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1.1.1 世界海洋捕捞业的现状

在人类食物发展史上，鱼类具有重要的作用。“渔业为原始生业之一，古代渔猎并称，人类在原始时代，陆地则以兽猎为生，沿海湖沼之处，则用木石击鱼，捕而食之，其起源远在农业以前”（李士豪、屈若搴，1937: 1）。数千年来，鱼类是最早可用的也是最便宜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

海洋捕捞业是一种主要以获取海洋鱼类资源为目的的生产产业，它是海洋渔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广袤无垠的海洋蕴藏着无穷无尽的鱼类资源，但海洋渔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受海洋环境的影响与制约，也受航海、造船、养殖等技术的影响与制约。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无垠的海洋对人类是一个危险的存在。尽管人类很早就利用简陋的工具从海洋中获取食物和盐，或者到海滩上捡拾贝壳和被海浪冲上岸的鱼类，但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仍然停留于近海岸，甚至没有越过“海”的界限，更别说进入到“洋”中。

这种状态直到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生了转变。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在海洋渔业中得到广泛普及，这大大提高了获取渔业资源的力度。世界捕捞产量从1947年的2000万吨飞速地增长到1970年的6920万吨（Coull, 1993: 30）。

目前世界海洋渔业总产量基本维持稳定，但海洋渔业资源总体呈现衰减趋势，尤其是许多上品物种已经或者正在趋于衰竭。有研究者依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FAO）提供的历史数据进行估计，传统海洋渔业种类的开发潜力大约为每年1亿吨（Gulland, et al., 1971: 255; Caddy and Gulland, 1983: 267－278）。但根据FAO的统计，海洋渔业总产量的最高值在2000年达到1亿吨左右，其中捕捞量最高值停留在8600万吨左右（见表1－1）。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洋渔业总产量因为养殖产量的增加而保持基本稳定，但捕捞产量明显在逐年下降。处于低度和适度开发的种群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40%下降到2008年的15%。而过度开发、衰退或恢复中的种群从1974年的10%增加到2008年的32%。占世界海洋渔业产量30%的排名前十名的多数种群被完全开发，没有增加产量的潜力（FAO, 2010:35）。

渔业资源的衰退必然会引发世界捕捞量的变化。

首先，尽管渔业就业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许多发达国家的捕捞业就业人员则在减少（参见表1－2）。渔业领域的就业增长速度快于世界人口增长以及传统的农业领域的就业人口增长速度。2008年的捕捞业就业人员占经济上参与广泛农业领域的13亿人的3.5%, 1980年这一比例为1.8%。但在资本密集型经济体中，捕捞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特别是在多数欧洲国家、北美和日本。这是产量下降、捕捞计划减少以及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导致的。例如在挪威，1990年海洋捕捞业雇用约27500人，但2008年这一数字下降了53%，为12900人（FAO, 2010:26－28）。

其次，尽管世界船队和渔船的数量在总体上与10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国家间的海洋捕捞管理规则很难真正地得到实施。世界船队的扩充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停止了，带甲板渔船的数量基本保持在120万艘左右（FAO, 2002: 18）。从全球来看，船舶数量下降或维持不变的国家比例（35%）高于船舶数量增加的国家比例（29%）（FAO, 2010: 30－33）。渔船数量没有增加，却并不表示渔业管理变得更加轻松。FAO在2002年的报告中指出：“在发达国家集中降低过剩捕捞能力的同时，日益增加的复杂技术和社会问题正使渔业管理者的努力复杂化。”（FAO, 2002:45－47）在面对区域差异、生存与发展之间的选择等问题，FAO关于渔业管理的一系列规定就变成了摆设。

1.1.1.2 中国海洋捕捞业的现状

早在1995年，中国海洋鱼类和贝类的产量就已经在世界上占据了统治地位，1350万吨的产量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产量的1/4（Iudicello, Weber, and Wieland, 1999: 12）。之后，依据FAO的统计，尽管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总体上，中国的海洋渔业产量一直位居世界前列。2008年全球海洋渔业总产量9920万吨，其中中国的产量为2560万吨，占全世界总产量1/4多。

尽管海水养殖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等发展迅速，但传统的海洋捕捞业仍然在中国海洋渔业中占据着主导的地位。1950年中国海洋捕捞产量为53.6万吨，但2000年达到了1700万吨（黄良民，2007: 192）。2008年中国的产量尽管有所下降，但仍然是全球的领导者（FAO, 2010: 5）。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海洋捕捞业有以下几个特征。

（1）海洋渔场几乎完全得到开发，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状况明显。中国沿海重要的渔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得到完全的开发利用。本书实地调查的山东渔区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海洋渔业产区。该区域渔业资源丰富，各种鱼类的渔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基本开发完了（黄公勉、杨金森，1985: 49～51；黄良民，2007: 191～192）。主要表现在各个渔区的渔业资源过度利用明显。如从捕捞产品的结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前，捕捞渔获量中优质鱼类，如大小黄花鱼、带鱼、鳕鱼、枪乌贼等占总渔获量的40%左右。进入80年代，鳀鱼、黄鲫等小型中上层鱼类占到总量的60%以上，1991年优质鱼类仅占总渔获量的18.4%（黄良民，2007: 192）。

（2）在渔民数量总量上升的同时，捕捞渔民数量实质在下降（见表1－2）。渔民数量总量上升的原因是养殖渔民在持续增长。而捕捞渔民数量下降的原因与三个因素相关：①中国制订的削减渔船计划，“2002，中国开始了到2007年减少和销毁30000艘渔船（或其商业船队的7%）的五年计划”（FAO, 2006: 25）; ②兼职渔民数量增加，而这部分渔民实际并未被统计进去，2008年全球约600万名偶尔工作的渔民和养殖渔民中有120万人在中国（FAO, 2010: 29）; ③传统渔民家庭中从事捕鱼工作的年轻人在减少。这一点也使得兼职的渔民数量增加。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在渔船上工作的工资和生活质量与岸上的产业相比没有优越性。

（3）捕捞渔船数量有所减少，但捕捞强度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中国的2003～2010年海洋渔船减船计划的目标是海洋捕捞船队192390艘渔船，合计功率1140万千瓦。2007年的报告显示共有288779艘海洋渔船，总功率1470万千瓦（FAO, 2010: 34）。实际上，中国从1999年开始，就首次提出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的目标，之后又提出“负增长”的目标，以对海洋捕捞强度实行严格的控制制度（黄良民，2007: 192）。但是，捕捞产量和渔业资源状况的事实表明，捕捞力度并没有下降。正如FAO在2008年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无论取得了什么成就，明显的是中国的商业渔船规模在继续扩大。官方数据记录2002～2006年船数年增长约为3.5%。”（FAO, 2008: 29）

（4）远洋渔业发展迅速，但只有进一步加强相关装备和技术才能适应新的发展形势。2004年经农业部批准，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及公海从事渔业生产的远洋渔船共1780艘，产量为123.3万吨，占中国海洋捕捞产量的8.5%，实现产值98.4亿元。但是，中国远洋渔业装备水平较低，渔船设备老化，有的渔船船龄已达20余年。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发生涉外渔业事件约200起，渔业海难事故超过400起（黄良民，2007: 193）。

总体来说，中国的海洋渔业与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趋势是一样的，但在近海渔业中的状况可能比世界平均水平要差得多。在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时，刚刚起步的远洋渔业也受发达国家高水平捕捞能力挤压而发展艰难。

1.1.1.3 现状与发展之间的冲突

21世纪是海洋世纪。这是20世纪后期国际社会公认的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源于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通过并于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将全世界30%多的海洋（约1.094亿平方公里）划为沿岸国家的管辖海域，这些国家在不同的区域划分中分别享有不同层次的主权权利、专有权、管辖权和管理权（杨国桢，2004: 290）。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个沿海国家在海洋领域的无序争端和开发，但也为世界各个沿海国家加大海洋开发力度提供了合法性依据。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个沿海国家所制定的一系列海洋开发战略，这些战略的设计与实施成为“海洋世纪”的导火索。人类社会从此开始全面进入开发海洋的时代。

然而，海洋能否像看上去那样为人类提供巨大的生存空间呢？至少从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海洋捕捞业现状来看，人类能够从海洋中获取的渔业资源正在减少。另外，海洋环境也正遭受人类行为的重大破坏。或许科林·伍达德的《海洋的末日》所提出的观点在很多政治家看来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海洋石油污染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尽管无数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污染事故都被利益既得者掩盖了，但他们掩盖不了被石油覆盖的成片海域，以及在海面上漂荡着的死鱼和死鸟。而海洋石油开发仅仅是现代人类开发海洋的一种方式而已，人类不仅沿袭着无数种开发陆地的方式去开发海洋，也在科学发展的指引下创造了或者创造着无数新的海洋开发方式。

然而，所有的海洋开发都是基于人类某种欲望的需求，所有的行为都是基于人的主观意愿而不是以海洋自然生态的规律为依据的。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海洋地理环境，也损害着海洋生态系统。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海洋中的生物资源在逐渐枯竭，很多海洋生物就像陆地上的大熊猫、金丝猴一样面临着灭绝的危机，或者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生物已经灭绝了。就主要的海洋食物来源——鱼类和贝类来说，很多以前常见的食用鱼种类和贝类在个头上变小或在数量上减少。21世纪人类将紧缺的食物来源寄希望于海洋，但海洋渔业资源却在走向枯竭。

1.1.2 研究缘起

与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笔者最初也不相信无以计数的海洋鱼类资源正在枯竭。首先，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确切的定论，都是依据一定的条件进行估计的。3.61亿平方公里的海洋中生长着无数的生物，对于深海中的生物资源状况，依据目前的科学技术，人类还不能对其进行明确的探究，如深海中的巨嘴鲨鱼（一种长4.5米、重750千克的鲨鱼）和六鳃鳐。其次，世界海洋渔业捕捞产量也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尽管近十年来逐年有所变化（见表1－1）。但是这些变化更多的是统计数据上的变化，并不能让人确信海洋鱼类资源正在趋向枯竭。

然而，关于海洋渔村和海洋环境的实地调查却让笔者深切地感受到了海洋渔业的衰落。2008年，笔者参与了一个题为“环渤海环境治理失灵问题的整合研究”的基金项目，主要负责“渤海环境变迁下海洋渔村的发展状况”的研究。笔者着重选取了三个典型的海洋渔村（海岛渔村南庄、海滨渔村牛庄与城边渔村东庄，村庄状况见附录1“三个典型的海洋渔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这三个海洋渔村进行数次调研之后，笔者感觉震惊的信息是：海洋中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

海岛的年夜饭：从猪肉、海参到黄花鱼

以南庄所在的海岛县为例。该岛由于位于渤海海峡处，是鱼群洄游的必经之地，渔业资源极其丰富。新中国成立前岛民过年时，岛上的地主以吃猪肉为荣，而贫苦的渔民在没有猪肉吃的情况下“只能”以海参、鲍鱼为年夜饭的主菜。至于各种海鱼则属于附属菜之列。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岛上的富人与穷人的年夜饭仍然是这种状况。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海参、鲍鱼已经成了珍稀物种，原来不能上饭桌的1公斤左右的黄花鱼，现在却代替猪肉成了年夜饭的珍贵主菜。在南庄，20世纪90年代末期，海洋捕捞业是该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全村有两个捕捞大队十几条大型捕捞船，但笔者在2010年到该村进行实地调查时，被告知全村目前只有一户村民在从事近海捕捞业，而且是用小动力渔船进行近海作业。村民告诉笔者，之所以不再捕捞，是因为海里没有鱼了。出海捕捞一天的收获远远低于包括油耗、工钱和渔船损耗在内的成本。（2008～2010年长岛实地调查和访谈资料）

对于这种状况，笔者最初的认识是渔业资源的衰减主要是海洋污染所导致的。海水水质的恶化必然影响到鱼群的生存。但是，笔者在东村和牛庄的码头看到装着只有小拇指大小的幼鱼成箱成箱地像垃圾一样随处放置或者倾倒进大卡车里。作为笔者向导的老渔民一手捏着一条掉落的幼鱼一手指着那些装箱的幼鱼，满嘴的“可惜”和满脸的无奈。这时，笔者才意识到，海洋污染只是原因之一，而且可能只是一个基础性的背景因素，因为海洋污染直接影响到的是海水养殖业，对海洋捕捞业的影响如何，当前并没有太多的科学研究。就现实中可观察到的事实来看，海洋渔业资源衰减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人类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行为——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发生了转变。

毫无疑问，海洋捕捞是人类开发海洋最早、最重要的一种形式。海洋渔村和海洋渔民的存在都是以海洋捕捞业为基础的。没有捕捞业，渔村解体与渔民失业就成为必然。笔者在实地调研中深刻认识到：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海洋渔村的变迁和海洋渔民的生存都与海洋捕捞业紧密相关。由此，笔者确定将研究主旨放在海洋渔民的捕捞方式及其选择上。

1.1.3 研究问题

人类开发海洋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获得食物，而捕捞是获得海洋食物最主要、最直接的手段。几乎所有的海洋鱼类都适合人类食用，并且都含有人必需的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考古学的研究表明，海洋捕捞的各种原始工具很早就出现了。人工水产养殖（aquaculture）是在捕捞业衰退的状况下才出现的，养殖的种类也是依据人们的需要和偏好而进行选择的。200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海洋水产养殖产量只是海洋捕捞产量的1/4左右。

在人类全面进军海洋之前，相对于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海洋渔业资源就像空气和水一样，在人们的意识中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之前，全球各海域内（内海除外）的渔业资源都是共享的。事实上，由于海水和渔业资源的流动性，海洋中的鱼根本无法私有化或被某国私有，它始终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资源（open access resource）。在这两个前提下，人们关于海洋捕捞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改进捕捞手段以获得更多的鱼，而很少去思考海洋渔业资源是否会枯竭。

但是，在20世纪人类关于生态系统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人类行为干预自然的反思中发现，任何一种自然资源，尤其是地球上的生物资源，都有一个临界值，一旦某种资源利用超过了该种资源的临界值，这种资源就会面临枯竭的危机（朱迪·丽丝，2002:24～28）。至今，所有关于海洋渔业的研究都表明，人类关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已经或者即将超过其临界值，海洋渔业资源已经或即将陷入枯竭的境地。因此，如果人类将未来食物的重要来源寄托于海洋，那么，就必须反思人类关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利用方式。而海洋捕捞无疑是人类利用海洋渔业资源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影响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最直接、最主要的行为方式。

依据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笔者对海洋捕捞方式的研究是在两个理论预设之上展开的：一是人类与所在环境之所以发生关系，是因为该自然环境能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生存所需的资源，且居住于该环境中的人们有能力获取这种资源；二是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所选择的任何一种环境行为都具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人类社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有相应的运行机制，任何生活于其中的个人及行为都受系统制约，个人是无法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因此，不管是先天的本能活动，还是后天的习得活动，人们的活动方式都是依据相应的社会条件所做出的选择。海洋捕捞作为人作用于海洋渔业资源的一种环境行为，同样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和资源环境的制约。

基于这两个研究假设，笔者的研究主题是海洋渔民捕捞方式的转变及其原因与影响。对该主题的阐释通过以下三个具体的问题来进行。

（1）传统与现代的海洋渔民各自选择了何种捕捞方式？这种捕捞方式具有何种特点，以及支持这种捕捞方式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2）海洋渔民捕捞方式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种转变对海洋渔业资源和人类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3）可持续海洋渔业需要什么样的捕捞方式以及如何实现这种捕捞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