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

综合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中国产业以消费品生产为主、资本品制造业极弱、资本品主要来自进口的条件下，1903～1936年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消费需求、汇率和投资惯性，关税税率对资本品进口的影响不显著。消费需求、汇率和投资惯性三个变量弹性值依次为0.46、-0.36和0.77，弹性值表明，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三个变量若分别变动1%，近代化投资就相应地变动0.46%、-0.36%和0.77%。

第二，比较分析消费需求和汇率两个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得出的结论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大于汇率。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是国民收入，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决定着以进口资本品为主要物质载体的近代化投资的增长。这种汇率对进口影响相对较小的历史现象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些类似，在经济起步时，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强劲，厂商的投资渴望高涨，投资需求拉动的进口需求旺盛，汇率导致的价格变动因素对进口抑制作用不大。

第三，关税税率对近代化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是我们意外的发现。从郑友揆先生（1984）对1926～1936年的研究来看，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确对进口物量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我们的考察结果却显示，关税税率对以进口资本品为主的投资影响不显著。这一结论表明，南京政府的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关税政策减少了外国消费品的进口，使得这一部分国内消费需求转向国货，对国货需求增长就刺激了投资增长，而关税对投资所需外国资本品的进口影响不显著，有利于国内投资增长。显然，投资增长是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在“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

第四，投资惯性变量仅涉及滞后一期的投资，这说明近代中国投资项目不大，平均两年之内基本上都可以投产了，不再需要后续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