”的命令。临走之前，宣传员被要求翌日上午8点举办军民联欢大会。宣传队奉命临时组织起来，总务科供应一切物资，剧务科负责排演话剧。济案后，军需机构以军费极度困难，请求减缩不必要开支。蒋电令军委会政训部，下令缩小军师政训部编制，裁撤团级以下机构及宣传总队。政训部奉令后，仍想保持原有组织，另作合理调整，曾条陈意见，未被采纳。5月30日，蒋电方觉慧：“各军政训员，仍照前电调回训练，各团机关及人员，完全撤销，各军、师机构，照前定经费之数缩小……万勿犹豫。”军委会政训部遵令自6月起缩编裁撤。稍后，师级政训部也被撤销，仅留各军政训部。裁减人员调回考试，分别予以训练或遣散。蒋指示：“至调回人员之处置，则举行考试，留其优秀者数百名，从事训练，余皆开除。”自5月起至9月止，前后共计考试4次，应试者共1600余人，取录者仅396人，落第者资遣回籍。各师团政训部裁撤后，军委会政训部也只是从事一些善后事宜，议论兵工政策，追悼阵亡官兵，越来越远离意识形态的宣教。
师以下政训机构既已撤销，政工组织已不健全，政教业务更无法推进。7月20日，军委会政训部召集各政训部主任举行联席会议，商讨今后政治教育改进方案，并综合联会意见，做成建议案，提请即将于8月举行的二届五中全会讨论。提案一开始，总政训部即表明反对缩减政训机构的原因：“今当国防军尚未编定，新编军未明党义之际，而政治工作范围突然缩小，经费减至最低，形同虚设，遑论训练，而重蹈以为军事胜利即可停止党的宣传训练之错误。”军委会政训部提出如下补救措施。第一，政工机关应直属中央党部。因为政治训练原为党的工作之一部分，负有军队党化之责，今后如欲厉行以党治军的精神，使军队完全党化，则政治工作机关应直属中央党部。这样政治训练即可直接秉承中央意旨，且能使军队完全受命于中央，成为真正的党的军队，消灭个人军队的思想而打破以军治党的恶习。第二，恢复党代表制。党代表制与政治部并行时，党代表选派及政治部主任任免，都由中央党部主持。今后如欲彻底表现党的威权，防止军队腐化，仍宜恢复党代表制度，并恢复党代表与政训部主任同由中央党部委派制度。第三，政工经费完全独立。徐州会议决定的经费独立方案未能切实推行，政教经费多由各军师部队酌量拨给，以致仰承鼻息，而受种种牵制。提案认为：“今后经费再不完全独立，则失去政工本身之价值与作用，而成为军队之附属品，更何能望其达到以党治军之任务。”第四，恢复政治工作编制，保障政工人员地位。提案认为必须恢复师以下政训机关才能收到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各师旅政训部主任应由军委会政训部呈请中央委任，一切工作及设计由军委会政训部指示，并提请中央速颁政工人员保障条例与奖惩条例，以为政工人员保障，防止政工人员闲散飘零。
7月联席会议成为军委会政训部对自己命运的最后一次抗争，“议决案虽关重要，但无法实行。缘此时政治工作编制经费，俱未确定，困难情形达于极点”。8月4日，总政训部接北平特派员通讯：“故宫皇城皆漫布革命化之标语，河北政工人员甚盼戴、方两主任前往主持。”这一通讯说明，在压制政宣的氛围下，政工人员对于革命化的标语口号由担忧到近乎恐惧，甚至为此要求总部主任亲往处理。这一通讯还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评审标准与清党，甚至济案前，已经完全不同。革命性的口号本是政治教育充满活力的体现，而济案后仅隔3个月，特派员对革命性口号似乎已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既然如此，政治教育的生机差不多就算走到尽头了。8日下午3时，第十次部务会议召开，决议所存军政训部因部队缩编也应改组，部分考试合格人员派往蒙疆任职。方觉慧督勉政工人员：“惟政训部根本应隶属于何机关，虽尚未经中央核定，而本部对于政训时期政训工作之各项计划，应先行筹划。我等在职一日，总应尽力负责，不能因根本计划尚未决定，而各事进行，遂使停顿。非但要负责，并且要更加努力，才是国民党员。”国民政府考虑到关内已经统一，东北易帜也在紧锣密鼓地运作之中，剩下的就是西藏、新疆、蒙古等地的归附事宜，因此派遣政教人员潜赴蒙疆调查，或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立蒙藏班。方觉慧对总部人员的训勉，读来令人大有沧桑之感，前期北伐辉煌势大的政训部，到了关内统一之后，竟然要为自己在大幅裁减后归属何方而忧心不已。
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决议实行五权分立，改组国民政府。第四集团军第十四军军长陈嘉佑在会上提议，将各军师政训部归并于特别党部。10月，中常会推举蒋为国府主席。17日，政训部举行第十二次部务会议。经中央拟订，政训部隶属于训练总监部。11月，国民政府明令撤销军事委员会。12月，训练总监部成立，改原来隶属军事委员会的政训部为政治训练处，划归训练总监部。至此，从黄埔军校政治部起，政工部门的隶属体系经历了从军事委员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再到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的四次大型变动。每变动一次，政工机构的职权、事务范畴就更动一次，而且呈现政工权力逐步递减的趋势。转隶训练总监部，等于结束了后期北伐时期归属军事委员会的政工制度，也意味着整个北伐政治工作最终以功能衰竭而落幕。
〔中文校稿：张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