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论文

宋代潮州陶瓷之路

——以笔架山窑瓷器生产与外销为中心

黄挺

潮州位于广东省东部，濒临南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潮州陶器生产起源很早，新石器时代遗址多有陶器、陶片出土，揭阳虎头岭遗址发现的部分陶片施有薄釉，火候已超过烧制陶器的温度。潮州有品质良好的瓷土富矿，山林资源丰富，可以确信唐代已经开始生产瓷器，北宋以后瓷器生产进入繁荣时期。

宋代陶瓷生产是潮州重要的经济支柱，主要生产基地在潮州城东郊的笔架山。根据地方文献记载及民间口传记忆，当时笔架山窑口密集，有著名的“白瓷窑”。1953～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笔架山先后发掘了10条瓷窑遗址，规模大小不一。其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可以媲美当时国内著名的窑场。笔架山窑之外，当时潮州还有其他生产瓷器的窑口。这些陶瓷产品除了在本地和临近地区消费外，主要销往海外。笔架山8号窑出土的西洋风格的人像和西洋狗，很明显是为了外销而制作，这已成为学界共识。

一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发现、调查与发掘研究

1922年10月，在潮州城西羊皮冈地方，军队挖掘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1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石室中藏着四尊青花白瓷佛像，还有一个雕满莲花花瓣的瓷香炉；佛像极精美，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从铭文中可知，这四尊佛像为北宋治平四年（1067）、熙宁元年（1068）和熙宁二年（1069）所制，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这些瓷器出土后，被转卖于私家收藏。1936年，署名“道在瓦斋”（真名罗原觉）的《谈瓷别录》一文披露了此事，不过此文似乎对笔架山窑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甚至疑心“中窑甲”就是后来饶平县的“中饶堡”。

1940年，西人麦康（Malcolm F. Ferly）到福建、广东做考古调查，在《亚细亚杂志》（ASIA）上发表《中国古代窑址》（An Ancient Chinese Kiln-Site）一文，其中介绍了在潮州笔架山考察的情况。他说，笔架山窑废弃的瓷片分布在长1～1.5英里、宽0.25英里的区域之内，河边含有瓷片的积土层高达10～15英尺，这是他在中国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处古代窑址。麦康还把他采集的瓷片分为六类。（1）绿瓷样式。有淡绿色和橄榄青2种，胎质大多为灰白或白色。（2）影青样式。胎质洁白。（3）定窑样式。釉色有白色、浅灰色、浅黄色等，胎质坚硬接近定窑瓷器，器形多为碗和盘。（4）土定样式。制作较粗，施无色釉，胎质一般呈浅黄色或稻草色，釉面有极细开裂纹，器形有皿、碗、花瓶、水壶等。（5）近似建窑的样式。釉色呈蜜糖状淡黄褐色或紫褐色，多小碗与杯，一般有阴刻凹槽和弧线。（6）石胎瓷瓶。用非常高的温度烧成，胎质厚而粗糙，施深绿色或黑褐色厚釉。这是笔架山窑研究的第一项成果，它指出笔架山窑产品工艺形式多样，呈现多个名窑的风格，又有精粗不一的特点。不过这篇文章发表后，大概在国内甚少人读过，因此笔架山窑没有引起人们注意。

1953～1954年，韩山师范学校（现韩山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小学兴建校舍，在笔架山中段陆续发现4条龙窑遗址，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员前来勘查，采集了一批标本，并撰文加以介绍：“由笔架山东南山脚，至西北涸溪塔山脚，约四五公里均为窑址，并在笔架山东约一公里多之窑址地区，发现砖砌窑口一个，又在笔架山拾回各种瓷片。此古窑址之正式发现，在目前乃为首次。”

第一个让学术界关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是著名潮籍学者饶宗颐先生。1955年饶先生所著《潮瓷说略》一文，由长谷部乐尔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上。此文重点介绍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第一次把羊皮冈出土的瓷器与麦康对笔架山窑的考察成果联系起来。从潮州瓷土矿的蕴藏情况、潮州陶瓷制作工艺的发展谈起，根据出土佛像座上的铭文，推断这些造像就是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产品。利用这些造像和麦康的文章提供的笔架山窑瓷片的胎质、釉色，与北宋的定窑、景德镇窑等名窑进行比较，肯定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文章发表后，屡屡被学者所引用。

因此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进入了学术界的视野，1954年、1956年，故宫博物院两次派专家到潮州对古瓷窑址进行调查。陈万里先生到广东文管会看了羊皮冈出土的瓷造像，并赴潮州实地调查之后，在1957年发表了《从几件瓷造像谈到潮州笔架山窑》一文，证实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存在，考证了水东中窑的位置，同时对在窑址中收集的瓷片，按白釉、影青釉、黄釉、青釉4种釉色分类，对器物的器形、胎质、施釉和纹饰作了比麦康更细致的描写。陈万里说：“将来如能有一个正式发掘韩山古窑的机会，当能获得更具体的材料，那是一定可以预料到的。”

两次调查的另一个成果，是李辉柄先生的《广东潮州古瓷窑址调查》，但直到1979年才在《考古》杂志第5期上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对采集到的300多片瓷片进行科学整理，总结笔架山潮州窑的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等若干特点，指出其造型富于变化，花纹装饰在器里，不同器物采用不同装饰方法，釉薄而无流釉现象，无支烧痕迹，等等，并首次利用瓷片复原出笔架山窑的完整器，分成碗、盘、杯、壶、罐、盒、炉7大类加以描述。李辉柄指出，笔架山窑形制精巧，与景德镇的宋代青白瓷相比，并不逊色。

笔架山潮州窑正式发掘工作始于1958年，是伴随着基建工程进行的，带有抢救性质。广东省博物馆在笔架山北段和南段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1号窑、2号窑、3号窑。1974年，广东省文化局主办的省考古训练班在笔架山中段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4号窑、5号窑、6号窑。1981年，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公开出版。

《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综述了1～6号窑的清理过程和成果，重点在窑址和出土文物，对笔架山窑产品的胎质、釉色、器形及纹饰作了详细的描述。胎质有白色、灰白色、灰色、灰黄色、红黄色5类。釉色分白釉、影青釉、青釉、黄釉、酱褐釉5种。器形分类更细，共分碗、盏、茶托、钵、盆、盘、碟、杯、灯、炉、瓶、壶、罐、盂、水注、粉盒、器盖、人像、佛像、动物玩具20个大类，碗、盘、杯、壶、罐、盂等类还细分了更小的式样。

报告对这几次发掘中出土的前人所未知的器物——包括人像、佛像、动物玩具以及大量的完整器和基本完整器，如军持、洋人像、西洋狗一类产品——的外销作了初步的论述，引起了学术界对宋代潮州窑外销瓷器的研究兴趣。

报告最后一章记录了1922年出土的瓷佛像、莲花炉和潮安县文化馆采集的笔架山瓷器，另外附录曾广亿的论文《潮州唐宋窑址初探》，该文介绍笔架山临近的其他唐宋潮州窑情况，使人们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以往一些在海外发现、发掘、收藏的瓷器，被认为是景德镇或龙泉等窑口生产，经专家们重新鉴定，纠正了学界的误解。这样，笔架山窑外销瓷器研究开始成为备受关注的重要论题。

1980年8月，广东省博物馆和潮州市文化局，配合韩山师范学院理化楼的基建，在笔架山中部的虎山山坡，又清理了3座瓷窑，编号为7号窑、8号窑、9号窑。这次清理发掘的报告，由黄玉祥、杨少质执笔，以“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为题，发表在1983年《考古》杂志第6期上。这次发掘出土大量比较完整的器物，有此前未被发现的矮身壶和短流小把壶等器形，最大收获是8号窑出土一件有铭文的佛像座——纪年为“治平三年”（1066），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这个佛像座使水东中窑在笔架山中部的论断获得确证。

1982年，饶宗颐先生撰写了《潮州宋瓷小记》一文，根据此前20多年笔架山窑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对旧作《潮瓷说略》略加发挥，进一步讨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

1986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和潮州市文化局在笔架山中部庄厝山发掘编号为10号窑的龙窑。这座巨型瓷窑分18段窑床，残长达79.5米，为国内同类窑址所罕见。窑中出土一批日用瓷器和大量烧窑用的匣钵。这次发掘报告还没有发表，现在只能读到当年的发掘报道和对这座窑的简单介绍。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发表了一些关于笔架山窑的研究论文，例如陈历明的《潮州笔架山龙窑探讨》、赵海的《潮汕历史文物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章观点和内容基本因承《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

2003年，李炳炎《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一书出版，是潮州窑研究的重大收获。该书收录了120件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宋代笔架山窑瓷器的图片，其中广东省博物馆、潮州市博物馆藏品30件，占25%，其余90件来自民间收藏，占75%。今天，民间收藏的笔架山窑瓷器，特别是完整器，远多于公立博物馆的收藏，利用民间收藏的笔架山窑器物做研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本书根据两个原则，对民间收藏瓷器谨慎采录，保证其可靠性：一是出水器物的地点，尽量限于靠近笔架山的潮州城南门外韩江厦寺河段；二是出水及出土地点不明的收藏品，以博物馆所收藏的历次清理发掘所得的器物为依据予以鉴别。该书还发表了著名古陶瓷研究专家曾广亿先生的长文《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分析研究》。曾先生是当年《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他结合新出的材料，更详尽地描述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结构和地层堆积，分析了这10条瓷窑遗址的年代、生产和外销情况，特别是根据众多亲见和报道的资料，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的外销情况作了详尽的描述。

2011年底，潮州市召开了“潮州窑学术研讨会”，主要讨论潮州窑的生产及其产品特征、销售情况，在材料发掘与研究深度上比之前有诸多进展，与会学者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产品的外销取得共识。

2015年，李炳炎编著《中国潮州窑》一书由华侨出版社出版，这是潮州窑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 笔架山潮州窑的断代与生产情况

笔架山窑在什么时候开始生产？又在什么时候衰落？是有争议的问题。李辉柄先生认为是从北宋到元代，理由是：“在遗址中也拾到一些晚于宋代的遗物，一般胎体较为厚重，无纹饰，制作较粗，最明显是一种折沿盘，沿口向上卷起，盘里浅刻象征性的菊瓣纹一周。这种盘具有典型的元代风格，在浙江龙泉窑中也是最常见的。”饶宗颐先生则根据笔架山山前山后的人文地理，以及《韩山许氏族谱》的记载，推测北宋开始生产，而毁弃于南宋末元人入侵时。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根据1～6号窑址发掘情况及出土物，断定笔架山窑是烧窑时间的断限在北宋。由于20世纪80年代陆续清理和发掘的笔架山7～10号窑的年代与1～6号窑相同，笔架山潮州窑断限于北宋的观点为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

关于笔架山潮州窑生产情况，民间有“百窑村”的古老传说，可见生产规模甚大。1958年到1980年发掘的10条瓷窑遗址，分布在笔架山西麓，自北至南，跨度大约2公里，是当时笔架山潮州窑的中心地带。曾广亿对1号窑的生产量做过计算，这座中型窑每次大约烧制中型碗5万件，整个笔架山窑场每年生产总量数以百万件计，产量相当可观。

大规模的瓷器生产，必然有众多劳动力，以一定生产组织形式投入。饶宗颐教授认为宋代潮州窑集中于笔架山，同笔架山后桃坑刘姓巨族的聚居有关联。黄玉祥、杨少质《笔架山7至9号窑发掘与收获》提出笔架山窑的经营可能是几家组成的作坊生产的。不过，从这几条窑址出土的匣钵刻字看，如刻有“木”“花”“淇”“慎”等字，应该是未有资本建窑的制瓷工匠，租用窑位烧制瓷器时，作为辨别之用；在笔架山附近宋代瓷窑出土的匣钵，刻有“蔡”“李”“何”“陈”“朱”等姓氏，则明白显示出匣钵的不同所有者。烧窑和制器的分工，使瓷器生产和瓷窑的经营更为灵活，未必一定有作坊的出现。这种做法，在潮州本地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近年杜文、禚振西对笔架山窑宋代瓷佛像像座铭刻文字“水东窑甲”做出新解读，将“窑甲”连读，认为铭刻文字中的刘扶一家不是普通窑工，而应是有一定影响的窑主，可能是水东中窑的甲首或甲长，因而不认为以往研究者关于“甲”字是瓷窑编号的解释。在宋元潮州文献中，也能找到保甲制度保长、甲头的旁证。这一看法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生产组织形式的探讨不无启发。

在生产技术方面，笔架山窑已经发掘10条大致属于同一个时代的窑址，有规模大小不一的龙窑，还有一座阶级窑。从龙窑到阶级窑，是瓷器生产的一次重大变革。阶级窑的分室结构，有利于回火升温，保证瓷器的烧制质量。过去学界认为，窑床的这种改革，是从福建德化窑开始的。但是1974年清理发掘的笔架山4号窑址是一座北宋时期的阶级窑，比德化窑更早，所以广东省博物馆的《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在结论中做了纠正。此后，学界进一步探讨了笔架山窑从龙窑向阶级窑演进的过程。现在，宋代笔架山潮州窑最先出现阶级窑生产技术的观点，已为学界一致认同。龙窑向阶级窑的演化保证了笔架山窑生产的成品率和产品质量，显然有利于潮州瓷器的外销。

前人对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生产工艺从胎质、釉色到器形、纹饰等均有颇多研究，一些问题存在歧见，如笔架山窑生产工艺中是否使用青花料？1922年，羊皮冈出土了4尊佛像，头发、眉、瞳、胡须，在釉下呈黑褐色，露釉处呈酱黑色；笔架山宋窑出土的凤首壶残片，在凤髻眉眼处，也用了同样的呈色剂描点；此外李炳炎收藏出水器双狮戏球枕，在狮子的眉、鼻、嘴、鬃、尾等处，也有同样现象。

对于佛像头发、眉、瞳、胡须所呈现的釉色，罗原觉在《谈瓷别录》中认为是使用了青料描点，饶宗颐、陈万里沿用这种说法。《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则认为使用笔架山窑常见的酱褐色釉。2000年出版的朱裕平所著《元青花瓷》，又重申了羊皮冈出土的佛像使用青花料的观点，而且认为使用了高锰低铁的国产料。李炳炎在故宫博物院测试中心支持下，对他收藏的佛像头部的发、眉、须标本做了科学测试，解决了这一争议：能谱显示所有标本都不含钴，锰的含量也很低，可以确定笔架山窑并未采用青花料。

潮州民间收藏的潮州窑产品甚多，其中有出水的影青瓷碗，施釉及足和施釉包足。由于已经清理的笔架山10条窑址所出土的瓷碗，施釉均不及足，所以藏家不敢遽定是否属于笔架山窑的产品，尽管其器形、釉色、纹饰都与笔架山窑器相近。2000年8月，位于笔架山中部山麓的韩山师范学院医务所旧房拆迁，工地发现的废弃瓷片堆积，其中碗足碎片间有釉及足的和釉包足的。显然，上述有疑问的瓷碗可以断定为笔架山窑产品。

三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外销线路、港口与商家

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瓷器外销与海外贸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宋代潮州海上交通与当时中国海外交通贸易路线一样，有南北两条航线。

潮州海路北上航线，趁着西南季风，经台湾、琉球、江南、山东，可至朝鲜半岛、日本，这条航路至迟在唐代已经贯通。唐玄宗天宝二年（743），海贼吴令光犯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朝廷派遣岭南采访使、南海太守刘巨麟率水师北上征讨，三载平之。岭南水师沿海而上征江南海盗，必经潮州。大中十年（856），中国船主李英觉、陈太信从广州起航，装载天竺贝多树拄杖、广州斑藤拄杖和玻璃器皿前往日本贸易，就是走海路，航程经过潮州海面。北宋元祐八年（1093）潮州名贤吴复古营造私家庭园，物色到山东登州海岛中的奇石十二株，运回潮州。苏东坡为此写了《北海十二石记》，文中提到“适有舶在岸下，将转海至潮”一句话，也证明北宋时期潮州至登州航线的存在，当然也能航行到日本。事实上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生产的瓷器已有不少输入日本。1993年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杨式挺先生访问日本，在东京、大阪等地参观博物馆，看到一些在当地出土的青白釉瓷器，与宋代潮州窑同类产品极其相似。《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元将阿塔海征日本，潮州总管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诏授义万户，佩虎符。义初名五虎，起自海盗，内附后，其兄为招讨，义为总管”。此为元代以前潮州至日本航线之另外一个佐证。

宋代潮州往南方航线可到达东南亚。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洪迈《夷坚志》记载，南宋时，福建林梅卿尚书之子林宝慈知海南吉阳军，与当地黎人关系很好。后来，林宝慈有难，黎族酋长解救了他，扬帆出海，把林宝慈一家送到潮州。吉阳军在海南岛的南端，即今天的三亚市。这则故事透露了当时海南至潮州海上交通的信息。借助东北季风，潮州循海路再到安南，进而到中南半岛、南洋群岛，更不是什么难事了。

大量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物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物证，考古专家指出，在香港、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等地区以及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都发现过北宋潮州窑出品的瓷器，新加坡发现并收藏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青白釉鲤鱼形壶，马来西亚怡保采集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青白釉瓜棱腹小瓶，都是宋代潮州窑具有代表性的产品。

南路海上航线还延伸到南亚乃至西亚地区。三上次男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一些华南、闽广或广东窑烧制的在加拉出土的青白瓷柑子形小壶和四脚的香炉，耶珀胡弗出土的青白瓷碗和青瓷小牧羊狗，都可能是潮州笔架山窑的产品。

笔架山窑陶瓷产品外销一般通过韩江输往海外，输出港口和泛海商人是两个至关重要的要素。从韩江下游支流走向看，宋代笔架山瓷器运输出海有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

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笔架山瓷器是从东北向水运输出，出海港在今天韩江三角洲的中部的凤岭和后埔。20世纪80年代初，澄海县文物普查队在程洋岗、管陇、后埔等村调查，发现1950年以后，这一带有多处地方出土宋代海船桅杆、大锚、船板、船缆，并且发现宋代船缆生产工场遗址，大量宋代瓷器和成批的唐宋铜钱。程洋岗村至今仍保留“永兴街”石匾，署款“兴国丁丑”四字，因此推断宋代在韩江东、西两溪之间，韩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凤岭、冠山一带，有一个凤岭港，是当时潮州对外贸易的主要出海港口。凤岭山麓的程洋岗村，是当日港岸的市集。此说有文物调查发现为依据，因此被广泛接受和采用。饶宗颐教授为宋代凤岭古港题词“粤东襟喉、潮州门户”八大字，刊刻在凤岭山的巨石上。

地理学家李平日先生结合考古和地理、地质研究资料，认为当时陶瓷贸易的出海口在后埔村附近。韩江东岸的笔架山、仙田缽仔山有唐至北宋的瓷窑多处，笔架山8号窑还出土了洋人造像、洋狗等瓷器，说明笔架山瓷器北宋时已远销海外。隆都店市有晋末六朝（420～589）的陶罐出土，隆都后埔地下1米处发掘出北宋的三娘寺遗址并出土大量北宋瓷器，还有潮州笔架山窑、浙江龙泉窑、福建建阳窑的瓷器产品。所以后埔附近可能是宋代陶瓷贸易的出海口，三娘寺是沿海各地陶瓷商船来往停泊、进香的地方。

“后埔说”是“凤岭说”的引申，因为后者对凤岭港区的范围并未作严格论定。一些研究者对凤岭古港的存在也持否定看法，而凤岭说（包括后埔说）确实存在着严重缺陷，因为没有文献记载作为支撑。

笔者认为，南宋初年著名诗人杨万里所写《过金沙洋望小海》诸诗为宋代潮州海上贸易港口研究提供了可靠文献。淳熙八年（1181），杨万里任职广东提点刑狱公事。此年冬，沈师自江西犯广东，杨万里率兵征岭东，从梅州过揭阳到潮州，写下《过金沙洋望小海》：诗歌描写了冬春之交潮州海港的景观。这个冬天天气偏暖，物候偏早，杨万里经汤田（今丰顺）过揭阳时，见李花开放，作《汤田早行，见李花甚盛》诗。从潮州班师广州，过金沙洋，天气转冷，海面大雾，忽开忽闭。这种在本地冬天常会遇上的天气，让乍来潮州的诗人感到惊奇，于是就作了这首诗。诗人描写在天气放晴之后金沙洋的景象，洋面上停泊的都是来自外国的商船。放眼望去，一碧万顷，波光接天。从金沙洋出小海，是喇叭形的通道，所以诗人用了钱塘江来比拟。

海雾初开明海日，近树远山青历历。

忽然咫尺黑如漆，白昼如何成暝色。

不知一风何许来，雾开还合合还开。

晦明百变一弹指，特地遣人惊复喜。

海神无处显神通，放出一斑夸客子。

须臾满眼胡贾船，万顷一碧波黏天。

恰似钱塘江上望，只无两点海门山。

我行但作游山看，减却客愁九分半。

现在要解答的问题是：金沙洋究竟在哪里？辛更儒先生“笺证”说：“疑即榕江入海处，今之名为牛田洋者。”这一猜测其实不对。牛田洋在榕江南北河交汇处双溪口以下，离揭阳县城甚远。杨万里从揭阳往潮州，并没有经过榕江口。而且榕江口也难以见到“恰似钱塘江上望”的景观。

笔者以为，杨万里诗中的金沙洋，应该在今天潮安彩塘、庵埠之间，靠近桑浦山一侧。

首先，从地理学上考虑。据研究，韩江三角洲平原以第三列岛丘为界，内外两侧形成的动力作用和沉积环境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是韩江三角洲推进到第三列岛丘之后，（距今2500年）才显示出来的。内侧平原的形成主要由于韩江的冲积作用，从河道两侧向外，可以依次分为决口扇平原、洪泛平原、沼泽性平原和积水低地4个类型，地势越来越低。潮安庵埠西北、彩塘西南，就是平原最大的一片积水低地。低地外围的沼泽性平原在大约2000年前还是浅海湾，在距今1000～700年才淤积成为平原。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在今天潮安彩塘、庵埠之间，靠近桑浦山一侧，尚未形成陆地。这时候，韩江西溪在龙湖分叉的古彩塘溪流入这个浅海湾。古彩塘溪形成于唐代，它“上达潮州，下通大海，具舟楫之便，而无大洪水之虞”，是理想的航道，在北宋时期是韩江重要运输通道，直到南宋以后修筑南堤，束水归槽，才湮废了。

其次，从地名学的角度看，这个内海湾有称“金沙洋”的可能。今天，韩江三角洲中部西溪西侧的这一部分，地势仍然比较低洼，被叫作“内洋”。在潮州话里，地名称“洋”，或者是与“埔”“陇”相对的低地，或者指内海。“内洋”得名，当然可以用前者来解释，但是由于面积宽广，不如理解为原来浅海湾名称的沿用更加合理。金沙（今称金砂）是内洋建村年代较早的村落之一，至迟在南宋初已经建村于桑浦山麓，元明间在海湾淤积成陆之后才移入平川。金沙比近的焦山（狮子山）甘露寺，宋代已经开山，见地方志书记载。宋元时，桑浦山和狮子山（今天的大桑浦山和小桑浦山）间，有驿路通过，驿站称桑浦山驿，因为狮子山上有塔，又称桑塔铺。这些在《永乐大典》卷5343前边的地图上清晰可见，说明当时金沙地方人文逐渐发达。用金沙的地名来称呼它前面的内海湾，在地名学上，也是顺理成章的。

最后，从卫星图上对金沙洋位置进行考察。今天我们在谷歌（Google）卫星图上，内洋在画面上是灰蒙蒙一片密集得吓人的建筑。但是1987年出版的《韩江三角洲》，封面就是一幅卫星图。在这幅图上，可以看到，内洋的位置是一块明显的绿色，在靠近小桑浦山处色彩尤深。这就是地理学家们所划分的韩江三角洲平原中部的积水低地，也就是我们推测的南宋金沙洋的位置。前文提到，金沙洋有喇叭形通道出海，景观略似钱塘江口，“万顷一碧波黏天”。这个通道应该在小桑浦山东南端到庵埠东南一带。通道前面是韩江西溪下游三角洲偏西南一角，这是西溪三角洲最后成陆的部分。直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进士檀萃在笔记中写下他从潮州出韩江口前往潮阳的经过：

 

八月望前，自庵埠渡海。望南澳横障海外，若缀画。坐舟甚小，仅可容膝，不能伸腰。中流风作，危澜似屋，而仆履之如夷。盖频年奔走，恶滩死地，既已饱更，遭遇迍邅，形骸物外，胥靡登高而不惧，殆若斯乎？内洋深碧，无澄新活泼之趣。海风甚冽，重裌增寒。未几达浔洄屿，孤濯海中，能障暴飓。掠屿南进，东岸群山拥护，自杀狂澜。遥望潮阳县城，粉堞隐于树阴，丽谯揭于云表。蓬莱宫阙，去此非遥矣。

 

古彩塘溪在南宋以后湮灭。金沙洋也逐渐淤积成陆，只留下面积宽大的海迹湖——梅林湖。西溪最西侧的支流红莲池河取代古彩塘溪，成为西溪出海的重要通道。原来金沙洋喇叭形出海通道逐渐填塞，只在靠桑浦山边有狭窄的小河，在举丁村与红莲池河相接后入海。到明后期，海水依然从这条河道倒灌进梅林湖。檀萃说自己“自庵埠渡海”，当年庵埠是潮州海关所在，檀萃乘坐的小船，应该沿红莲池河下行，出了月浦、举丁，就是连接着牛田洋的一片茫茫海域。我们对金沙洋位置的论断，反证了河口历史地理的变迁（图1）。

《过金沙洋望小海》诗是杨万里离开潮州班师路上写的，如果按时间编辑，应该放在下一卷《平贼班师，明发潮州》诗之后。宋代潮州往来广州有上、下两条驿路，杨万里来潮州时走上路，班师时走沿海下路。离开潮州，从韩江西溪沿河而下，过金沙洋渡海抵潮阳，之后又有《潮阳海岸望海》之作。杨万里诗集编排次序，前后或有错讹，辛更儒先生曾在笺证里指出，可惜未能纠正重编。

根据杨万里《过金沙洋望小海》诗，我们至少可以断定，直到南宋初，韩江下游南西向河段还是笔架山潮州窑瓷器输出的重要通道。在它的出海口，有一个大港湾，可供商船停泊。

杨万里诗还告诉我们一个以往不太了解的重要信息，就是南宋初期有外国商人的船队停泊在潮州“金沙洋”港口，这些“胡贾船”，很可能是为笔架山潮州窑的瓷器而来。这个问题，牵涉瓷器贸易的商人和海运者。

唐宋时期，潮州的土著居民已经有海上交通运输的能力。唐长庆三年（823），礼部尚书郑权就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写了《送郑尚书序》，介绍本地土著的生活常态，说土著的生活是水陆两栖的，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有登山而居，但更多是驾船出海。这些经验，应该是韩愈在潮州8个月的生活里获得的。宋元之交，潮州土著依然拥有强大的海上运输力量。《元史》载，元兵打到潮州，本地土著宋都统陈懿等兄弟5人以畲兵7000降。至元十六年（1279），五兄弟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被封为总管。上文提过至元二十年（1283）征日本，陈懿的弟弟陈义组织了30艘海船从征。这足以证明宋元之交活跃于海上的潮州远洋船队规模庞大，潮州的海商，有许多也是本地土著。

陈五虎的故事直到清初还为潮州人津津乐道。康熙《澄海县志》载：“五虎住大牙村，北首濒河，岸崩，辄有金银器皿为人所拾，隆庆初犹然。皆五虎所埋，盖纵暴劫掠之所致。”大牙村（今称大衙村），位于今天韩江三角洲第三列岛丘前韩江西溪支流二级分叉处——西溪在这里分成外砂溪、新津河和梅溪河三条支流——而在宋元之交，西溪的堤围只延伸到大牙村对面的梅溪村，下游支流的分叉似乎尚未最后定型。地方志史料说明，陈五虎船队活动基地不在凤岭所在的韩江东溪，而在韩江西溪。

杨万里《过金沙洋望小海》“须臾满眼胡贾船”的诗句，传达出另一个信息，即南宋初年潮州金沙洋内停泊的巨舟大舶，都是来自海外的商贸船。这些“胡贾船”为笔架山潮州窑的瓷器而来，因为瓷器是当时潮州最主要的外销产品。近年笔架山窑瓷器在韩江的出水点，也提供诸多实物旁证资料。由于建筑业的发展，河沙需求量增大，韩江下游兴起抽沙业；抽上水的河沙中时常杂有瓷器、瓷片。这些出水瓷器及残片，大多为笔架山窑等潮州本地古窑口的产品。笔架山窑瓷器出水地点集中在韩江西溪。《宋代笔架山潮州窑》一书收录的许多标本，是在西溪一侧的厦寺、横陇、梅溪几个抽沙点收集的，其中厦寺和横陇出水器物较多。

韩江厦寺河段在笔架山下游约3公里处。北宋时潮州城东南韩江西岸有一个商贸港口，厦寺河段正处在这一地带，古彩塘溪在厦寺河段下游不远处分叉。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器，最有可能从这一河段装船，经古彩塘溪出海，也就有笔架山窑遗物散落。1998年秋，潮州市南春中学教师刘守震先生在这一河段沙滩上拾得一四面刻有铭文的佛像座残器，胎质灰白，影青釉，与1922年羊皮冈出土四尊佛像和1980年笔架山中部8号窑出土佛像座，同出匠人周明之手。

横陇（今澄海上华镇属村）在明代建村，与位于韩江东、西溪之间的江东洲（今潮安县江东镇）隔江相望。东、西两溪原在江东洲下游汇流，横陇与江东之间隔宽阔的水面。建村以后江东洲不断往下淤积，现在的横陇与江东洲已经连接在一起，中间只有一道小运河沟通东西两溪。横陇抽沙点在横陇村西韩江西溪河边，采沙河段就在古彩塘溪分叉口龙湖村下游。梅溪抽沙点在韩江西溪西岸鳌头村附近，离大衙村不远，采沙河段在西溪支流二级分叉处上游。

在这两个河段出水宋代笔架山窑器物，说明宋代西溪干流起到运输通道的作用，考虑到古彩塘溪在南宋以后才逐渐湮灭，在古彩塘溪分叉口下游出水笔架山宋窑器物，也可能由于河水的搬运作用而沉积。这也可以解释到了更下游的梅溪口，出水的笔架山窑瓷器数量比厦寺和横陇要少。

还需指出，上文谈到在这些河段出水的施釉及足和施釉包足的瓷碗，如果这些瓷碗的工艺技术足以说明笔架山窑生产时间的断限可以由北宋进一步往下推，那么杨万里《过金沙洋望小海》诗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苏基朗在《刺桐梦华录》中讲述同一时期泉州港的繁荣，有众多外国商贾前来贸易，认为本地人还是海上贸易的主角，尽管外国人也参与了。或者潮州也是如此，不过目前缺乏更多资料加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