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研究作为重要研究领域的确立和延续，除要求对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反省以外，更重要的是对史料持续不断地整理和发掘。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对朱子学相关资料的整理是值得称道的。其中比较成体系的有《日本伦理汇编》《续续群书类丛》《日本儒林丛书》《日本思想大系》《朱子学大系》等。

美国对江户时代思想史的研究（欧美学者称之为德川思想史），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美国对日本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比较自成体系，其中对江户时期思想的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契机就是1975年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英文版的面世。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不仅激发了英语世界研究江户时代思想史的兴趣，而且也成为他们探讨江户思想史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起点。

随后召开的一系列学术会议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了美国对江户思想史的研究。比如在日本召开了由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和丸山真男等这些日本和美国一流江户思想史研究者参加的会议，随后美国出版了 Japanese Thought in the Tokugawa Period,1600 -1868: Methods and Metaphors（《德川时代思想史研究》）。在夏威夷召开了有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等人参加的学术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理学与实学》）。以上两个论文集的出版，推动了美国对江户时代思想史的研究，这些学者对江户时代思想史的解读方式、研究方法乃至对文献的整理，对后来江户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以上两个论文集的出版意味着在英语世界里江户时代思想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被确立了。

随后由于文献运用、方法论和内容解读的不同，美国对江户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三个学派：现代化学派、狄百瑞学派和新思想史学派。

现代化学派对江户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是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学派关注的是江户思想这种思想观念在现代化变迁中的作用。现代化学派对江户思想的研究，实际上是用被称为近代思想和观念的标准去挖掘和甄别日本的对等物——江户时期思想，比如罗伯特·贝拉的 Tokugawa Religion: The Cultural Roots of Modern Japan（《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大体上现代化学派的著作一般都从传统和现代这两极去评价和界定江户时代日本儒学。

与现代化学派针锋相对且较注重江户儒学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是狄百瑞及其编著的《理学与实学》。该学派把江户思想视为一种能够产生运动和变迁的“传统”。除在研究方法上不像现代化学派那样抽象以外，在结论上，该学派也倾向于认为江户新儒学对日本的发展所起到的不是阻碍作用，因为新儒学自身也在变迁，并能够产生改革力量。该结论针对的是19世纪黑格尔和马克思、现代化学派以及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所谓的儒学停滞论。

狄百瑞式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后兴起的新思想史学派那里得到了巨大的回应。首先由凯特·中井（Kate Nakai）著述的Shogunal Politics: Arai Hakuseki and the Premises of Tokugawa Rule（《将军政治：新井白石与德川统治的基础》）已经摆脱了现代化学派的影响，开始摒弃现代化学派那种传统和现代的两极分析框架，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具体、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之中，而且不探讨其与现代化变迁的关系。

而赫尔曼·奥姆斯（Herman Ooms）在 Tokugawa Ideology:Early Construct, 1570-1680（《德川意识形态：1570～1680年间的早期构建》）的著述中，进一步推进了狄百瑞式的研究方法。他认为狄百瑞的背景考察太广、太宽泛，反而不能够具体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在结论上，他认为狄百瑞在江户意识形态的构造中，将日本朱子学视为与中国一样或者说具有相似形式和作用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错误的和不严肃的。另外，狄百瑞将日本朱子学的学问体系仅仅看作对中国经典字句上的重复，而没有看到日本朱子学学问体系的构筑中所体现出的日本问题和日本的权力关系。总而言之，狄百瑞没有看到朱子学在进入日本后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学问体系的变化所蕴含的意义。在英语世界中有关江户思想史的研究比较有分量的还有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ume 4 Early Modern Japan（《剑桥日本史 第四卷 近世日本》）。

从新思想史学派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此时江户思想史的研究已经摆脱了现代化学派那种探究江户思想史对现代化意义的研究范式，其对狄百瑞式研究方法的批判，也表明欧美学界对江户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注重研究对象是什么、怎么样。西方学界中对江户思想史的研究学者不只限于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的很多学者都有所涉足。

日本对江户时代思想史的研究始于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面临着基本的问题——如何在学术上说明日本与西方所定义的近代的关系。对此日本学术界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了说明。一方面是“以日本的独特性对抗西方问题”，主张“国民道德论”，井上哲次郎的日本儒学研究大体可以归结为这一类；另一方面是以丸山真男为代表的学者试图从江户思想史中推导出日本近代主义的研究图式。在笔者看来，在近代日本对江户儒学史的研究中，不论是“近代主义”还是“反近代主义”式的研究，其初衷都是出于说明或者建构某种现实意识形态的需要，这一阶段对江户儒学史的研究，可以说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息息相关。但是在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江户儒学研究，比如大江文城的《本邦儒学论考》。

战后，与上述美国现代化学派研究相契合的是，日本对现代化的研究同样占据了其学术主流，其中尤以1952年丸山真男出版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影响最深。丸山真男开创了以江户思想史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与日本的近代化建立关联的研究范式。受丸山真男的影响，在对江户日本儒学探讨中，日本学界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朱子学和日本古学的关系上，并以此构建出一种存在于日本朱子学和日本古学间“连续”意义上的转换，这种转换大多被贴上了近代主义的识别标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朱子学向日本古学转换的探讨中，最终落脚点绝大多数都停留在徂徕学身上。相应的，这一时期不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其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都集中体现在对徂徕学的解读上。正因为如此，这些学者视野中的日本朱子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作为徂徕学的前提而被置于否定的地位的。

在江户日本儒学研究领域，对日本的近代化大体有两种范式的解读。首先是丸山真男的“近代化论”，再就是尾藤正英式样的“日本特殊论”。丸山真男认为日本朱子学从脱离佛教到作为官学后开始分解，并促使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徂徕学的产生，正是徂徕学开启了日本向近代思维的演进，徂徕学的产生被视为世界史意义上的普遍近代主义思想的萌芽。而尾藤正英在其《日本封建思想史研究》中认为，不是因为丸山真男的这种普遍的近代图式，而是从朱子学在日本所受到的挫折和近世日本社会的特殊论来说明和评价日本儒学，使得日本儒学研究更明确地与近代化对接。

可以看出，在近代化的目的下，对近世日本朱子学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所谓克服与否定等立场着手的。但是这种近代化目的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比如黑住真的《近世日本社会和儒教》等。

与此同时，尽管受到近代化的影响，但是对日本朱子学的研究本身仍与为近代化目的作注解的研究范式保持了一定距离，如相良亨的《日本的儒教》等。这些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日本哲学史意义上观念和逻辑上的变迁，比如探讨日本朱子学中以“敬”为中心的儒学和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之间的关系。

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从历史角度探究江户时期朱子学存在的事实和背景的著作。比如阿部吉雄的《日本朱子学与朝鲜》、源了圆的《近世初期实学思想的研究》等。其中日本历史学会编集的《人物丛书》，涵盖了林罗山、藤原惺窝、伊藤仁斋、新井白石、山鹿素行等人物的研究，从人物的生平经历和历史背景角度研究其思想，其中的某些事实考证对先前一些理所当然的认识和结论给予了有力的冲击。

同样依据事实角度给予以往想当然的结论冲击的，还有今中宽司的《近世日本政治思想的成立》与和岛芳男的《日本宋学史的研究》。其对以往的日本朱子学的源流及其政治意义提出了很多批判性认识。

最后值得一提的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著作。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就对“日本道德论”进行抨击，战后其同样保持了这一学术特色。其中代表性的有永田广志的《日本哲学思想史》和《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等。

中国对日本朱子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且有所中断，但是比较自成体系，主要从中国朱子学和日本朱子学的学术渊源上进行比较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系统研究江户儒学的是朱谦之，其代表作有《日本哲学史》、《日本的朱子学》和《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这三部。这三部著作除在研究角度上比较注重阐释日本朱子学与中国朱子学在学术渊源上的关系以外，在研究方法上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一点与永田广志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研究比较相近。在20世纪90年代，王家骅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和《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的出版，表明中国对江户儒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韩东育的《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从学术上厘清了徂徕学与中国儒学的渊源，其著作得到中国和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二战”后日本对江户儒学研究比较偏重近代意义的徂徕学做出了回应。中国大陆对江户日本思想史的研究还有王中田的《江户时代与日本儒学》、王青的《日本近世儒学与近代化的思想渊源：以荻生徂徕为中心》、潘畅和的《古代朝鲜与日本儒学特质及其成因比较》、王维先的《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龚颖的《“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以及张立文、李甦平主编的《中外儒学比较研究》、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室编著的《近世日本思想文化交流论集》等较有分量的专著。中国台湾学界对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研究有张鹤琴的《日本儒学序说》、郑樑生的《朱子学之东传日本与其发展》、黄俊杰的《东亚儒学史的新视野》、戴瑞坤的《中日韩朱子学阳明学之研究》、张宝三和徐兴庆编著的《德川时代日本儒学史论集》等著作。

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就是以日本朱子学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日本朱子学无疑是江户时代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是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学者对江户时期日本朱子学的研究褒贬不一，没有定论。比如井上哲次郎就对日本朱子学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日本近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与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有关系的。除此以外，井上哲次郎对朱子学的宣扬与日本“国民道德”的建构密切相关。而在丸山真男的视野中，江户时代日本朱子学却不具有类似井上哲次郎认为的肯定意义，相反，他的思维着眼于对江户时期朱子学的否定，即恰恰是江户时期朱子学的分解过程，才导致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徂徕学的形成。对于江户时期日本朱子学的研究中出现如此多的分歧，基于个体的偶然的因素姑且不论，这里面显然能够看出来，处在现实中的研究者与处在历史中的被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而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作用”的结果就是，多样的甚至是充满了分歧和对立的日本朱子学样态的产生。

这种多样甚至是充满了分歧和对立的日本朱子学样态的产生，其思维运动的轨迹如图1-1所示。其中纵轴T代表的是时间，横轴S代表的是空间，这样在时间和空间坐标系下显然能确定出朱子学（以Z代表）的存在来。作为历史存在的Z显然是确定的，不过现实中研究者（以R代表）对历史存在的Z进行的研究，是以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这里的主动和自觉并不完全的等同于不可捉摸的随意性，而是指R往往受到价值标准等现实因素影响其对史实的界定和判断）方式进行的，而作为历史存在的Z对现实存在的研究者R的“反作用”却是以非主动、非自觉的史实存在来回应的。也就是说，R在对Z的认识过程中是有选择性的，因此导致n个研究者就会相应地产生出多样的甚至充满了分歧和对立的日本朱子学样态（Zn）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