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一带一路”与“语言铺路”的战略意义

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具有全局性影响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战略意义极其重大，战略规模宏伟壮观，战略前景灿烂辉煌。

“一带一路”是一条串连起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五彩绸带、康庄大道。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议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作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欧亚三国进行访问时，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被视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2015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在“一带一路”上，中国不是也绝不可能是“孤独的行者”，一定是团结起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同前行。虽然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语言复杂、诉求多样，但发展的愿望是一致的，民心是相通的。“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边境地区作为连接中国与众多邻国的门户和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和作用。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一带一路”建设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和保障。目前，中国已同除印度、不丹外的12个陆上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未划定的中印（度）、中不（丹）边界地区也总体保持稳定安宁。中国边境地区整体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普遍上升。中国与周边国家打造更加紧密利益共同体的愿景，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中变为现实。

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作为正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中国，“一带一路”是伟大的战略，是为全球经济民生发展造福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第二，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社会关系和角色关系的跨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有着深刻的影响，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考察跨文化交际中的社会关系和角色关系的异同，有利于选用适宜的称代形式和行为规范进行交际，使交际符合不同社会的交际规则，达到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有效交际的目的。

“一带一路”的建设、推进，需要“语言铺路”。在“一带一路”倡议大框架下，语言作为经济、文明的载体，作为“一带一路”“五通”的基础，语言到哪里，经济、文化、生活就会到哪里生根发芽。语言铺路，铺就的是政策沟通之路、设施联通之路、贸易畅通之路、资金融通之路和民心相通之路。

“语言铺路”不会是单向的，而是多种语言互通交往铺就的。不论是我们习惯思维形成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等理念的兴起，还是“推广”或“接轨”等概念的普及，“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展开，就使“语言铺路”在物质形态呈现出双向和多向的、发散和多元的特点。

第三，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包括在“亚投行”等经济高地的主导地位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或者局部优势）非常有利于推动中文作为中间语言的战略实施。“一带一路”的语言战略也是国家战略。中文能够作为国际中间语言，对我们国家来说价值同样是巨大的。中文成为中间语言就意味着大量信息首先被翻译为中文，再转换成其他语言文字，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信息输入输出能力的发展，使我国获得信息优先优势，从而满足经济、文化交流中不断增加的迫切需要，这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随着中文信息的增多和时效性的增强，中文的权威性将得到迅速加强，逐渐成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语言，将带来巨大的竞争价值，并推动中华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加快在全球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如果将中文翻译成外语，在“软实力”方面实现了“走出去”并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地区，同时把与其他国家地区实施“五通”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信息，以中文为中间语言实现多种语言信息之间的互译，以中文版本作为多种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标准参照，那么以中文作为中间语言的时代就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实施而来临。

第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互利共赢，表现在语言理念上就是提倡平等互惠。“语言铺路”也应该是以平等的、和谐的态度进行。在各种语言交流和文化交流中，在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中，应尊重各种文化的语言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明白、看着顺眼，注意词语使用得体。比如教育领域的“汉语推广”、工业制造生产领域的“过剩产能输出”、建筑施工领域的“抢占市场”、“在当地极其恶劣的环境中”等，都未必是恰当的用语，因为这些词语要么含有不平等的话外之音，要么是用中国眼光看世界，容易引起误读或曲解，从而造成感情隔阂、语言冲突等矛盾，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一带一路”建设事业。“此外，有人把‘一带一路’分为‘新起点’、‘真正起点’、‘黄金段’、‘核心区’、‘中心线’、‘支点国家’等，特别是国内一些地区正在‘抢占制高点’。如此‘截路分等’是否合适，值得仔细斟酌。应尽快启动‘一带一路’术语研究，制定有关术语使用与翻译原则，提供具体翻译词表，拟订忌讳词表或不建议使用词表，及时提供语言咨询服务。”

第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对“语言铺路”提出了客观的同时也是紧迫的要求。这些要求，不仅仅是语言人才尤其是“多语种+”人才的培养措施、科技成果的开拓性运用、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等技术层面的，还包括文化发展理念、语言战略、语言政策、语言理论、语言教育等设计。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模式和文化正加快融入全球的进程，除了面临经济、技术、资金等硬实力的挑战之外，面临的更大挑战实际上来自“软实力”领域。当前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模式和文化成就的影响力还相当薄弱，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完全不相匹配。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世界看到的中国，是经过语言翻译过的中国。中国认识的世界，是翻译过的世界。其中，语言翻译的作用不言而喻。语言作为经济、文明的载体，作为“一带一路”“五通”的基础，实质上表征着国家的软实力，影响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态势。中国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经济总量列世界第二位，然而，世界贸易组织的官方语言却还只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与经贸相关的中文译本没有法律效力，这使得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相当被动的状态；汉语不能作为世界一些主要会议的用语，中国学者必须用英语等其他语言来阐发学术观点。这种不容乐观的现实状况，也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这样的现状，极其深刻而又尖锐地警示我们，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伟大构想，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对“语言铺路”进行相应的科学设计，采取符合战略需求如语言发展规律的措施愈加紧迫措施。

2013年以来，我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涉及很多沿线国家，这些相关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人才也是我国急需的。而关键语言战略正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关键语言”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关键语言的确定事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对我国上至国家战略，下到国家语言（外语）教育事业和国家语言应急服务等有重要的意义。这已经从概念到实务，成为认识和实践中的高频词。“近年来，我国以积极主动地参加各种峰会等不同形式，实现多边外交，在世界上发挥我国的大国作用。有鉴于此，关键语言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四点因素：长期需求与准备、现实危机、潜在危机和当前任务急需。”

对于“关键语言”这一语言战略和语言政策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已引起了我国语言学界的高度关注，如黄宏分析了美国“汉语热”的背景，以及与“关键语言”的内在关系；汪瑶对“美国国务院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的教学媒介语做了实证分析；王建勤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分析了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张天伟则从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和“项目集群”等经验入手，对我国关键语言战略的决定性因素和政策制定所面临的问题及对策做了阐述。

以上研究主要对美国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总结，对于我国“关键语言”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指导借鉴作用，但结合“一带一路”背景进行的研究较少。这应该引起我国学界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美国对“关键语言”的认识以及重视程度、采取的措施等，能够给予我们启示。虽然美国汉语教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19世纪的传教士时代，但作为一种外语，汉语今天在美国的地位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空前的重视。2004年以来美国媒体有关AP中文项目，有关孔子学院在美国各地迅速登陆，以及美国各地各种汉语培训项目开展的消息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似乎突然之间学习汉语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在美国，“关键语言”就是关键外语，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的外国语，“关键语言”直接关系着美国的政治稳定、军事强势、外交通畅、信息安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美国教育部公布的“关键语言”有78种，2006年布什总统推出了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提出“关键语言”语种主要有：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海外华文教育动态》2012年第9期报道，美国国务院20日宣布，24名来自中国和埃及的教师已经抵达美国。今后一年，他们将在15个州的24所中小学教授汉语和阿拉伯语这些美国政府眼中的“关键语言”。美国国务院当日在一份公告中称，2012～2013学年“关键语言教师项目”将于7月23日正式启动，参与项目的24名中埃教师将先在首都华盛顿接受为期两周的培训，其后奔赴各自的教学岗位。

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发起的“关键语言教师项目”自2006年启动，由美国国际教育委员会负责实施。项目旨在邀请中国和埃及教师赴美教授一个学年的汉语和阿拉伯语，从而帮助美国中小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两门全球“关键语言”。

据美国国务院介绍，在进行语言和文化教学之余，参与“关键语言教师项目”的老师也将亲身体验美国文化和美国社会，并更好地了解美国中小学教育体系。据统计，2006年至今，已有150多名中国和埃及教师以及美国33个州的80多所中小学参与其中。派出这些教师的中国学校中有很多已和美国接待学校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在教师和学生中开展交流活动。

中国教师通过参加美国“关键语言教师项目”，有机会学习更多关于美国社会、文化以及美国教学法的知识，提高英语水平，与中国的学生分享关于美国文化和英语语言文化知识，与中国派出学校的同事分享在美国的优秀经验与新的教学方法，申请项目交流教师基金等。“据中方统计，自2005年全美第一所孔子学院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成立以来，美国已有48个州设立了81所孔子学院及299个孔子课堂，目前在美工作的中国教师约有600人。”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对中国的启示在于，我国需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战略体系，基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发展历程，结合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发展的需要，搭建中国‘关键外语’遴选的合理框架。另一方面，加强汉语海外推广，挑战现行国际语言秩序，使汉语成为国际语言秩序中的超级语言之一，同时在语言推广的基础上，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也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此外，“关键语言”战略的语种选择还要考虑一些“关键性小国”，它们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意义重大，是我国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五通”建设的提速，“语言铺路”或“语言先行”愈显紧要，破解我国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匮乏难题，已成当务之急。承担着非通用语种人才教育培养重任的高校，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也在考验着高校的教育机制改革创新的智慧和能力。

非通用语种人才包括高端小语种人才的培养，这并不容易。包括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内，国内多所高校都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大学承担着巨大的人才培养成本，但是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小语种人才，却因各种原因而“中途改道”或流失。窘境或是多种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摆脱窘境，纾难解困还是可以达到目标的。

未来卓越国际化人才的特质及其表征，“多语种+”是发展的趋势。而“多语种+”人才培养因此成为必然选择的新途径。除了母语和通用语，小语种和非通用语当然是“多语种+”的主要内容。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探索实践，具有普遍的示范意义。

从2016年9月开始，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全新打造的卓越学院迎来首届新生，该学院旨在探索多语种人才的全新培养试验，完全弹性学制、中外联合培养模式等。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曹德明介绍，“多语种”指的是学生要至少精通两门以上第二语言，具有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则意味着互通互联，要求学生在多语种的基础上，打破专业学科壁垒，成为在某一领域的专精人才。上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这批具有专业特长和学科潜质的学生量身打造“战略培养制度”，让他们尽快成为外语（课程）精英人才或专业领域精英人才。曹德明表示，上外在开设卓越学院方面的探索，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该校在人才培养领域的转型。他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外语高等教育可以从培养俄语单语种人才算起，20世纪50～70年代，国内的外国语院校纷纷开展英语、俄语、德语等外语专业的教学。上外最早单纯培养俄语人才，后来开始培养多个语种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到改革开放后，单一外语人才培养模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外语类院校于是开始探索培养外语复合型人才。到20世纪90年代，包括外语专业型、专业+外语型等复合型人才在就业市场受到欢迎。但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基于“多语种+”的区域国别通才以及专业领域精英越来越成为国家急需。为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2016年初，上外明确提出，未来3年内再增加10门非通用语种专业或课程。很明显，在小语种人才的培养源头上，大学考虑“做加法”。而如何让更多学术苗子按照预设的人才培养轨道，尽早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承担起服务国家战略的使命，是上外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姜智彬教授直言，要培养多语种人才，高校渴望有更多的创新性尝试。比如，通过优化课程，在实行弹性学制的基础上，适当缩短修业年限。

有业内学界人士指出，我国输送到各类国际组织的人才严重缺乏，分析其中原因，有时和高校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关。目前，不少国际组织人才一般录用的年龄要求在30岁上下，除了外语要求高，还需要一定的工作经验。而我国高校培养的博士一般情况下毕业就27岁多了。在上外卓越学院，最优秀的学生有望用7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较传统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培养时间要短2年左右。这些时间如何“省”下来？姜智彬说，以2016年已经完成招生计划的多语种高级翻译实验班为例，通过保送生选拔后，学生开始大学学习的时间提早半年。目前，上外已经为这批保送生布置了阅读专业书单、慕课学习、撰写读书笔记等。待这批学生今年秋季入学后，成绩优异者3年后可修完本科学分，继而再通过上外与国外高校的联合培养、完成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

“语言铺路”需要创新语言服务形态。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基于互联网的语言服务将会成为趋势，并且其中业务和语言服务的结合模式（语言服务嵌入业务处理流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服务模式。这种创新意义的模式，使“一带一路”倡议的“语言铺路”内涵更加丰富，外延则在延伸中得以大幅提升。既然要打造新型的“互联网+语言服务”的语言服务新模式，应该有与之相匹配的典型形态。这些典型形态，大致可分为“平台在线语言服务”、“手机移动语言服务”和“互联网+呼叫中心语言服务”等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都是“互联网+语言服务”的具体体现。

（1）平台在线语言服务。既然是“互联网+语言服务”，平台化的服务模式成为主体，这里面既包括平台化的笔译服务，也包括平台化的口译服务。有服务需求的时候，只要在线下达翻译任务，即可获得所需的翻译服务；而平台化口译服务，目前虽然尚未有很成熟的互联网解决方案，但是大多数的口译服务场景需求，目前都是有方案可以满足的。平台在线翻译服务，即文字稿件的在线翻译服务。目前，由于一些关键技术尚未成熟，平台在线语言服务（尤其是口译服务）还没能大范围替代传统的语言服务模式，但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有较快改善，伴随“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新的语言服务市场需求，互联网技术对传统语言服务的改进升级将会进一步加快。

（2）手机移动语言服务。伴随着移动互联的飞速发展，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服务正在成为主流，语言服务作为“无物流”形态的服务，推动移动化服务模式是非常有前景的。近几年，市场上相继推出了一些手机语言信息服务的APP，受到市场的认可甚至追捧，用户数量迅猛增长。智能手机作为移动终端的代表，具备的联网、语言通话、录音、拍照、视频等功能，给语言信息服务所需要的信息采集、确保随身及时的现场服务提供了充分的硬件功能支持。借助手机拍照、录音、通话等机制，快速方便地实现现场待译内容的采集，通过移动互联网将待译内容传送到远程的服务点，在服务点完成语言翻译后将译后内容传回手机端，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典型的基于手机移动端的语言翻译服务。手机通过拍照、录音、通话等方式，可以实现比传统的文稿翻译更方便快捷的翻译服务体验，尤其适合较少内容的快速翻译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尤其是“一带一路”在民心相通原则指导下所推动的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来往沟通，必然会进一步促进快速上升的跨境游市场，而跨境游对“贴身语言服务”的强劲需求，带来了提供跨境旅游语言服务的手机APP的重要发展机遇，因而此类移动产品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手机移动语言服务的模式和潮流。近两年市场上出现了诸如传神公司旅游真人译、蚂蜂窝的旅游翻译官等特色产品，提供了利用手机进行旅游过程中的实时贴身翻译服务，对方兴未艾的在线出境游的发展起了很好的助推作用，未来也将会对“一带一路”上的旅游文化交流和商贸活动等需求提供有力的支持。旅游过程中的贴身实时翻译服务，对于在线出境游，特别是在线出境游的重要产品形式——出境自助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市场需求。和机器翻译相比，人工实时翻译所带来的准确性和互动性则更为有效地解决了实际的问题，这正是旅游真人翻译这样的创新成果所带来的重要价值。

（3）互联网+呼叫中心语言服务。这是传统的电话呼叫中心模式和互联网结合的一种新的服务形态，与之前单纯的电话呼叫中心服务模式有显著的差异。这种新型的服务模式，可以根据客观应用条件分为多种不同的融合技术模式，其中采用互联网解决呼叫中心服务端的资源调度确保服务的范畴和质量，这种技术模式是最有代表性的模式。呼叫中心语言服务，例如多语114服务，实际上已经有多年的历史了，在我国这种模式虽然仍在被普遍使用，但已经不是主流的语言服务形态了。但这里之所以重提呼叫中心语言服务模式并且把它作为一种典型的语言服务形态，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所涉及的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参差不齐，不少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科技落后，移动互联尚未普及，基于电话的呼叫中心形式的语言服务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传统的呼叫中心服务端，采用的是固定座席模式，也就是有一些固定的语言服务人员在固定的座席随时待命，及时提供所需的服务。虽然这种方式的好处是任务调度快，服务质量比较稳定，但缺点也很突出，因为受限于固定席位的数量而无法保障服务的广泛性，服务的能力包括语种和及时性等都难以满足需求，所以一般只能提供少量语种的简单服务（简单的多语咨询），这使得呼叫中心语言服务在语言服务市场里面只占非常小的份额。而如果用互联网模式替代和补充传统的呼叫中心服务端，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缺陷。通过互联网平台来实现对传统固定座席模式的拓展，在保留部分中心固定座席的基础上，通过互联网平台纳入更多的译员作为“远程固定座席”，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仅有中心固定席位所导致的服务能力的限制，灵活拓展和管理语言服务。通过升级为“互联网+呼叫中心语言服务”的新模式，发展的思路和想象的空间是很大的，特别适合于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不是很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采用。

推动中文成为国际中间语言。早在数年前，推动中文成为国际中间语言的倡议和研究就已经发起了，但是由于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没有形成共识和合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语言战略中，中文能够作为国际中间语言，对我们国家的战略价值同样是巨大的。中文成为中间语言就意味着大量信息首先被翻译为中文，再转换成其他语言文字，这将极大地促进我国信息输入输出能力的发展，使我国获得信息优先优势，从而满足经济、文化交流中不断增加的迫切需要，这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随着中文信息的增多和时效性的增强，中文的权威性将得到迅速加强，逐渐成为全球最具权威性的信息来源语言，将带来巨大的竞争价值，并推动中华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加快在全球传播。如果将中文翻译成外语，在软实力方面实现了“走出去”并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地区，同时把与其他国家地区实施“五通”过程中涉及的各种信息，以中文为中间语言实现多种语言信息之间的互译，以中文版本作为多种语言之间信息转换的标准参照，那么以中文作为中间语言的时代就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而来临。当今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今非昔比，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各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都在快速提升，加上“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战略的定位，现在将推动中文成为国际中间语言的战略作为国家级战略，条件已经初步具备，优势也日益显见。

首先，战略优势形成并显见。“一带一路”倡议覆盖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辐辏效应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以及包括在“亚投行”等经济高地的主导地位等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势（或者局部优势），非常有利于推动中文作为中间语言的战略实施。

其次，经济优势雄厚而强劲。中国的国家实力已经令世人瞩目，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就是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全方位合作，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强势已经奠定了核心地位，而以中国为核心非常有助于确定中文语言的核心地位，让“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更多地从中文信息中获取支持和帮助，也助推各类中国（中文）工业标准的国际化。

再次，信息导向广泛而明确。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正全面“走出去”，中文信息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大幅增加，大量信息的源头甚至就是中文。这些信息的多语言翻译工作，大部分会由国内翻译机构承接，此时推动中文成为中间语言正逢其时。

最后，技术能力先进而丰富。中文作为中间语言的关键技术攻关已经获得突破，国内在以中文为主的“多语”信息处理研究开发方面，已经推出众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秀成果，“互联网+语言服务”模式的研究探索和应用实践，已经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加强文化交流、人文合作，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的“语言铺路”战略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语言近百种，其中，东盟成员国的官方语言就超过10种，中亚丝绸之路地区涉及的官方语言有几十种。语言的多样性，使“一带一路”沿线成为具有语言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的多彩之路。

首先，随着政治与经济领域合作关系日趋密切，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人文领域合作的迫切性也日益增强。人文合作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中起步较晚的合作领域。近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的教育合作提升了人文合作的高度，并进一步提升了合作的质量和深度，在科技、旅游、卫生防疫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日渐升温，合作的规模与质量也得到相应的增强。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的背景下，人文合作将成为促进中国同中亚国家“民心相通”的推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人文领域的合作主要是在以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相关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开展的。人文合作虽然是中国同中亚国家合作中起步较晚的合作领域，但伴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双边与多边经贸与安全领域合作的深化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人文合作的迫切性日益增强，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框架内的教育合作日趋频繁，这已成为人文合作的新亮点。

“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增进文明间的对话与跨文化交流，促进多元文化的共存与发展，是发展双边和多边人文合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为中国打造和谐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政治需要。中国一贯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人文合作中，中国多次强调，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不存在先进文化改造落后文化的问题，大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应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相待、互相促进，并多次强调尊重文明差异、保持文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加强文明间平等交流等理念与原则，这一点深得中亚国家的认可，也为中国开展的各项人文领域合作创造了独特的优势。

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民族聚居的地区和多元的大文化相融之地，难以形成稳定的地区性主流文化，主要是以各主体民族通过世代传承的方式形成的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的次区域文化。丝绸之路以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完全可以发展为一个新型的文化合作圈，为寻求独立自主的中亚国家树立自我认同、独立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塑造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提供助力。因此，打好“丝绸之路”文化牌，符合中亚国家选择文化圈和文化价值观的现实需要，也将为打造新型的文化圈创造条件。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就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发表演讲时曾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在谈及“五通”中的“民心相通”时，习近平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其内涵就是要在深化政治互信和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文化和人文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存共荣，并为经济合作与政治互信提供扎实的社会基础和长久保障。“民心相通”，就是增进人民间的交流与了解，它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中人文合作的核心工程，而其出发点将是立足中国，深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打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可以说，人文领域的合作被中国领导人赋予较高的战略定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3年多的时间里，在这个大框架下，人文合作与民心工程的展开，对于完善和实现中国的国家战略及打造良好国家形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文化交流、人文合作实质上是跨文化的交际，其“语言铺路”中必然反映出的语言选择，直接影响身份的认同。在跨文化交际中，应遵循“谈话制约理论”。“谈话制约理论”所描述的对于明确性的关心、对于如何将强加事物降低到最低程度的关心、对于避免伤害他人情感的关心、对于避免使听话者形成负面印象的关心、对于交际有效性的关心，就是语言使用（或称“谈话”）时的“制约”。在这五种制约中，对于明确性的关心和对于交际有效性的关心体现了低语境环境中的交际需求；而其他三种制约则更多体现高语境下谈话的需求。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和交际个体的差异性会影响具体交谈策略的选择。因此，只有注意身份和口语相互制约的关系，围绕“社会身份”进行语言选择，消除文化差异引起的理解障碍，才能表达得体，提升自己的社会形象，从而获得交际双方以及社会的认同。因此，必须注意到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使用的“得体性”必然会直接影响不同文化交际者之间的相互身份认同。身份和口语相互制约，社会身份决定语言操用方式，语言操用方式会反作用社会身份的他人认定，而文化差异会引起交流者之间的理解障碍。“谈话制约理论”所阐述的语言互通中应规避的现象和应遵循的原理，对实现“一带一路”语言互通，在我们既要提升个体语言能力，还要提升“走出去”企业语言能力，更要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加大语言人才培养的力度，从区域全面合作的实际需要出发，教学、科研、交流多头并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语学习不断升温，公民外语水平大有提高。但学习的语种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英语等大语种上，而能使用“一带一路”建设中“表情、通心”语言的人才十分缺乏，需要加大培养力度。诚如梅德明教授所言：“我感觉大学英语是一个历史现象，它一定会消失的。它是个历史阶段，它是为现阶段服务的。”

此外，在强调区域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同时，必须客观地看到，与那些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区域合作相比，亚洲的区域合作仍然不够充分。次区域间发展不平衡，连接不畅通，严重阻碍了亚洲更深层次的合作。然而，“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在这种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形下，中国相信连接中亚、南亚、东南亚和西亚的“一带一路”建设，必将促进亚洲的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区域的互联互通，实现优势互补，并为亚洲建立和改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这是一项宏伟浩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生工程。要使这项工程取得成功，需要沿线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积极参与。“五通”的推进和实现，离不开参与国的协调与规划，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推动投资，促进本地货币贸易结算，需要共同努力。加强人文交流，丰富语言互通的形式与途径，也是这项工程中的重要“项目”。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丝路学”研究正在兴起。如今，丝路学研究已经成为涵盖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语言等多方面学科的综合性治理学，语言学研究与丝路学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无疑为“一带一路”的“语言铺路”提供了更有力的学术支撑。同时，我们也应该研究“一带一路”语言状况，摸清底数、列出清单、组织调研，建立语言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编辑各国语言志，编纂单语词典、多语词典及各种专业词典，编写教科书及普及用书等，在相当程度上加快“语言铺路”的质量与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