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

20世纪60年代，在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浪潮中，东欧出现了一批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其中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人道主义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派”等。他们的理论建树，并不比早期卢卡奇前进多少。总体上，他们继承发展了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总体性辩证法，吸取了海德格尔等存在主义者的人学辩证法的某些成分，结合当时的语境，批判当时社会的专断、官僚主义化以及对人的压抑等异化和疏离现象。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当属捷克的思想家科西克于1961年以捷克文出版的《具体的辩证法》一书。

该书的副标题是“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他所关注的“人与世界”既是世界哲学的永恒话题，又是20世纪当代西方哲学人本主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混合阐释的特定蕴含。他所讲的“具体”概念具有黑格尔理念具体与马克思的科学具体共含的本体性界定。他所讲的“世界”则兼具马克思对形而上学颠覆的意义和海德格尔基础本体论哲学得以出发的逻辑。科西克把人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把常人眼中习以为常的客观世界作为批判分析的对象，以马克思、青年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相结合的视角，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物性世界一分为二：真实具体世界和伪具体世界，其批判的矛头直指伪具体的现象世界，以便为人们解蔽出被遮蔽的本真的实在世界，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达到人的全面发展的境界。

（一）世界的二重化分析——真具体实在世界与伪具体世界的划分

世界是什么？它处于什么状态？这是自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以来经久不变的追问的延续，是各个时代的哲学家得以解决本时代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逻辑开端或是潜台词。科西克也不例外。针对当时东欧社会的压抑状态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严重异化现象，他并没有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世界物质统一性的经典教义式的理解，而是对世界重新进行本体论的哲学追问，把世界本体进行解剖，加以二重化逻辑分析，把世界的各种现象分为真具体实在世界和伪具体世界。

他在开篇就论说辩证法：“辩证法探求‘物自体’。但是，‘物自体’并不直接地呈现在人面前。”在这里他还是在马克思的意义上谈论辩证法。只不过借用了康德的“物自体”的概念，用“物自体”代表本真的客观实在的世界，也可以理解为真实存在的“具体总体”。当然，这里的“物自体”并不具有康德不可知论那种世界的“彼岸”之意。他还是坚持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共同的可知论立场。虽然人可以把握“物自体”，但是，科西克认识到，人不能直接与世界的本质和辩证法达到同一，人“把握‘物自体’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还要走迂回的道路”。他告诉人们，辩证法并不是直接性的和现象层面的东西，它处于人的历史本体的深层，人只有通过复杂的中介形式，穿透重重迷雾般的现象，运用批判性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及世界的真实具体的本质。

他明确地把自己的辩证法命名为“具体存在的辩证法”，其理论核心就是要通过对“原一世界”的分割和透视，在看到真具体实在世界的同时，更要看到伪具体世界的存在的欺骗性，打破伪具体世界外在的自主性，阐明具体实存世界的实践本质，揭示人类怎样通过革命性的实践以实现人的“具体存在”，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科西克所主张的“具体的辩证法”不同于恩格斯提出的自然辩证法，它是以历史个体的实践为中心的实践辩证法。它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从观念层面看，它是指一种与形而上学知性思维相对立的否定性思维，它要对伪具体世界中人类异化的存在方式进行批判。第二是从现实层面看，它要求人类通过革命性实践超越伪具体世界，进而实现人类的“具体现实存在”的辩证运动。这两个层面互为前提、不可分割，其最终指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还有第三层意思，它继承了青年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主观意识革命的意涵，在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

科西克在该书第一章“伪具体的世界及其结构”的标题下展开他主张的“具体的辩证法”的本体论建构。与黑格尔把物质世界看作现象而把绝对理念看作基石的本体的二分法不同，科西克从统一性视角看待本质与现象的本体意义，其统一的理论前提借鉴的是青年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所主张的社会实践构成的历史存在本体。他比卢卡奇更前进一步的理论创新点在于，通过实践生成二重分析法，他把世界分成两种形式的存在，即本真的“历史具体”实在和“伪具体世界”的实在，认为它们是由两种不同的实践（一是作为历史个体的革命性的创化性实践，二是生成“伪具体世界”异化的客观实践）生成的。他不仅强调真实的具体实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更重要的是强调指出了伪具体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主观的辩证思维也会从两种不同的实践创化形式中形成概念与观念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形式。

人们对世界的二重化认识和分析是这样形成的。第一个是创化生成实践中对本真实在具体世界的认识。当人们对本真实在具体世界进行“最初的直接探究”时，人并不是一个作为分立在直观实存物对立面的“抽象的认识主体”出现的，而是作为历史本体的成分出现的，人作为“一个客观地实际行动着的存在，一个历史性个体，亦即在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并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目的和利益的个人”。在这里，实在的世界不是作为康德二元构架中那种“存在于世界之外的超越世界”或者“彼岸世界”，也不是抽象的或者主观的“直觉、研究和推论的对象”，它是现实的感性的存在，它“作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界域呈现在他面前，这个界域构成对实在的直接实践直觉的基础”。这是一个本真的历史性世界。科西克从统一性和一元论角度看待本真实在世界，消除了二元对立思维，同康德主义划清了界限，也不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与现象界堕落的二分法。但他的历史个体的分析基点，仍然带有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此在”的“在者”的印记。

第二个是在异化的客观实践中对“伪具体世界”的认识。人们在实践中，“当参涉个体实践-功利主义地处理物时，实在表现为手段、目的、工具、需要和操持（procuring）的世界”。这种实践不同于先前第一种创化生成真实具体世界的革命性实践，而是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异化了的客观实践。科西克借鉴早期马克思劳动异化的思想，在本体论上提出实践的异化具有积极意义。实际上，它是青年卢卡奇和后期海德格尔异化逻辑的直接继承人。青年卢卡奇和后期海德格尔已经进行从生产本身的可计算性的量化到上手状态的分析，看到了“此在”生存不可逃避的本体性异化命运。科西克在分析客观的实践活动时，同样或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异化性实践对历史个体性存在的无情缠绕。他说：“历史地决定了的片面的和残缺不全的个人实践，是以劳动分工、社会阶级差别和社会地位等级制为基础的。”更要看到，“在这种实践中形成了历史性个体的特殊物质环境，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精神氛围，将实在的表面形态固定下来，成为一个虚构的亲近、熟识、信任的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人‘自然地’运动着，并与这世界发生日常接触”。这就是不同于客观真实实在世界的“伪具体世界”的真实写照。

科西克接着分析了异化了的个体在伪具体世界中的行为及其处境。他揭示，异化了的个体在异化的世界中，运用着与异化实践相应的寻常思维，力图“找到可行之路，使人们感到与物相熟悉，并能处置它们”。这样做恰恰无意识地阻止了人们对“物的实在”的本真性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环境的代理人在现象形态的世界里如鱼得水，但这个世界与他们的内在联系是异化的，而且在这种隔离状态下是绝对无意义的。他们对彻头彻尾矛盾的东西决不会感到不可思议。而且，他们在沉思中也不会对合理与不合理的颠倒提出任何异议”。人们之所以会处于这样的状态，缘于“伪具体的世界”充塞着人类“生活平日环境和惯常氛围的现象集合”。这些惯常现象通常以规则性、直接性和自发性的面目出现，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行动着的每个个体的意识当中，并以自主性和自然性的外表表现出来，不自觉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科西克深入剖析了“伪具体世界”的内涵，赋予其四个方面的意义。

（1）“纷呈于真实本质过程表面的外部现象世界。”伪具体世界是外部现象的世界，它与本质相对立。这种外部现象并不是主观赋予的，而是特定的客观社会现实（如商品经济中的货币关系）存在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也具有具体性，表现出一种感性的复杂性。

（2）“操持和操控的世界，亦即人的拜物教化实践的世界。（它与革命的批判的人类实践是不同的。）”伪具体世界是一个历史个体所操持和操控的世界。它不同于创造性的真实世界，它是由人的拜物教式异化实践构筑起来的束缚人的社会运行。

（3）“日常观念的世界。这些观念是投射到人的意识中的外部现象，是拜物教化实践的产物。它们是这种实践运动的意识形态形式。”伪具体世界是由日常观念中的虚假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而虚假意识形态对伪具体世界的投射构成了拜物教化异化实践的产物。科西克看到了意识形态现实的基础。这里的意义是，科西克明确揭示出意识形态不单单是虚假的幻想，更是直接由客观存在的“伪具体实践”建构的结果。

（4）“固定客体的世界。这些客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它们是自然环境，使人无法直接看出它们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伪具体世界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物化的社会产品，硬化为似自然环境的各类固定客体的世界。这种硬化的表象，容易给人以自然环境一部分的误觉。具体实存的世界本来是人类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可是这种伪实践物却使其颠倒地表现为各种离开人而独立客观存在的似自然存在物。

作为“具体的辩证法”的逻辑设定，科西克从本体论上把世界划分为真实具体的世界与伪具体的世界。其实，这都有其现实的影子。或者明确地说，他的两个世界的划分是当代世界的真实写照，反映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社会分裂性的历史存在现象。他所批判的拜物教化的世界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那种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下的人类异化的生存关系，这种颠倒的异化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并不是原始性存在，也不是永久性存在。但是应当看到，科西克逻辑设定的世界的二重化分析，并不是显示实证性科学分析，而是形而上学本体性的逻辑设定，带有黑格尔式的“逻辑在先”的味道，亦给人以康德的先验逻辑的印象。

（二）解蔽的现象学之路——现象与本质的差别性统一

怎样看待伪具体与本体世界的关系，关系到历史个体的行为方向，这实际上也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亦是“具体的辩证法”回避不了的问题。对此，科西克指出：“伪具体的世界是一幅真理和欺骗互相映衬的图画。这里盛行着模棱两可的东西。”他的意思是说，在“伪具体”的现象世界里，既有真实的存在，也有欺骗人的遮蔽性假象的存在，二者相互纠缠，难以分辨。要达到对伪具体假象的解蔽，就要正确把握本质与现象的辩证关系。于是，科西克从本体论入手，在两层意义上对现象与本质加以规定。

第一层面，他论述了本质与现象的联系与差异，作为对伪具体的现象世界认识的形而上学前提。科西克指出，首先，从本质显示途径及其状况来看，“本质是直接给予的，它以现象为中介，因而，它在与自己不同的东西中显示自身”。这就告诉我们，本质能够通过现象这个中介而显示自身。还要看到，这种显示不是简单或是直线式的，而是复杂的。于是，他又指出，本质通过现象显示自己的时候，并不能够完全直接地一次性表现出来，“它仅仅显现到一定程度，仅仅显现出某些方面和侧面”。至于本质在现象中为什么这样显示自身，他并没有消耗笔墨加以论述。其次，突出现象与本质的差异与能动性。他把讨论的中心放在现象世界。科西克主张，现象与本质存在差异，“与隐匿着的本质相反，现象首先是某种直接显示自己的东西”。一方面，现象显示本质，也揭露本质，从而表现出现象的“能动性”。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现象在显露本质的同时也在掩盖着本质”。它在有些情况下并未真正显示本质或者并不直接达到本质，同时它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现象世界有其可以揭露和描述的结构、秩序和规律”，但是这个现象世界的结构也并不直接达及本质。正因为这些缘由，现象只能部分显示本质，或者说本质能够显示自己的“部分特性”。再次，本质与现象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科西克指出，“现象世界不是某种独立存在的绝对的东西，现象是在与本质的联系中构成现象世界的”。人们“捕捉某一事物的现象，就是探究和描述物自体如何在这一现象中显示自身，又如何在其中隐藏自身。把握现象打通了达到本质的途径。没有现象，没有它的显现与暴露的活动，本质自身将是不可企及的”。科西克对本质与现象的论述，基本上与黑格尔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相一致，坚持了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他有关本质与现象的论述，与他有关伪具体世界的论述相联系，力图找出“伪具体世界”出现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根源，凸显其理论的创新性。

第二层面，他揭示哲学与认识的特性以及“具体的辩证法”的中心任务就在于分割“原一”进而把握事物深藏的本质特性。在科西克看来，“认识就是对原一的分割。”“分割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通过对“原一”的分割活动，既展现人类的认识结构，又展现人类的实践活动结构。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思维，它力求把握“物自体”，并系统地探寻把握实在的方式。具体的辩证法要打破伪具体世界的表面自主性，说明其被掩藏下的真实根基。而之所以将人类的现实世界称为“伪具体世界”，并不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也不是要否认它的客观性存在，而是要否定这个世界的表面自主性。具体的辩证法从其否定性本质上看，它不把现成的具体存在看作毋庸置疑的，要求人们不是在现成的形式上接受它们，而是对它们加以认真细致的研究，大力揭露伪具体世界的中介性、派生性，扬弃它虚构的独立性，从而显示其反思性、批判性思维本质。通过这种批判性的“研究”，辩证思维就消解了物像化世界的“独立性”，证明了它们的实践根源。在科西克眼里，搞清楚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以及正确揭示伪具体世界的缘由必须正确把握哲学的特质，只有具备辩证思维的哲学科学抽象能力的人才能正确区分真实的实在世界与伪具体世界。他指出，“事物的隐匿的基础必须通过特定的活动去揭露。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科学和哲学的原因”。在历史个体的活动中，哲学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人类活动，因为“事物的本质、实在的结构、‘物自体’、实存之有（being of existents）并不径直地、无中介地显示自身”。在此意义上，“可以把哲学确定为旨在捕捉物自体、揭示物的结构、展现实存之有的系统批判工作”。哲学的天职不是纠缠事物的现象，而是通过运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把握本质的学说。概念与本质相关。“事物的概念意味着对事物的理解，对事物的理解意味着关于事物结构的知识”。这样，认识论与辩证法相一致。“认识的最独特的特性是它对原一的分割。”通过对“原一”的分割，达到对事物部分本质的认识，深入事物内部深藏的辩证性质。从认识方法论角度来说，概念和抽象这两个辩证思维的规定都具有明显的方法论意义，通过“分割原一”能够“理智地再现物的结构，也就是去理解它”，把握它。科西克论述了分割与认识的关系，强调“没有分割就没有认识。这种分割展示了一种与人类活动相类似的结构，因为活动也以对原一的分割为基础”。这告诉人们，分割既是认识的基础，也是人们活动的基础。人们的一切活动和认识都要从对事物整体的切割与片面性的认识开始，然后逐步积累。“一切活动都是‘片面的’，因为它追求一个特殊目标，因此把实在的某些片断孤立出来当作本质，而把其余的丢在一边。”人们的认识开始于对“原一”整体的分割，分割就是“把现象与本质分开、把表面的东西与本质的东西分开”。“原一”作为康德所说的“物自体”，亦即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分割和认识“原一”，就是找出和把握事物特有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并上升为人们头脑中与现象相适应的一般日常思维的观念。“现象和事物的现象形式，在日常思维中被自发地当作实在（即实在本身）再现出来。”实践与思维的关系与现象显现形式相关。科西克认为，“事物的现象形式是平日实践的自然产物”。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熟识性的思维密切相关，“平日的功利主义实践产生了日常思维，作为一种生存和运动的形式，它既涵盖对事物及其外貌的熟识，又涵盖在实践中驾驭事物的技术”。科西克不是局限于人们的感性认识，而是注重把握“原一”背后的本质与规律，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理论相一致，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质观相联系，值得我们肯定与借鉴。

科西克关于现象与本质关系的论述，在于解释“伪具体世界”的认识论根源，以便更好地揭示“伪具体世界”隐藏的秘密。他认为，伪具体世界的出现，与人们的“拜物教化实践”相关联，并指出，“在拜物教化实践中，即在操持和操控中，暴露在人面前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尽管它带有真实世界的‘坚实性’和‘功效性’。它是一个‘形相世界’（马克思语）”。虚假的“形相世界”来自拜物教化实践，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操持”和“操控”。这种“操持”与“操控”又是一种“烦”的延续、展示、绵延。由于在拜物教化实践中虚假的观念伪装了事物的本质，这是“某一僵化了的历史环境在主体意识中的投射”，这正好显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本质。科西克明确指出，“在伪具体的世界中，事物显露和隐匿自身的现象方面被认为即是本质，现象和本质的区别消失了”。人们在拜物教化实践中，往往被伪具体世界虚假的本质所迷惑，使异化的程度加深，陷入异化物海洋的包围中不能自拔，怎么去讨论历史中个体的自由与解放？

（三）摧毁伪具体的实践辩证法——辩证思维与实践

科西克大谈关于本质与现象的认识论辩证法，其目的不是要展示哲学思辨能力，而是要通过思维的具体的辩证法摧毁恼人的伪具体世界。其挥舞的武器不是真枪实弹的物质暴力，而是诉诸精神武器——辩证思维和实践辩证法。

科西克认为，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性、否定性和革命性思维，它要指向和把握物自体。要认识和把握它，就要搞清楚观念与概念、形相世界与实在世界、平日的功利主义实践与人类的革命实践的区别。摧毁伪具体实在世界的行动要在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对伪具体实在世界要“以辩证的思维来摧毁”。辩证思维能够超越非批判的直观反映式思维，溶解拜物教化的外在纷繁的形相世界，以便透视伪具体实在和“物自体”。与之相反，非批判的直线反映式思维，只能停留于实在之外在的直接现象的固定观念以及不变的环境之间寻找直线式因果对应关系。主张经济决定论的唯物主义者实际上就是坚持直线式思维的外在性拜物教哲学。在他们那里，“形相世界（固定观念的世界）的颠倒在颠倒了的（物像化了的）物质性中固定下来”。即把伪具体世界这种虚假观念固定在拜物教化的实在物之中，不能自拔。与此相反，辩证思维是一种批判性思维，它不在现成的直接性上接受和肯定现象，“不把固定的人造物、造型和客体、物质事物的世界的整个综合体和观念在日常思维的整个综合体等等看成是某种基始的和独立自在的”。它要对现实的一切进行否定和批判。

科西克主张运用辩证思维摧毁伪具体，并不能够否认现象存在的客观性，而是要“通过指明它们的中介性来扬弃它们虚构的独立性，并且，通过证明它们的派生性来反对它们的自主要求”。人们进行辩证思维、反对直线式外在性思维，从其直接性作用看，就是“对伪具体的摧毁”，溶解“物的世界和观念世界中的拜物教化人工制品，以透视它们的实在”，进而把握其本质性的存在。这样，通过辩证法的运演，致使拜物教化的“客体的物像化形式和理想世界都溶解了，丧失了固定的自然性和虚构的基始性，显现出它们原本是派生的、有中介的现象，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沉淀物和人工制品”。对拜物教化人工制品及其实在的溶解，显示其真正的派生性，从而去拜物教化，解放人的大脑，达到对人造物的本真性认识。这种摧毁与革命，还是头脑里的风暴。尽管这种风暴与革命也是必要的。

第二，对伪具体实在世界要“以人类的革命-批判实践来摧毁”。科西克主张，辩证思维要真正摧毁伪具体实在世界，仅有头脑风暴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革命-批判实践来实现。这个革命-批判实践与人的人化过程（摆脱人的异化状态）相同一，而社会革命实践是实现它的关键途径。科西克指出，“要批判地理解世界，解释本身必须根植于革命的实践”。实在之所以能够被革命的方式加以改造，只是“因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构造的”。科西克讲的人创造的实在主要是指社会历史（人类）实在，它们都与历史个体的实践创造活动有关。这是从反不可知论的意义上，强调历史主体社会革命实践活动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主动性。他区别了自然实在与社会实在的特点，指出：“自然实在与社会人类实在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人可以改变和改造自然，但他能以革命的方式改变社会-人类实在。”他告诉人们，社会历史的真实世界不是与人无关的彼岸世界，而是“人类实践的世界”，我们应该“把社会-人类实在理解为生产和产品、主体和客体、起源和结构的统一”。通过实践的辩证法，能够达到人与生产产品的统一，人成为生产的主人，也成为一切产品的主人，进而成为社会历史的主人。这样，人和真实世界达到统一。在客观真实具体实在的世界中，“事物、意义和关系被设定为社会的人类的产物，而人本身则表现为社会世界的真正主体”。人获得了自由和解放，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在这里，科西克主张通过革命实践摧毁伪具体世界，与马克思的革命实践理论相一致。但是，他没有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详细论述三大革命实践的内容及其相关途径，其理论显得有点苍白。

第三，对伪具体实在世界要“通过真理的实现和个体发生过程中的人类实在的形成来摧毁”。科西克还从文化的视角看待伪具体世界的摧毁。他强调历史个体主体的自主性，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去占有自己民族的文化，“他必须自己引导自己的生活而不要别人代理”。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才能做社会的主人、历史的主人。人的自主性决定人的生存。科西克指出：“摧毁伪具体并不是撕下一块帷幕，露出隐藏在后面的现成的、给予的、不依赖于人的活动而存在的实在。伪具体恰好是人的产品的自主实存，是人向功利主义实践的降格。摧毁伪具体是构造具体实在和具体地观察实在的过程。”人的自主性、创造性的发挥与伪具体世界的摧毁相一致，只有发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才能更好地摧毁伪具体世界；同时，也只有摧毁伪具体世界，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及人的实存性才能得到确证。

应该看到，科西克力主摧毁伪具体世界的目的在于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解放。对于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解放，他解释：“‘主体’解放指对实在做具体的观察，反对拜物教式的‘直觉’;‘客体’解放指形成一个在人看来透明的人类环境和合理状态。”只要摧毁了伪具体实在世界，双重解放就可以实现。这是充满乐观主义的哲学理想，有点像主张“诗意栖居”的海德格尔“此在”的理想主义。

（四）具体的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从抽象到具体

要彻底摧毁“伪具体”、实现人的“具体存在”，必须遵循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在科西克看来，这样的原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他认为，“具体存在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本质上相一致。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昭示了社会实在生成的内在必然性，只有遵循此一原则，才能科学把握“伪具体世界”的内涵，更好地实践人类超越“抽象”的统治以及实现“具体存在”的必然逻辑。为此，科西克对“具体的辩证法”做了多方面阐述，展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内涵。

1．“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阐明了人类具体社会实在和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类具体社会实在的发展是一个简单具体—抽象—新的高级具体的过程。亦即从未分化的简单具体（整体）开始，经过自我发展式的不断细胞式分裂，进而达到更高的集各种规定性为一体的高级统一具体。由此，人对客观事物即社会存在具体发展过程的科学认识，就形成了具体—抽象—具体的循环上升的链条。这一链条向人们展示了人的具体社会实在具有不可否定的内在的“创生-动力”的性质，其生成发展过程不是先验地赋予，先有某种固定的形式，然后将内容及其各部分的特性和关系注入其中；而是一个社会实在形式与内容整体具体化的自身统一的发展过程。

科西克坚持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与事物的发展方式具有一致性的观点。他认为，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才能把握事物，事物对自身的展现也只有在人的活动中才能实现，真实的具体实在只能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对人生成与展开。他强调指出，物的结构既不能直接把握，也不能通过沉思或单纯反映来把握，只能通过特定的活动来把握。人要揭示“物的结构”和本质，就不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历史个体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人以不同方式对世界的占有的方式，具体的实在世界在人的活动中才能获得统一性。人作为社会实践的历史主体，在创造各种具体的社会实在的同时，也在创造自身，使各种物的具体存在与人的具体存在统一为社会的总体性存在，亦即达到我们所说的“物人统一”“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理想状态。

2．“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揭示了社会历史个体思维、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抽象到具体，揭示了人的思维发展辩证过程。人类思维发展的最初阶段是“表象”，而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和偶然的意识，完全沉浸在感性材料里。这时，思维依附于感性经验的表象，陷入感性具体“各个环节的必然性”而无法摆脱，沉浸在经验世界丰富多彩、无穷无尽的感性具体的规定性之中。然而，历史主体不会停留于此，实践的需要必然推动思维从感性的表象进入对各种具体规定性的概括与抽象。于是，思维的脚步向感性具体告别，思维的利刃劈向混沌整体的实在世界，促使整体性的实在分裂为各个具体环节，各个环节的规定性逐渐展现出来，人们对这些具体环节进行分门别类的考察分析就形成了分门别类的科学抽象，这些分门别类的抽象被认为是事物部分的规定性，通常被认为属于专门的知性的知识。这些部分的抽象并不能完整反映事物的全部本质，如果人的认识只停留在知性抽象上，就会陷入知性形而上学。可是，人类不会满足于对事物部分属性的抽象，而是要把握事物的全部本质属性，达到理性具体。这样，人的思维在社会实践的催促下，不断超越思维的有限性、抽象性，日益趋向对事物全面属性的总体性把握，进而达到对客观实在完整的辩证认识。这是一个认识的否定之否定，最后实现了思维全体的“自由性”和各个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即理性具体。而理性具体就是超越了感性具体和抽象概念的思维整体。

科西克坚持思维的辩证发展的认识论，主张人并不具备对事物本质直观的能力，人们的认识面对诸多混沌不透明的整体。如果要把握这样的整体，就应该先对这些混沌整体进行分割，逐步形成关于这个混沌整体部分属性的各种规定，然后再将这些规定进行综合，最后形成具体的总体。这是一个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科西克指出，认识的过程就是否定开端的抽象性而上升到具体的过程，认识就是“从部分到整体，从整体到它的部分；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从总体到矛盾，从矛盾到总体；从客体到主体，从主体到客体的运动”。这种思维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循环上升运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思维属性，使历史个体“观念”的混沌整体逐步转变为“概念”的清晰整体。

科西克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思维辩证法批判了唯理论的认识论。欧洲哲学史上近代唯理论反对感性经验的重要性，夸大理性认识的崇高地位，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就是突出的代表。唯理论主张，“真正的知识不能来自感官知觉或经验，而必然在思想或理性中有其基础。真理是理性天然所有或理性所固有的，那就是天赋、或与生俱来的、或先验的真理。确实的真理起源于思想本身”。针对唯理论的谬误，科西克尖锐指出，唯理论夸大了理性的意义，将理性的“中介”作用抬高为创造作用。虽然理性思维具有独特的价值，没有理性思维，任何事物、任何领域都不能成为理论的研究对象，人类就无法把握事物和世界。问题的根本在于，深入研究人对世界的各种占有方式才是理性认识的应有之义，通过理性思维，使人类把握对世界各种占有方式的本性，更精确地再现种种占有方式的力度和科学性，并使这些科学的占有方式成为人的自觉意识。唯理论的问题在于贬低或者忽视认识的初始感性环节，只强调认识过程中的理性环节，把认识活动变成理性的唯我运动、自行发展的过程，走向了抽象的形而上学之途。

与唯理论相反，科西克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性地位。他指出，人类认识的所有成果及对客观世界的任何占有方式，都是实践的结果，它们都是以人类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各种认识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获得统一，相互中介和联系。他说道：“人所知觉到的东西总是多于视听器官提供给他的东西。”人类意识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为理论形式，或者说理性认识形式；另一种是前理论的整体性直觉形式，或者说感性认识形式，它的特点在于是对事物所处背景的表象性模糊直觉。科西克就这两种认识形式指出，“它们都以客观实践和对实在的精神-实践再现为基础，并在这上面达到统一”。脱离人的实践与创造性活动，二者就可能分离，走向歧途。

3．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论原则推进科学研究

科西克分析了研究方法与说明、叙述方法的区别以及与“从抽象到具体”方法论的关系。他把研究过程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详细地占有材料”阶段。要求把材料掌握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详细程度。第二步是分析阶段。要求分析事物或材料的“各种不同发展形态”。第三步是“探寻它们的内部联系”阶段。要求确定材料的发展中“不同形态的统一”。他认为，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研究的方法相区别”。研究必须先搜集丰富多样的材料，然后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之间的内部联系。如果不能先完成这种工作，下一步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但是，第一步一经做到，材料的生命一经观念地反映出来，看起来我们就好像是先验地处理一个结构了。可以看出，通过研究过程，人们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使现象具有了透明性、合理性和可理解性，达到了对事物、现实内在结构诸多规定性在思维中具体的再现。理性具体是事物全部规定性的统一整体，是一切矛盾的内在融合，体现了“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区别与非区别的统一、同一与非同一的统一”。然后，人们可以将事物诸多规定性的逻辑结构加以展示，对此进行叙述。可以说，理性具体是叙述的逻辑开端，它是新的必然性和矛盾展开的起点，叙述者只有从此点出发，才能将事物的规定性加以科学说明，也才能将事物在其必然的、内在的发展和展开中表现出来。所以，科西克指出：“阐释的方法不是渐进式的拆解，而是矛盾的展开、揭示和‘复杂化’，是事物在矛盾中的展开。”离开理性具体内在矛盾的逻辑展开，叙述就不可能成为对事物具体的科学阐释，就变成折中主义的杂陈，或者混乱的逻辑跳跃，形而上学的抽象化理解就代替了理性具体。

4．坚持“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原则，反对还原论

科西克认为，“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与还原论尖锐对立，还原论用僵死的观点、终极的观点看待实在的具体及其要素，把实在及其要素看作不可进一步还原的终极的东西，只要将各种现象还原为某种终极的东西，现象就得到了揭示。还原论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总是用两极对立视角看待个别与一般。根据还原论，要讲“统一”就是将个别统统简单归结和还原为一般。如此还原，客观实在蕴含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就被归结为若干基本要素，无限丰富的客观世界就成为某种不变实体的外在显现。按照还原论的逻辑看问题，丰富多彩的世界成为虚幻的魅影。因之，形而上学的还原论就不能合理地解释世界各种各样的新现象，也不能对新质产生进行科学解释。科西克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的思维辩证法与还原论完全不同。马克思主张，客观实在的实体与物质的运动相联系，“所谓的‘实体’，正是物的运动或运动着的物”, “人的‘实体’是客观活动，而不是人内部的某种动力化实体”。物质的运动与人的实践的发展相联系，历史个体实践的发展将自身展现为许多特定的阶段、形式以及方面，那么，人对实在的科学认识就不能简单地把其还原为某一种不依赖它们的东西，应该对其进行科学、客观的“现象的解释”，应该“展开并阐明其运动的各个阶段和方面，让它自己展示自己”，从而形成关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总而言之，“辩证法不是一种还原的方法，而是一种精神地、理智地再现社会的方法。它是在历史的人的客观活动基础上，展开和阐释社会现象的方法”。

科西克通过对“具体的辩证法”的陈述，把世界加以二重化，分为真实的具体存在世界和伪具体的世界；认为人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与世界有着无限丰富的关系；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官僚主义的滋生，人的实践成为异化的实践，社会出现了与人相对立并对其本质进行遮蔽的“伪具体”性客体，人的实存世界变为被异化物统治和遮蔽的“伪具体世界”；与此相适应，历史个体也变成抽象、异化的存在。他的“具体的辩证法”的目标是摧毁“伪具体世界”；其倡导的途径是诉诸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与辩证思维方法；他的展望是人类可以摧毁“伪具体”的遮蔽与统治，超越异化的现实生存状况，实现自身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还应该看到，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的立足点是社会历史的个体，并不是马克思所主张的整个社会历史主体——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他的理论分析不像马克思那样以社会的经济物质生活作为基础和途径，而是以早期卢卡奇所使用的异化杠杆分析法来为他的具体的辩证法助产。他沿用早期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的主观结构分析法；他关于“烦-操持-实践”（见《具体的辩证法》第二章）的逻辑分析把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糅合在一起，把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中心环节的“烦”作为对“伪具体”客体分析的必要逻辑环节，虽然体现了他的具体的辩证法理论的开放性与思维创造性，但有把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的嫌疑，陷入了主观心理主义批判的窠臼。科西克认为，“对人来说，经济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是烦”。他改造和提升了海德格尔的“烦”。他强调“烦”不是海德格尔所主张的心理状态，也不是某种消极的心境。“烦是经过主观转换的人的客观主体实在”，是社会“关系之网缠绕人的重重牵挂”。他认为，由于历史个体的人在其全部社会生存中总是陷入境况与关系的恢恢之网之中，而且这张缠绕人的恢恢之网作为实践功利世界强势地呈现在人的面前。作为历史个体的人怎能不“烦”？这里的“烦”与海德格尔的“此在”之“烦”有着显著的姻亲联系。海德格尔在谈到“此在”在世的基本状态时指出，“此在关于他自己的言说蕴涵于一切关于世界的言说中，一切烦忙着的交道同样也是一种对此在之存在的烦忙。我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与之打交道的那个东西，就是我所忙碌的那个东西……为此在而烦的烦，向来已经把存在置于烦（Sorge）中了”。虽然科西克认为自己的“烦”超出了心理状态，变为一种主体的客观存在，问题在于他讲的“主体实在”和“重重牵挂”连在一起，仍然凸显了“烦”的心绪不止，是一种新时期“此在”对异化物及其缠绕状态的焦虑表达。尽管“烦”和焦虑有着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意义，但其理论基础的格局比起马克思还是显得小了点。他的理论分析和论述经常在马克思、青年卢卡奇、海德格尔之间跳跃。这样的理论逻辑，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解放，而是伪具体世界的放大横亘。

当然，他对“具体的辩证法”的论述，特别是对真具体实在世界与伪具体世界的划分、对本质与现象关系的分析、对抽象与具体关系的论述都有一定的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有相一致的地方，值得肯定。