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城市化”话语霸权

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语言不仅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而且是一种权力。洪堡特、尼采、葛兰西、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吉登斯、佩奇尤克斯、哈里斯、福柯、费尔克拉夫等学术界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语言学家都对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过论述。他们纷纷通过文本分析来研究权力的支配关系，认为权力始终是由文本构成，即文本构成统治阶层的文化霸权。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费尔克拉夫的话语分析理论极大地丰富语言学理论，为进一步研究话语霸权问题提供理论基础。

（一）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理论。文化霸权指在市民社会中一个社会集团在文化、伦理、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统治阶级具有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或霸权，它的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往往是一种权力话语。统治阶级通过文本、媒体等手段将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意识形态成功地推行给被统治阶级。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控制，不是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教育、舆论和精英共识等方式促使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和效仿来实现的。因此，霸权实现的过程是间接的。例如，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作为知识编入教科书、字典、报纸等媒介中，在被统治阶级中传播。被统治阶级通过阅读、观察，潜移默化地将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作自己的思想。长期的被动教育使得被统治者认为这些观念就是他们的价值观，由此而丧失社会压迫的意识，最终沦为统治阶级的附庸。统治阶级话语对被统治阶级的思维以及社会实践产生了制约性的“霸权主义”。葛兰西强调统治阶级的文化形成霸权，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就陷入边缘化的境地。

传统的权力观强调权力的暴力性，认为权力以暴力为手段实现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让另一方被迫接受不公正或不合理的支配。与传统的权力观不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观则强调权力的隐蔽性，即权力不以暴力为手段，而是通过改变被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来实现。关于文本权力论，福柯也有独到的见解。

（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

后殖民主义者福柯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来研究权力支配关系。福柯剖析了语言、知识、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话语构成知识，知识产生权力，知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殖民统治者通过语言构建知识，赋予自己权力。没有知识的生产、分配和流通，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福柯还强调知识的巨大力量不仅存在于文本中，存在于客观真理中，还存在于同实践的密切关联中。事物在本土镜像下具有复杂而独特的多元意义，当它被赋予新意义的时候，“事物本身背负起越来越多的属性、标志和隐喻，以致最终丧失了自身的形式。意义不再能被直觉所解读，形象不再表明自身。在意象表面背后确立了如此繁杂的意义，以至于意象完全呈现为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面孔”。新意义成为“知识”，具有权威性，压制了本土认知的原始风貌，本土意义逐渐消失。福柯把被边缘的本土意义和具有权威地位的新意义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它们都是知识。知识是人们构建出来的诸多观念，具有多样性。就像福柯说的那样：“我坚信真理的存在，以致不得不假设有多种多样的真理，和对真理不同的表述形式”。福柯的话语权力论对费尔克拉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批判话语分析

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是国外近20年来兴起的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主张在社会情境中分析口头和书面语篇。后殖民主义者费尔克拉夫是批判话语分析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费尔克拉夫遵循前人的理论，研究语篇即文本的意义，创造了重要的批判话语分析理论。费尔克拉夫认为语篇是话语实践的产物，包括语篇的生成、传播和接受。研究者需要以批评的眼光阅读语篇，揭示语篇蕴含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展现语篇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费尔克拉夫强调在文本分析过程中，文本被赋予了唯一的意义。这一意义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知识，构成权力。具有权威性的意义抹杀了处于劣势地位的意义。费尔克拉夫还重点关注了文本意义的多样性。他认为对文本的分析不仅是描述性的，更是解释性的。文本的意义充满了异质性、复杂性、矛盾性、重复性。人们对事物的理解都是来自人类历史生活实践的经验和智慧，每一个意义都值得深入琢磨和推敲，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没有这些意指系统，我们不能了解文本的本来含义。因此，费尔克拉夫提倡文本应该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允许从不同侧面解读和分析。

后殖民主义学家通过关注文本及其意义的生产过程来透视话语建构过程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等。这一方法为研究“城市化”话语霸权提供了理论基础。话语是一种言说。基于言说的主观性和建构性，甘宁地区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言说没有固定的方式，也即同一类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可以不同方式言说。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有它存在的权利和合理性，它们被不同言说者接受。传统文化可能由传统言说构建。传统言说记录一个民族的特质与风貌，汇聚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传统言说与“现代性”言说相对。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是什么，如何加以认定、阐释、保护和利用，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有何价值等，都由“现代性”言说来界定。现代化理论、研究成果、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媒体报道和日常交流共同塑造了现代回族社区文化，决定了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的存在方式与意义空间。具有“现代性”的城市化话语带来社区传统社会生活的变迁，这说明“城市化”话语不是纯粹的语言形式，而始终与话语实践联系在一起，具有“人文”和“实践”的双重力量。例如：城市化话语带来社区农业人口非农业化、社区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城市用地不断扩大、城市建筑不断增加等现象。城市化话语在现代性视阈中表征世界，勾画出一幅科学、现代、普世的图景。这一图景充满了当代人的知识、想象、价值观、文化思维、利益诉求、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甘宁地区回族社区一旦进入“城市化”的语言和认知，就不可避免地与话语结合了。“城市化”话语通过分类，把原本复杂多样的回族社区传统文化简单化、同质化。被纳入“城市化”话语体系的社区传统文化被构建为“知识”，没有纳入“城市化”话语体系的社区传统文化被表征为“封建”、“迷信”。贴上“封建”、“迷信”标签的回族社区传统文化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被排斥、边缘化，甚至损失。“城市化”话语通过支配回族社区本土意义而构成话语霸权。第四章将进一步论证“城市化”话语和“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课题运用后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理论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甘宁地区回族社区传统文化损失的问题，目的是对此领域的理论有所补充和创新。

城市化建设是回族社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甘宁地区回族社区的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话语。城市化是甘宁地区回族社区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一味逃避城市化将会阻碍回族社区社会的发展。来自美国的“前台、帷幕、后台”理论为解决“城市化”（现代性）与“回族社区传统文化”（传统性）之间的矛盾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